01
军官是军队政治机关的普通干部。 他们处于领导组织的最底层，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各种复杂的任务。 它们就像蜂巢里的工蜂一样，整天忙碌而专注。
1979年，我在燕尾警备区组织部任干事。 二月初，我们师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说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要把我调到那里，让我考虑一下，明天告诉他我的想法。
我惊叹了。 我在军区办公室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去过军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我调到那里呢？
我曾在步兵第5师直属营第1连当过战士，驻扎在胶东半岛东南部文登县海边。 1970年初烟台警备区具体位置，师部迁至烟台市，我团驻扎在福山县（现称福山区）濒临渤海的一个营区。
入伍后，我在连队担任战士、班长。 后来我升任排长、副指导员，并在团政治室担任通讯记者。 1976年10月调到师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 1978年初，我师与驻威海市的卫戍第四师合并，组建军级部队，名为燕威警备区。 我和组织部另外两名同志从组织部调到燕尾警备区组织部。
那时我对大军区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它是军级单位的上级，野战军和省军区都在它的管辖之下。 当时全国有北京、沉阳、济南、武汉、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成都、兰州、乌鲁木齐等11个主要军区。 1985年，武汉、福州、昆明、乌鲁木齐军区进行精简重组，保留7个军区。 。 军区以省会城市命名。 听说有一位在山东省军区工作的干部调到了济南军区。 他的父亲写信询问他，将省军区的职责下放到市军区是否有错误。
我从心底里不想去。 主要原因是我在部队呆了很多年，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对老部队也有很多感情。 另外，烟台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海滨城市。 以后转行以后留在这里也不错。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主任办公室，对主任说：“我不想离开这里，请主任向军区汇报。”
李主任抽了两口烟，示意我坐下。 或许是因为长期为机关写材料，李主任烟瘾很大。 他经常抽一根接一根的烟，右手两根手指的前半部分都被熏黄了。 他抽的是“红金”牌，2毛2毛钱一盒，是胶东普通农村干部抽的。 当时烟台的好烟是青岛产的大前门、琥珀、宏图。 一盒售价40至50美分，由团级以上领导抽。 李主任虽然是专职部队队员，但他的家庭却是农村人。 他的父母身体不好，他有两个孩子。 他的家人失业，经济困难。 当时给领导送礼还不流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李处长咳了两声，说道：“军区那么多军师级单位，选一个小军官还不容易吗？有多少人想去却去不了，你就很难了。”想去，但你不想去。” 理解。”
我说：“我有胃病，经常胃痛，上个月做了钡餐透视，说是十二指肠溃疡，胃粘膜充血，我有医院的检查报告，可以发给他们看。”看看。”
“这什么借口？你没听说过十个人九有胃病吗？我胃病二十多年了，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但恐怕不会有。”说到底，还是个人要服从组织，下级要服从上级。”
李处长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你还年轻，不懂。一级是一级的权限，一级是一级的级别。大军区属于高层领导的组织，不是我们这里能比的，你以后的发展道路会更广阔，基于部门的需要，我不想要。我是想让你离开，但我不能让现在的工作影响你的发展前景。”
我不完全明白他说的话。 但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我好。
李主任名叫李福民，山东省济宁地区鱼台县人。 1959年入伍，曾在军区组织部工作十余年。 燕尾卫戍区成立后，他出任组织主任。
（老导演李福民）
（老导演李福民夫妇）
李主任又高又瘦，沉默寡言。 他看问题很深刻，思考问题很有逻辑。 一接触他，你就能感觉到他和大机构经验丰富的人不一样。 他为人非常正直，在领导面前总是不卑不亢。 我从未见过他当面赞扬领导、奉承领导。 在工作中他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 他外出时总是说下属工作多么出色，多么能吃苦，多么有能力。 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千方百计向上级推荐自己的下属。 当机关工作出现问题时，责任就归咎于上级。 有的领导常常把责任推给下属，在上级面前严厉批评下属，与自己保持距离，做手势向上级示好。 但李主任却完全相反。 他甚至说，有些事情他自己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做错了，说自己没有做好检查工作。他为下属承担责任，为下属遮风挡雨。 后升任该师副政委，并辞去副师长职务。 他经常腹痛，面色发黄。 他说是胃病，吃点药就可以了。 后来被诊断为肝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 当时，他住在烟台一家部队医院。 军队领导表示会想办法将他转往北京301医院救治。 他说：“如果我不去，对这个病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不要让军队花那么多钱用于不公正的治疗。” 两个多月后他就去世了，去世时年仅58岁。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沉重和悲伤。
后来我才知道，是李主任推荐我去军区办公室的。 军区组织部党务科张副科长来调研表示，我们汇报的基层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材料写得很好。 当问到是谁写的时，李主任说是我写的，还说了很多我的好话。 ，建议我调到军区去。
我让他跟军区说他不想去，他什么也没说。
02
军区机关规模比较大。 政治部干部人数最少，有二三百人。 军区长官和司政邮局都在一个大院内，办公楼多为二层红砖红瓦小楼。
军区办事处正门朝北，比我师办事处正门小。 门前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不宽也不长。 对面是后勤部宿舍。
1955年成立大军区，1956年建成军区办公大院，这座大门和办公楼二十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尤其是朴素的北门与军大院不太契合。 曾有一位酋长提议重建一座雄伟庄严的城门，但最终没有动摇。
机关里有的老同志说，这门不能动！ 别看它的外表很小，但是却非常有威望。 四位总参谋长和几位军委副主席从这扇门里走了出来。 此门若变，就难说了。 这是否就是门不动的原因，无从考证。 其实，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老领导都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吃惯了苦。 他们觉得如果不计较排场就很好了。
我调到的单位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 当时，军区政治部共有11个二级部级单位（含军区报社），均为师级。 每个部门下辖若干个部门（团级）。
我报名那年，军区机关的“师”都叫“科”，但一年多后才改为师。 全军改变了这一点。 以前，总部二级部门以下的业务部门称为“部”，而军区只能称为低一级的“部”。 后来，总部“部”改为“局”，军区“处”改为“部”。 为了描述方便，下面我们将其称为“地点”。
当时组织部下设四个处。 我们党务办公室主要负责全区党委队伍建设、党支部建设、党员发展、党课教育等工作。 后来我们还增加了基层工作。 我们办公室共有6人，没有主任。 两名副主任暂时主持工作。
马副局长是淄博市周村人，1960年入伍，曾任内厂山要塞区（军级单位）党委书记。 他从团政治部主任职务调到军区。 他对组织工作非常熟悉，无论是机关工作还是基层工作都有丰富的经验，在工作中对自己要求很高。 严格的。 担任师长几年后，升任青岛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青岛市委常委、政委。
（老导演马立志）
（老导演马立志和家人）
张副主任是河南省范县人，1959年入伍，原在某师组织科，1969年调到军区组织部，思想水平、文字水平都比较高。高的。 他经常参与军区、政治部重要材料的起草。 他可以说是军区党委首长“有文学、有胆识”小组的成员之一。 1970年代初期，他在山东省委组织部（当时称组织组）担任军事代表，参与起草省委一些重要文件和材料。 同志们一起工作过，彼此非常熟悉。 后从副教师转行，历任山东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山东省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老导演张鹤猛夫妇）
张鹤猛主任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敬合影
我向副主任办公室汇报了。 马副主任和张副主任给我明确了具体分工后，提出了一些要求。 张副主任说：“军区机关的工作和下级差不多，无非是‘做文件、开会、做事’。” 基本要求是“快、准、细、严”。 虽然下级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军区机构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严格，出现问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强调严谨细致的同时，两位副局长谈到了以往机构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业务任务，就是承担军级单位党委成员的审批工作。 军级单位党委成员（包括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的组成和增补，须先报我办公室。 我们将整理提交军区政治部或军区常委会研究，研究通过后予以批准。 几年前，在审批军级单位时，我漏掉了一个人。 这个单位的领导以为军区已经查出这个干部的毛病了，把他拿下来了。 听了这话，我压力很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单位领导打电话询问，进一步查证，发现该机构在写批文时漏写了。 还有一次，该机构在准备某军区负责人讲话材料时，装订时装订页码错误，将首页钉在了背面。 当头在看稿子的时候，突然无法连接了。 他随意想了两个句子来连接它们，然后读了一页。 然后之前的页面又出现了，酋长就再也无法连接了。 他把稿子扔在桌子上，严厉批评了该机构的工作作风。
我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然而，投入工作后，出现了一些令人痛苦的错误。
报到几个月后，部长对部队进行了考察，并抽调了有关部门的几名同志随行。 由于其他官员的级别都比较高，所以主任让我在参加调查的同时，兼顾部长的服务工作。 根据编制，军区二级部长不具备专职秘书资格。 部里有一个行政秘书，负责一切行政事务，不过这次他没有下来。
调查结束前一天，部长表示明天一早给司领导班子听课，午饭后回来做好相关准备。 晚上，我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加班整理部长讲话的材料（因为我们部长是机关大笔，他从来不需要写讲话稿，他只需要提供材料） 。 第二天早上我参加了会议。 午饭前，我去付饭钱，把部长的衣服、书籍等整理好，装进盒子里，提前放到汽车后备箱里，这样吃完饭就可以直接上车。 。
吃完午饭，我们就准备上车返程了。 部长在招待所大厅与师长政委交谈了一会儿。 师长政委和班组同志在车旁站成一排，向部长行礼，并多次对部长的指导表示感谢。 部长与大家一一握手，并对大家表示欢迎。 连接。 部长坐上车后，师长不断挥手说道：“欢迎部长再次光临！”
司机发动了两次车子，看了看仪表盘，说道：“不行，车子快没油了。”
师长在车外不停地挥手说“再见”。 我们打开车门下车，请司机开车去加油。
大家都很尴尬！ 再次告别和欢迎后，我再次下了车。 每个人都必须站在那里等待司机加油回来。
部长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我非常自责，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一切都是我的疏忽造成的。 部长已经吩咐他做好相关准备。 距离回到机关还有五六百公里。 他为什么没有想到问问司机车里油够不够，催促他提前加满呢？
很快，军区召开了经验交流会。 军区首长要在会上讲话，总部派人参加。 我加入了会务组，和其他部门的一位同志一起负责现场保障工作。 我们仔细检查了场馆布局、保安、灯光电路、音响效果等。
没想到，军区长讲话不到五分钟，突然停电，会议中断了三十多分钟。 首长非常生气，提出严厉批评。 此次停电面积较大，是供电部门的过错。 起初我们感到很委屈。 后来经过检查和反思，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够细致、不周到。 如果我们提前准备一台小型发电机，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了。 此后，每次召开重大会议，我们除了与当地供电部门协调外，还通知后勤部门准备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
机构内分工比较细，有些任务相互交叉。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
有一次，我接到总政治部组织部党务局的电话，说要编写学习贯彻《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原则》的党课教材，出版一本书，出版解放军报上，给我们军师一个题目就是“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当时纪检部尚未成立，负责纪检工作的纪检办公室（当时称纪检科）隶属于组织部管辖。 从党的教科书上看，这个事情应该由我们党务办公室来处理； 从内容上看，应该由纪检部门处理。
当时我们副主任不在家，我就把电话记录汇报给了分管的副主任。 副部长给纪检办公室做了指示，我就把电话记录和副部长的指示交给了纪检办公室。 他们接受了并同意由他们来写。
第二天，宣传部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总政治部宣传部也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参加编写。 我把这个情况向副部长汇报了。 考虑到涉及到两个二级部门，副部长让我写一份“阅览请求”，提交给军区政治部负责人。 他建议由政治部统一组织人员编写。 因为《请阅书》的格式规定下面必须写上报送单位和主办单位，所以我只好填写党务办公室和我自己的名字。
政治部负责人批复后，我把批复文件发给纪委办公室，让他们按照指示会同宣传部一起编写。 纪检部主任看着政治部领导的批复，不高兴地说：“既然你们部门是组织者，你是组织者，那就由你来写吧，我们不会写。”写下来。”
然后，他把经副部长批准的总务部电话记录交给了我。
我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科室的同志抱怨我接了纪检组的工作，就是来找麻烦的。 部门领导听说后，都不太满意。 随后，我部门领导出面向纪检部主任进行解释，纪检部再次接受了任务。
我感到委屈和困惑。
后来我总结反思，认识到自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接到总局电话后，应该先向部门领导汇报。 如果部门领导不在家，可以打电话汇报，但不能绕过他们直接向副部长汇报； 另一个是，既然副部长已经批示让纪委办公室处理了。 宣传部来协调的时候，应该让他们去纪委办公室，而不是自己向副部长汇报，更不能自己写“请示审查”。 我确实是出于好意。 我只是想不耽误我的工作并尽快完成。 我没有考虑分工和程序问题。 事情办得不好，反而引发了很多负面问题。 这让我认识到，在大组织工作时，热情越高越好。 太主动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必须把握好自己的身份、立场和分工。 这是为了守住界限！
组织部设有值班室，由各部门轮流值班。 一天中午，我在组织部值班时，接到总务部组织部的电话，说我军区提交的建议中央军委授予孙家进荣誉称号的报告已收到。 军委领导亲眼目睹了他的英雄事迹，并给予充分肯定。 ，下一步是提交会议研究。
孙家进是某警备区某团一连副班长。 在组织民兵投掷实弹时，一名女民兵因紧张，将未拉弦的手榴弹扔到两三米外。 孙家进赶忙捡起手榴弹，解除了险情。 爆炸后，他救下女民兵，壮烈牺牲。 军区向总政治部汇报了孙家进的英雄事迹，建议军委授予孙家进荣誉称号。
我整理了总政组织部的电话记录，因为我们刚吃过午饭，领导在休息，所以我准备下午上班时间向总政组织部领导汇报。 这时，某警备区负责总结宣传孙家进事迹的军官给我打来电话。 他是我的同胞和朋友，我和他经常保持联系。 他在电话里聊了一些家庭和工作的事情，顺便聊了聊他们最近对孙家进英雄事迹的总结。 对了，我在总政组织部电话里提到了几件事，说明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军委总部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幸的是，我们组织部的副部长正好在某个驻地进行调研，而那位军官正好和副部长在一起。 他不小心把我在电话里告诉他的事情告诉了副主任。
军委总部表彰军区汇报的先进典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按照程序，首先要向副部长、部长汇报，然后向政治部领导和军区负责人汇报，然后按照首长的指示通知部队。 但这些手续都没有完成。 原来是下面部队的一个军官先知道了这件事，我就打电话告诉他。 这是一个严重的工作纪律问题。
副部长很生气，赶紧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向领导汇报，直接向下面的部队汇报？
我无法解释，知道自己说得太随意了，于是我不断地反思：“我错了！我错了！”。
副部长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 他回来后，没有再批评我，也没有告诉我们部门的领导，更没有向其他人提起这件事。 但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把这件事记在了日记里。 我吸取了两个教训：一是以后和朋友聊天时不要谈论工作；二是以后和朋友聊天时不要谈论工作。 二是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和程序，决不说超越原则和程序的话。 。
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是我们部门的高级官员陆建兴。 1938年出生，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 不知道当时的政策是什么。 在山东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两年后，他应征入伍。 一入伍，他就当了干部，来到了军区组织部。 1961年进入组织部，工作了18年。 他在担任军官期间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由于技术好，他曾被调到上级部门协助工作。 他视野开阔，看事情透彻。 听他的谈话，你常常有一种顿悟和启迪之感。
卢主任提出换工作，说自己年纪大了，进步不大，再呆下去会影响部门的工作。 临行前，我请卢主任给我指出在机关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他和我谈了很多他发自内心的见解。
他说：要在大机构站稳脚跟，严谨细致是第一素质，多做少说是基本品格； 机关工作无小事，针尖大的窟窿就能露出大打出手的风声。 凡事都要有依据，没有证据。 如果找不到证据，先推迟行动； 每个人都是有积极性的，如果自己的积极性太高，就会和别人的积极性发生冲突，对自己的工作不利，还会伤害人际关系； 按照流程可以少犯错误，犯错误会有人为你承担责任；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两种，一是播撒别人的责任，二是越级请示、汇报等。
这些都是真实的见解。 有些话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 因为人生的很多道理只有在碰壁之后才能明白。
卢警官转行退休后，干得很好。 他的女婿后来成了我的战友，担任过某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某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局长。
年底，我回顾了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和老同志的指导，给自己定下了6条规则：
（1）建立记事本，随时记下领导布置的任务，完成后将每一项划掉。 领导者分配的每任任务都必须完成和回答。
（2）必须反复检查您处理的每项工作，努力争取卓越，并确保犯下零错误。
（3）您必须记住有关您自己的劳动业务和负责工作的业务部门的政策和法规，以便您可以清楚地理解所有内容，并且永远不要提出问题。
（4）根据劳动分司执行责任，根据程序采取行动，不要越越过任何越位。
（5）请注意您所说的话，请确保您的言语是合法的且有充分的。
（6）每天晚上保留日记，总结和反思，然后反思自己。
尽管不能说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但它们已经始终如一地实施。 例如，提取“政治工作法规”，“军事党委员会工作的法规”的主要规定，以及“军事党分支机构工作的法规”，这些规定与他们自己的商业工作密切相关，并反复背诵它们。 党委员会，基层党组织烟台警备区具体位置，干部党员和该地区的士兵党员的人数，结构，分配等也记录在笔记本中，并牢记。 每当领导者要求时，他都可以及时回答。 我反复检查并校对了我处理的官方文件和材料，多年来，我的错误或遗漏并没有。
我认为很难保证一个人在工作中取得多大的成功，但他可以犯更少的错误。 很难确保一个人能走多远，但他可以犯更少的错误。 这一切都需要严格。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不移并继续前进！
（待续）
在晚上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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