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十八年，在军营里，我像一个老黄牛一样努力工作。
1980年9月，我终于跨过当地高考的独木桥，登上从南京一路北上的火车，来到济南军区步兵学校第四队（机枪专业）学习军事指挥。
刚入学的时候，教官问我为什么从江苏丽水远道而来报考济南步兵学校。 我说：为国防事业献身，好人志向四方。 事实上，我担心自己考上家门口的南京脚步学校的机会不大。 上军校听起来不错（当军官就穿有四个口袋的衣服，士兵的制服有两个口袋），一来可以为贫困家庭省钱。 进入军校后，你就要参军了。 每月有六块钱的津贴，还有吃的、穿的、吃的。 此外，每年年底，当地政府还会给这个家庭发放100元左右的军属补助金。 当时，这笔钱足够两个人吃一整年了。
本来，组长把我当作重点培养对象，让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不幸的是，我的军事体能（单杠、双杠不能上下）跟不上，逐渐跌出了先进行列。
在军校，我看了人生第一部电视剧《敌营十八年（老版）》，这也是我把人生划分为十八年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队长姓刘（后来的学生大队副队长）。 他是溧阳庆丰（我奶奶娘家的隔壁村）人。 他是千里之外的纯正老乡，待人友善。 后来，我们大队来了一位蔡政委。 他身材高大、英俊、优雅。 以前我们相隔很远，但近年来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 最近读了政委的《我的人生路》，感慨万千。
1983年6月，我被分配到军校毕业，找到刘副队长，打开了后门，满足了我想看海的愿望。 来到威海荣成石岛，后来担任警卫排长等职务。
高贵的人。
老股票经理。 1985年，军队解除了100万士兵的武装，不幸的是我也被裁掉了。 后来，在团宣传科孙科长的照顾下，几经周折，他被调到烟台警备区后勤部政工科当科员。 如果没有孙局长，他的军旅生涯可能就结束了。
卢主任. 位于烟台警备区威海文登宋村的长阳农场场长名叫卢经纶。 老导演对我很好。 张长老说：永亮，你有什么困难就尽管问吧！ 老主任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鼓励和支持我，直到今天。
饶记者。 当时，他担任《解放军报》驻济南军区记者站。 有一次，饶记者去烟台采访，我陪同他。 几天后，我发展了关系，在饶记者的帮助下，我如愿被调到了济南军区军医学校。 随后，饶记者转回解放军报，逐渐不再联系。 联系越少，你就越不好意思联系我。 但我一直在想。
杨副主任。 在陆军医学院，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长江。 不管杨副局长后来当了多大的官，也不管他调到地方政府当什么部长，我都会尊称他为杨副局长。 杨副局长从外表上看就像一个政治干部。 他为人真诚，谦虚，没有架子。 杨副局长对我这个很有个性的人很宽容（我性格不温和，好恶分明。领导认可就昂着头完成任务；不动头就见面时会绕道）。 因为杨副主任，我在军校工作。 一定要精力充沛。 1997年杨副局长转行，次年我就跟随他到当地工作。
闪光。
一。 1990年夏天，我担任学生第三队副指导员。 第三队是全校模范队，集多项荣誉于一身。 学生们在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里。 晚自习时，如果离考试还有一段距离，大多数人都会大眼小眼地看着。 我会安静地坐在教室后面，时不时地走上讲台，读一篇优美的散文，读一篇议论文，或者背一首诗。 梁队长、郑副队长也默默支持。
两个。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老师。 199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现任烟台警备区政委是，成为济南军区军医学校中国革命史教师。 当老师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专心学习，不会受到人事关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或困扰。 1996年，随着香港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想人们会越来越关注它，何不围绕这个热点做点事情呢？ 我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对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全面回顾。 我还用白布用简单易用的放大方法制作了香港地图。 先是小范围地讲过，渐渐地就名气大了。 然后我邀请当地媒体宣传它，让它变得“出名”。
三。 1991年，我的文章《叔叔暖奶奶的床》发表在济南军区《先锋文学》上。 发表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挺有趣，就以爱人韩英的名义推荐到《读者文摘》。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位同志告诉我，《读者文摘》里有一位作家，名叫吴永亮。 那是你吗？ 我说可能是同名。 他说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腰带》。 我一听，就跑到校外的报刊亭一看，果然是我的。 那种激动的感觉仅次于收到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于是我几乎发了疯，从学校周围的报摊上把《读者文摘》全部“摘”了出来。
四。 1998年5月24日，参加全省军队干部调动直笔试，成绩名列前十名。 1998年5月30日，面试时，我的成绩为94.99，名列全省第一。 面试前，我认为面试问题很难把握，很难完美回答，但结论一定要独特。 前一天晚上，我一边构思、一边翻转、一边打磨，睡着了。 第二天，面试问题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我的回答自然不理想。 但为什么我能得到高分呢？ 让我告诉你，我的结束语非常出色：
作为一名军人，最高的礼仪就是军礼。 我的军旅生涯即将结束，我向考官和考官们致以最后的军礼。 说完，我郑重地拿起采访桌上的军帽牌，戴上，行了一个超标准的军礼。 当我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两位女考官的眼里闪烁着泪光，我知道我成功了。
最终我没花一分钱就到了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新闻期刊部工作。 从这一点来看，此次军事调动安排是相当严肃的。
五。 我用卖济南百货股票赚的钱装了一部电话。 从而实现楼上楼下的理想生活。 后来买了一台血压机挂在腰上，可惜一整天也没响几声。
痛点。
在我成为父亲三十九天后，父亲在无限的痛苦和依恋中因肺结核去世了。 当我赶回家时，父亲已经下葬了。 “乡愁就像一座矮小的坟墓，我在外面，我的父亲在里面。”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眼里没有泪水，心里一片苍白。 回家两天后，我从济南寄回来的两箱阿胶到了村上现任烟台警备区政委是，但父亲却再也吃不下去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梦想长大。 长大的目的无非是能够和大人一起坐在饭桌前吃吃喝喝。
一个人长大，不是18岁的成人礼，不是结婚成家，也不是成为父亲或母亲，而是失去父亲或母亲，那才是你真正长大的时候。 因为为你挡雨的屋顶已经倒塌，为你挡风的墙也倒塌了……
启示。
在十八年的兵役生涯中，我养成了遵守纪律、严格守时、遵令止令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服从意识。 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顶撞过上级。 这一部分是因为家里的“听话”教育，一部分是因为军营的影响。
服从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导致强烈的组织纪律感，但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怯懦、怯懦。 没有办法说清楚。
我从不抱怨军队。 这是一所特殊的大学，天为室，地为床，山水为教室。 因为没有大熔炉的锻造，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明天、后天。
我从济南腊山赶到海边，再从海边划船回到济南。 在此期间，我担任过很多职务。 可以说，我就是革命的一块砖，走到哪里，哪里需要。 也可以说是老黄牛了。 它可以向组织拉绳子的任何方向发展。
济南步兵学校是全男装，军医学校的主力是女子支队。 对比是巨大的。 在步兵学校，我们都渴望得一些小病。 小病只能去大队卫生室，大队卫生室只有一名男军医；小病只能去大队卫生室。 中度疾病就得去学校门诊，那里有女军医和女护士。 对于更严重的疾病，我们必须去医院。 从大山到106医院，天地广阔，很多战友都找到了亲人。 军医讲的是青春，不是娇弱。 男学生能做的事情，女学生也能做。 男队的领队要和女同学说话就得把门打开，还要喊几声才去宿舍楼，很有趣。 两所军校、两处风景，只隔着一座海拔百多米的山，值得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