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走访了深圳、东莞郊区的几个镇，都是3C电子轻工制造业的重镇。虽然之前报纸上已经有很多消息，但深入前线才能更好地理解肉眼可见的压抑。然而，萧条背后也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它们就像更大经济环境的缩影。以下是总结并与宏观趋势进行对比。
与外部需求相关的工厂，比如处理海外品牌需求的组装厂、零部件厂，就像沙漠中的泉水，成为最大的活力源泉。许多工厂甚至逆势投资增加设备。我遇到的相关老板几乎都在前十分钟内表示，千万不要相信海外市场陷入困境的报道。海外需求依然非常旺盛。还有人特别提到，即使在欧洲，媒体似乎也已经被我们这个行业彻底超越，濒临破产。可以感觉到需求的复苏，人们对新事物有强烈的渴望和兴趣。
研讨会上的眼见为实。从低价移动电源，到中价家用储能、户外储能，再到高价家用影音娱乐设备，装配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熙熙攘攘，大部分货物正在滚滚待运。 。一个仓库。
但盛况虽大，却仍暗藏隐忧。几乎所有老板都提到了在泰国和越南建厂的计划，有的已经开始实施。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目前的生产成本仍比国内高出20%，但这种微弱的差距一旦加上25%的关税，就变得难以区分。
与蓬勃发展的出口相比，过去处理内需的工厂正在不断撤退和萎缩。他们要么搬迁到大陆，要么倒闭。这不仅与国内需求萎缩有关，还与国内品牌过度竞争、降价适得其反有关。极度内卷化的后果就是工厂再也赚不到钱了。以前我总是声称自己年年赚不到钱，但我离开游戏时的身体是最诚实、最可信的。
过去，很多工厂为了维持现金流，愿意在盈亏边缘生产，但现在，随着最低社保金额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板想开门干脆关门。
我们的供应链文化中没有涨价的概念。除了年年降价之外，我们还会想尽办法降价。终端消费者也在降级。层层传导，增加了员工工资上涨的难度。
不只是老板要开放，员工也要开放。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一是，对于维持生产的工厂来说，即使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招人的难度也比往年更大。因为大量员工离开沿海省份，返回内陆。
老板们的反馈是，年轻员工普遍不想再工作，回去找简单的工作，工作成本低，生活轻松。
这和我之前在宏观数据中观察到的趋势是一致的（详见详情）。
尽管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至18%以上，尽管国家仍然鼓励制造业，但愿意进入该行业的青年工人数量却断崖式下降。
我完全能够理解年轻人的想法。疫情过后，人们似乎从一场大梦中惊醒，意识到继续这样做是没有未来的。他们只活一次（国外也有YOLO风潮），所以还是对自己宽松一点比较好。这是普遍心态的变化。
从经济金融角度看，东莞附近工厂普工的平均工资为每月6000至7000元，每年上涨100元左右。加上年终红包，一年的工资总额大概在8万到9万元左右。从国民收入来看，已经属于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以前，一个人吃饱，一家人无忧。
但即使有了技术经验的积累，工资涨到1万到1.2万元也太高了。这个水平不允许他们在海岸定居，更不用说组建家庭了。
八点八点的工厂生活对年轻人的身心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折磨。现代人在短视频中看到的多彩世界与流水线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人心无法抑制。
上述收入中，底薪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加班。因此，工人必须加班。如果他们不加班，他们就赚不到钱。这进一步让生活变得无趣。
相比之下，如果回到省内从事服务业，工资低，生活成本也低，可以住在家里，领取父母的补贴，在身体和健康方面显然要好一些。精神上的幸福。
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依然可以幸福地生活。请观看哔哩哔哩视频《交朋友的精灵》。但这也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
由于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企业需求与工人供给之间存在棘手的矛盾。当订单不稳定甚至下降时，许多工厂无法填补工人的饱和水平，工人就会离开。招聘和培训成本大幅上升，企业招人变得更加困难。当很多工厂都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任何一个工厂的工人都会吃不饱，都会选择离开。
订单减少后，出现了工厂招不到工人、工人吃不饱的双输局面。即使外需强劲，工厂也宁愿增加自动化设备或实行两班倒，对增加工人也极为谨慎，因为外需也有淡季和旺季，害怕人员流动率高。毕竟，内需仍然主导着劳动力市场。
这也是制造业的致命弱点。生产线一旦启动，对饱和生产的要求太高。
整合困难，并购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资金支持。
很多人会抱怨，为什么不给工人加薪呢？欧美制造业工人为何能享受完整福利？轻松的时间，我们不能吗？我也问过各位老板。
本质上，当地制造业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状态。你赚的是组织生产线的钱。更重要的是让一大群人沿着流水线走，跟着设备走，把事情交给管理能力指挥。组装起来。这里的价值大部分沉积在设备上，其次是组织管理，最后很少落在工人身上。但这就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宿命，因为工人必须随时可替换、可替换、可流动、可补充，所以必须避免对工人技能的深度投入和依赖。
高端制造、新生产力可以提高附加值，但不能改变分配。大部分利润仍将流向设备、专利和品牌。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类在整个生产中的价值会变得更小。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工资占总收入比重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
设备国产化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例如，在我参观的工厂中，除了SMT机等设备仍然使用日本产品以保持精度以满足欧美消费者的要求外，其他大部分设备基本上都是国产化的。但这种本地化不会让工人受益。连设备的生产都需要工人，整个产业链对工人的需求出现了净减少。
新生产力越发展，价值在人口中的分配就越不均匀。相反，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冗余。
这或许就是所有高收入国家最终都必须大力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原因，因为只有服务业才能增加人的价值，是主要的生产资料。
人们回流内陆省份，可以看作是经济的自发斗争，寻找自己的出路。因为当大部分人口回去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人们互相服务并满足需求。比如像杨哥这样的主播赚什么？是服务业的利润，但只是高度集中了线下门店导购的情感服务。
当物质产出过剩时，物质的边际成本被推向无限低的水平，人们对服务的需求显着增加。这时，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渐提高。因此，降低制造业比重，导致产业空心化是有风险的，但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理论上，整体蛋糕应该做大，服务业比重应该提高。即使在德国，服务业也占经济的70%。
但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最佳时机是总体需求上升的时候。一旦总需求下降，收入端就需要外部支持，才能形成正循环。
服务业的提高，归根结底是人的技能的提高和教育投入的提高。不仅是尖端顶尖人才的培养，泛服务业也需要更多具有可转移技能、自学能力和沟通能力的灵活人才。
但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培养出这样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