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如果要评选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毫无疑问会榜上有名。从学术生涯来看，萨克斯是一位年纪并不算大的资深学者：他今年还不到70岁，但自冷战结束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世界学术和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对拉美和苏联进行重大改革的政策建议，他因此被称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这些改革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苏联和东欧整体的长期衰落让萨克斯在很多地方声名狼藉。
近年来，萨克斯以另一种身份出现，他积极关心世界贫穷国家的发展，尖锐批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这种态度让他在西方不受欢迎，但在国内网络上却屡屡走红。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张力，让人觉得萨克斯似乎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毁掉苏联和东欧经济、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人，变成了一个反抗美国霸权的人。
萨克斯真的变了吗？如果变了，原因又是什么？还是说萨克斯始终如一，是我们误解了萨克斯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其实，萨克斯的变与不变，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分子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反映了4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它给萨克斯那一代“后冷战”知识分子留下的痕迹。
从他标准的学术履历来看，萨克斯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和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两年后，他晋升为终身副教授，这在哈佛大学或其他任何美国大学都是极为罕见的。28岁时，萨克斯已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正教授。
在哈佛大学工作约20年后，他转投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该校最高级别教授，并长期领导地球研究所，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跨学科研究。他著述颇丰，涉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撰写了《贫困的终结》等影响广泛的著作。
《贫困的终结》封面
作为政策研究者和推动者，萨克斯更是传奇。他三十出头时曾受玻利维亚政府邀请，为控制通胀提供专家建议，据说颇有成效，并因此名声大噪。随后他又为波兰、巴西、苏联等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政策指导，领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担任多任联合国秘书长顾问。新冠疫情期间，他还担任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设立的新冠委员会主任，为全球摆脱疫情提供政策建议。
这些表面的光辉固然耀眼，但也有可能掩盖一些更为重要的思想轨迹。我们不妨回到萨克斯初成名的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才能明白萨克斯从何而来。
萨克斯进入学术界的20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一个充满政治、经济波动的时代，现在回头看，那是一个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的中间状态。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经济史上所谓的黄金时代，在政府积极干预、国有经济扩张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工资福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一总体发展趋势，在一些亚非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不仅是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研究的高峰期，也是社会主义等非传统资本主义模式受到大量关注甚至支持的时期。
这一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战后形成的曾经成功的混合经济模式陷入了困境，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下降，物价水平也不断上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似乎失去了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滞胀危机。西方国家应对这次滞胀危机的根本政策是对过去的政府干预和混合经济模式予以否定，转而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
这个席卷西方乃至全球的时代变革，自然构成了萨克斯以及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意识。萨克斯最早的一批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深刻危机上。萨克斯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力增长，挤压了资本的利润，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他还认为，英德等资本主义经济体未能顺利进行市场调控、抑制工人工资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有部门的扩张，助长了工资的上涨。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主义调控需求的政策自然是无用的，问题出在工资和利润方面，也就是供给方面。
萨克斯的结论并不特殊，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挤压是危机起点的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被主流自由主义和左翼、马克思主义学界广泛接受，但从不同立场的分析，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萨克斯的分析似乎指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以里根、撒切尔政府为代表，明确扶持资本、压制工人，希望通过恢复利润水平来提振资本信心，从而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
不过，如果因为这个研究出发点，就把萨克斯理解为众多站在资本一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一，那就不准确了。事实上，萨克斯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两种明显的张力，这使得他不同于一般的主流学者。
首先，虽然站在资本的角度谈论问题，但萨克斯对工人保留了一定的同情。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讨论英国撒切尔改革时，对撒切尔整体打击工人的政策表示怀疑。他反复强调，撒切尔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仍然造成了高达12%的失业率，这个代价或许是不值得的。
萨克斯的态度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并不典型，我想他或许确实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萨克斯的祖父母是从沙皇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裔，他们一家长期居住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那里也是美国20世纪繁荣的汽车城和工业中心。
和很多外国移民一样，萨克斯的祖父在洗衣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辛苦，工资低廉。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大萧条和随后的劳工运动。美国政府随后推动通过了《劳动关系法》，也就是所谓的“瓦格纳法案”，大大改善了普通工人的待遇。萨克斯祖父所在的洗衣行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的权力增强，工作条件和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
萨克斯的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逐渐成为密歇根乃至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劳工律师，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帮助密歇根产业工会联合会（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主要劳工工会组织）打诉讼开始的。
萨克斯的父亲后来长期担任密歇根州劳工联合会的律师，不仅帮助密歇根州工会赢得了几项重要判决，还在美国最高法院捍卫了公共部门工会收取会费的权利和密歇根州议会席位分配中的一人一票原则。2001年他去世后，《纽约时报》讣告称，他塑造了密歇根州的劳资关系原则。可以想象，萨克斯有如此明显的亲劳工家庭背景，对工会和工人怀有某种尊重和同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萨克斯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干预持开放态度，这一点与一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萨克斯在对东亚和拉美债务问题的比较研究中就指出，东亚和拉美同样存在相当可观的债务：与GDP相比，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前，韩国的债务水平甚至高于巴西。
而且，萨克斯还明确地对弗里德曼等保守派学者认为东亚经济是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典范，拉美国家的问题来自于政府干预的观点表达了批判态度。他指出，东亚经济绝不是自由放任的，政府引导和投资的权重高于拉美国家。萨克斯进一步判断，造成两国边界条件差异的真正原因是，东亚经济普遍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总有外汇流入，而拉美国家的政策并不是特别能够增加出口，因此外汇吃紧，因而双方在外债危机时的抗压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分析表明，萨克斯并非只是随大流，也不是盲目反对国家干预和管理，而是抱有更为现实的态度。
因此，萨克斯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同时，也保留了与新自由主义基本思想不一致的重要情感和态度。然而，萨克斯后来长期的学术和政治活动表明，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两种充满张力的倾向统一起来。这种统一的方式可以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世界观。
这种乌托邦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景。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虽然根本秩序被资本所主导，但劳动者依然能够得到良好（也就是黄金时代式的）的待遇和保护。而且，在这个世界里，国家之间没有等级制，甚至没有霸权，也没有必要。各国可以形成某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贫穷的国家也能够通过合理的产业战略获得发展。
这或许算是一种颇为理想主义的“世界是平的”设想。萨克斯正是在这样的大同世界前景下，以精英主义的视角调和了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因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短期的阵痛与牺牲，可以换来资本主义长远的健康发展，那么它还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变革。应该说，这种想法并非萨克斯独有。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东西方知识分子身上，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对乌托邦资本主义的向往，以及摆脱20世纪和“冷战”的渴望。换言之，“明天会更好”。
就这样，萨克斯开始了他的政策生涯。他的第一份政策顾问工作是在玻利维亚，当时该国正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一文不值。玻利维亚面临的问题是拉丁美洲的普遍问题：一方面，军政府长期执政，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巨大；另一方面，该国经济发展乏力，积累了大量外债，国内通货膨胀率高企。
萨克斯这个终日钻研的年轻经济学家，怎么会突然想出神奇的解决办法呢？他想出的解决方案，是他研究上世纪70年代危机时用过的思路，要从根源上降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同时政府要大幅削减开支，取消价格补贴，这就意味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需要放开。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种激进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但确实在控制物价方面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基本消除了通货膨胀。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持续进行，到 1990 年代末，玻利维亚政府甚至将全国所有饮用水私有化，并开始将水的所有权出售给国际资本。
这些国际投资者不仅立即提高了水价，就连普通民众也必须付费收集雨水。这一改革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雨水战争”，并导致政局不稳。出身贫寒的莫拉莱斯以反新自由主义的政纲赢得了选举。此后，玻利维亚开始明显偏离萨克斯当时引导的方向。
萨克斯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只是带着玻利维亚改革赋予他的执政天赋的光环，开始了他接下来影响更为深远的政策实验，其中包括在波兰、苏联等国实行休克疗法。所谓休克疗法，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废除整个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后迅速私有化、市场化，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发生长。
这自然充满幻想。然而波兰是一个非常适合萨克斯施展才华的地方。波兰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向西方金融体系借钱，80年代和拉美国家一样，面临巨大的外债压力。在萨克斯到来之前，波兰政府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推行了一些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出所料，这导致工人状况普遍恶化，而团结工会等反政府力量则借此壮大。由于此前改革带来的问题，波兰社会对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充满疑虑。
萨克斯在80年代末提出的方案是鼓励团结工会组建新政府，迅速完成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时协调并努力削减波兰巨额外债。波兰最终实施休克疗法，导致社会动荡，失业率急剧上升，虽然不值得炫耀，但最终比其他东欧国家好得多。
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波兰改革起步比较早，有较长的适应时间。另外，波兰与欧洲最发达经济体德国接壤，与西欧的整体经济交流比其他国家便捷得多，可以迅速利用西欧的投资和贸易。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面，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免除了波兰一半的债务，并大幅降低贷款利息。
二战后，欧洲只有两个国家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待遇，一个是马歇尔计划时期的德国，另一个是萨克斯改革时期的波兰。萨克斯当然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但更根本的因素或许还是冷战后期的政治考虑，因为西方国家公开表示希望波兰这个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能够成功。
如果说波兰的经济、政治甚至地理因素是其独特之处，那么后来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尤其是苏联，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些国家并没有陷入外债危机，因此即使在理论上，转型带来的收益也不明显。而且，与波兰相比，苏联距离西欧经济圈更远，融入难度更大。
更何况，西方对苏联转型的援助本身就相当有限，在萨克斯设想的快速转型之后，苏联地区经济普遍一落千丈，寿命直线下降。更为讽刺的是，萨克斯领导的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还卷入丑闻。两名哈佛教授利用自己的信息和地位，用美国官方项目资金为俄罗斯政府提供改革建议，同时让自己的家人在俄罗斯进行相应的投资，获取巨额利润。最终，丑闻导致哈佛关闭了该研究所，萨克斯辞职，并最终离开了自己长期就读和任教的大学。
当然，萨克斯本人与这些丑闻毫无关系，相反，他痛恨以权谋私。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有人说，我不可避免地更像一个道德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我不喜欢人们卷款潜逃。也许这就是血腥资本主义的现实，但我不喜欢。”在改革过程中，萨克斯呼吁西方向苏联和东欧伸出援手，特别是在转型后的艰难岁月。然而，这一次，他失望了，他的声誉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苏联东欧整体转型后，西方对树立波兰模式失去了兴趣，不再表现出太多善意。而且，让萨克斯至今感到痛心的是，西方食言了，不再遵守苏联末期达成的北约不东扩的协议，而是利用苏联东欧的虚弱不断扩张北约，最终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对峙。
在萨克斯眼中，20世纪80年代是真正建立资本主义和谐世界的良好时机。只要欧洲张开怀抱，把苏联和东欧纳入其中，人类就向前迈了一大步，新自由主义改革只是一种短期手段。除此之外，他对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太多真正的个人兴趣。但他没有意识到，和谐世界从来都不是资本的内在要求。
在80年代那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萨克斯与新自由主义时代达成了短暂的妥协。萨克斯的身份和理念恰好迎合了国际资本和本土精英的要求，因此他顺势而为。但萨克斯的乌托邦终究只是乌托邦。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乃至全球的盛行和露出獠牙，萨克斯的价值一落千丈，立场愈发不合群，他不再是那个在宣传中似乎一手推动历史车轮的明星知识分子。
如今，很多人早已从不同的角度走出了80年代，但萨克斯却像一块活化石，依然坚守着80年代那股对和谐世界的热情与向往。他曾花大量心思筹集资金帮助非洲普通民众摆脱艾滋病和疟疾，并在著作和演讲中严厉批判了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当美国发起贸易战，日益将矛头指向中国时，萨克斯也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指出美国行为的虚伪性及其对世界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在所谓新冷战的大潮中，西方主流知识分子中能像萨克斯一样站出来的，屈指可数。这种立场的结果是，他自己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即使在他合作多年的媒体上也是如此。
在萨克斯2022年的一次讲座上，我问他如何理解美国统治阶级破坏全球化格局乃至自身利润前景的动机。萨克斯认为，美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那些与帝国主义传统相关的精英阶层，坚持全方位统治的原则（而非单纯的利润问题），因此他们无法容忍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即使这个国家有接近美国的势头。
萨克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没有维护美国霸权的利益。一个国家的兴衰都是自然的，他不能接受以破坏的方式阻碍这一进程的企图。我想，这还是冷战后期痴迷于乌托邦资本主义的萨克斯。他亲自参与创造了这个“后冷战”时代，但因为理念一贯，他逐渐走向了与主流背道而驰。这恐怕是一种历史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