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看了最后一眼 700 平的大院子，接着告别了自己在新西兰的“家”，然后拎起行李，与丈夫和孩子一同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她出国已经 10 年了。在这 10 年里，她从青涩的留学生逐渐蜕变。如今的她有房有车，工作也很稳定，成为了“新纽村人”。她过上了别人都羡慕的舒适生活。即便如此，她还是毅然决定离开。
水哥一家移居加拿大将近 20 年，他们比刘璐更早开始回国的行程。为此，他投入了二十多万：航班多次改签，一家四口干脆购买 8 张机票，哪趟能飞就坐哪趟；匆忙给孩子安排的学校不理想，又为择校缴纳了 14 万“学费”……
水哥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在回到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他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次重生。
有不少像刘璐、水哥一样回流的人。在德国的陈乐，发现身边有一半的同胞都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英国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玛丽，也选择回到祖国来过日子。
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向往着不同的生活，有的人甚至怀揣着移民梦，远渡重洋，奔赴异国他乡。如今，这些人正排着队，踏上回国的路。
社媒平台上，热门移民国家的相关话题中，有很多滤镜破碎的声音。“移民回国”以及“反润”的话题热度一直在持续上升，其分享量已经突破了一万。
梦想照进现实之时，那些一直都在寻觅更为良好且更为舒适的生存环境的人们，经过一番辗转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中国人只是爱有滤镜的“自由生活”？
宁静古朴的街道，海港夜景装饰的落地窗，沾着热汗的球拍……这些都是陈乐挑选的“快乐碎片”，它们能够凑成一部欧洲生活松弛感的图鉴。
她按下了发送键，紧接着，那熟悉的红色数字便立刻开始跳动。国内的亲朋好友们纷纷赶来点赞，而评论区也很快被各种声音填满，有“你的日常是我的诗和远方”，还有“替我自由”等，这些都是令人艳羡的声音。
然而，陈乐有苦却无法诉说。这些娱乐活动看似惬意、悠闲，可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她抵抗抑郁所做出的努力罢了。
她到德国将近 10 年了。在这漫长的冬季里，她一直不能习惯连续几个星期都看不到太阳的阴雨天气。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暮色开始西垂，当她走在低矮的云层之下，一种仿佛被流放“宁古塔”般的感觉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为对抗“winter blue”（冬季抑郁），她将 30 天年假安排得很充实。她这样做只是为了找到一处阳光海滩来调理心情。在她家里，经常备有“人造太阳”以及毛绒玩具等摆设，以此营造温馨的氛围感。
在国内，运动和旅行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一种增添美好、使情况更完美的作用。然而在德国，它们却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她无奈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相比之下，生活在新西兰的王宥恺，其生活环境要好得多。
他初到新西兰，这里风景如画。他立刻被那里漫长的海岸线吸引，也被广袤的草场所吸引。随处可见的公园和湖畔，让他不禁感叹，每一帧都美得可以截下来当壁纸。
但景色再漂亮，终有看腻的那一天。最初的震撼消散之后，地广人稀所带来的孤独感开始涌现。尤其对于天生爱社交的北京人来说，找不到人聊天这件事，一直抓挠着他的心。
王宥恺说，大家居住的距离较远，无法像在国内那样时常去进行聚会以及串门。并且在国外，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较为强烈，要聚一次的话需要提前好几天进行预约，缺少了一些那种可以“说走就走”的爽快感觉。
加拿大的老移民水哥察觉到，将滤镜打破后的西式生活，未必适合中国人的身体特质。
他打完新冠疫苗后在家跳绳锻炼身体，突然心脏剧痛，接着双腿发软，最后瘫倒在地。
他努力支撑着站起身，接着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家庭医生一会儿说“我很关心您现在的状态”，一会儿又说“我已经清楚您的需求”，把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然而，最后给出的处理办法却是：情况很紧急，我们会帮您联系专科医生来进行处理。
转到专科医生那里后，上述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再询问看诊时间时，水哥都愣住了，因为排期约到了 3 个月之后。
如果当时我得的是心脏病，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水哥现在仍心有余悸，加拿大的公立医疗虽然是免费的，然而他从小就被灌输“人命关天”的理念，所以无法接受医生们那种淡然的态度。
独自在德国抗击新冠后遗症的莎莎，就差一点为此客死他乡。
那段时间，她连续两个月都失眠。她的视觉丧失了，味觉也丧失了。只要动作一大，她就会大汗淋漓。她询问医生自己为何睡不着，医生回答说“很多人都失眠”。她诉说眼睛不舒服，医生就让她“多眨眨眼”……
她将心电图以及检查单放置在桌面之上。医生快速地扫视了一眼这些东西后，便告知她：“各项指标都处于正常状态，不要在此处浪费时间了。”这使得她非常生气，连夜就预订了机票准备回国。
回国后，医生仅通过莎莎对症状的描述，就精准地指出了病灶的位置。莎莎服用几副中药后，失眠的症状就消失了。经过再调养 2 个疗程，她的身体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以前一直认为国内医院人特别多，门诊时几分钟的时间根本看不清楚。如今莎莎明白过来，国内那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医生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病例，在关键的时刻也就更加老练了。
她经历了这场大病之后，开始重新对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进行审视。当她这么一想，就察觉到，除了生活的底色存在差异之外，在职场上自己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融入进去过。
在海外职场“水土不服”，又错过祖国发展快车
时间剩下的不多了，要是不赶紧回答，你们就会输掉比赛。同事开始倒计时，然而莎莎却紧紧盯着答题板上的“Nativity”这个单词，用尽心思也思索不出它的涵义。
那是在团聚活动上的一个小游戏。她与亚裔同事组成了一队来完成挑战。她的英语水平已接近母语水平，原本以为能很轻松地应对。然而，没想到在第一关就被难住了。
最终揭晓了谜底，“Nativity”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诞生”。队员们一个个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莎莎也笑着鼓起了掌。然而，她心底却很不是滋味，心想：“明明知道我们不信教，却偏偏要考宗教相关的事件。”
类似的隔阂并非首次遇到。即便莎莎与本地人十分熟络，可依然会因为在他们谈论欧洲名人或民间段子时没能会心一笑，而屡次被提醒自己“外国人”的身份。
很多老外所熟知的常识，在我们的脑海中却没有储备。莎莎叹息着说，并且在非母语的环境里，无论是对话还是读写，都需要耗费脑容量去理解，这使得她常常觉得自己“变笨了”，甚至连升职的机会都很难争取到。
陈乐和莎莎一样，时常觉得自己与海外职场不太合拍。清楚地记得 DeepSeek 迅速走红之后，她满心欢喜地和德国同事谈起 AI 技术，然而对方一开口就给她泼了一盆冷水，问道：“这能确保我们的信息安全吗？”
陈乐的公司为确保数据安全，不仅不让 DeepSeek 在电脑上使用，连谷歌、GPT 也不准用。在国内朋友熟练训练 AI 的时候，她依然在钻研那些已经几年没更新的德国本地软件和网页。
老外的观念是，事情一旦做好了，最好就保持不变。陈乐刚入职从事数字营销工作，提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她想进行精准投放，可上司担心会有数据风险；她想更换一张海报，又害怕会伤害到客户的感情……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她只是每 2 周更新一次网页，每 3 个月发一次邮件。这些都是重复性的工作，做久了会让人觉得脑子生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她在这半年里居然没有做出任何创新的成果。
国内的同行情况是，业务模式花样繁多，行业黑话不断涌现。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天生有事业心的她受到了深深的打击。她觉得西方越来越像是原始社会，而东方却反而像是现代社会。
她之前能够继续干下去，是因为德国的工资高，工作少，福利好，能够做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且没有 35 岁的危机，一份工作可以干一辈子。
如今，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她所处的德国，其支柱性的汽车产业在电车转型的浪潮中落后了。大众等老牌车企纷纷举起大刀，开始实施“广进计划”。
欧洲裁员并不可怕，你能够获得丰厚的赔偿，然后可以躺平一两年。然而，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陈乐表示，产业的衰败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事情。
刘璐在新西兰与丈夫一起做植物学研究。每次走进实验室时，她都很难相信这里的情况。这里的办公室墙体斑驳且脱落，设备陈旧，就如同国内八九十年代的那样。用这里做出来的数据，其精度甚至都不够写进论文里。
他们的项目资金比硬件更为贫瘠。一个项目的资金仅有几万元人民币，并且还需要交纳高昂的管理费以及试验人工费，这样一来，留给科研的钱就少得可怜了。
刘璐的丈夫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后，资金就会彻底枯竭。因为资源要转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题。
她丈夫到中国开展一次交流后，便一直对中国难以忘怀。国内普通本科高校的实验室中心，各种基础仪器都具备，而且尖端设备也能见到不少；资金方面更是无需担忧，一个项目常常能达到百万，试剂的价格仅是新西兰的四分之一。
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他们在接到国内高校抛来的橄榄枝时，内心激动得不行。“不过得坦白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犹豫的。”刘璐表示，毕竟国内的那种卷的氛围，实在让人感到望而却步。
曾经的应许之地，变成想要逃离的“围城”
你们中国人需要休息吗？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群里还一直不停地发工作消息呢？刘璐被丈夫用满眼清澈且充满好奇的眼神盯着问，然后她认命地开始了新一轮的“科普”。
刘璐不知已经是第几次给他填平“认知差”了。夫妻俩双双回国内高校任职之后，她感觉自己变成了“幼师”。
新西兰土生土长的丈夫，在国内的语言和体制方面都不太适应。申请一个项目时，需要进行各种填表和报批的工作；和学生开组会时，彼此说着不同的语言。刘璐只能同时充当翻译和助手的角色，以便尽快帮助他适应这里的环境。
她安抚完丈夫之后，还得抽出时间来“哄”自己。在新西兰的时候，她能够居住在 400 多平方米的独栋别墅里。而回来之后，一家人却只能蜷缩在“水泥盒子”里，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
不过，刘璐有各种不适应。但她并不后悔回来。她认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只要按当下的最优解走就可以了。
玛丽遭遇了更大的冲击，在她看来，这些委屈与生命、财产安全相比，根本不值一提。2009 年她去英国留学，那时她万万没想到，当时被视为“应许之地”的伦敦，在十几年后会变成“法外之地”。
昨天我在威斯敏斯特区进行逛街这个行为，我的包被抢走了。我同事在晚上出来买一瓶酒的这一小段时间里，就遭遇了持刀抢劫。最开始的时候，她仅仅是从社交群的分享里，获取到了治安变得变差的这些迹象。
她很快就成为了亲历者。出差时住酒店，会遇到窗外上演枪战追击的情况；丢东西这件事更是经常发生，在最夸张的时候，半年之内，连续丢了两部手机。
玛丽心里对如此魔幻的乱象有预期。这几年政治经济问题在不断恶化，同时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带来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这些自然加剧了乱象的横生。
但理解和接受是不同的。提心吊胆的感觉极为折磨人。受够了的玛丽原本打算“脱英”前往其他欧美国家。然而，她咨询了一圈后发现，那个在“意林”中被描绘得美好的海外世界，正在集体坍塌。
水哥已入籍加拿大多年，现在正努力想恢复中国籍，对此他最有感触。他在创业投资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一直兢兢业业地熬年限，好不容易才申请下来加拿大籍，然而转眼间，凭借难民身份就能轻松获得。
进来之后，政府会安排住处。只要没有工作，每月就能领取五六千的救济款。并且如果生了孩子，还会有额外的生育和儿童福利补贴。
印度人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后，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孩子这件事上。在他们那里，一家有三个孩子或者五个孩子是很常见的情况。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即便一个月不干活，也能够获得每月 2 万的收入。水哥对此表达出了不满的情绪。
上面的面子得以保全，纳税人自然就会受苦。加拿大的收入税最高可达 46%，这意味着打工人一半的工资得用来交税；并且在购买东西时，除了要支付商品的价格，还得额外缴纳 13%的购物税。
收入被层层盘剥，并且安身立命的房产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当地法律明确规定，当租客交不起房租时，房东不可以把租客赶出去。这一规定使得当地出现了“租霸”横行的现象，即租客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不交房租而白住。
我朋友曾遭遇这样的情形，租客霸占着房子就是不归还。为此，他们打了半年的官司，历经诸多波折，最终耗费了一大笔钱才将房子收回来。每每提及此事，水哥都觉得极为荒谬。
自己辛苦地工作，勤勤恳恳地积累资产，到最后却都成为了别人的“嫁衣”，这已经让水哥难以承受了。而突如其来的大麻合法化这一事件，更是使得“逃离”变得极为紧迫。
参加个 party 很随意，可能就会吃到含有大麻的蛋糕和零食；自家房子里能闻到隔壁邻居的二手大麻气味；在学生当中，吸食大麻成为了“新式社交”方式……每天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水哥既担忧自己会受到影响，更害怕孩子受到不良影响而学坏。
得知可以通过香港的优才计划实现“曲线回国”这一情况后，他迅速决定举家迁回香港。之后，他打算等满 7 年，再重新成为中国人。
文中的刘璐、水哥、陈乐、玛丽、莎莎是化名，特此鸣谢博主永和陈、小朋友与大自然、萌德勒、飒飒.DE、有眼袋的北京大叔对本文提供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