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遭遇有组织、大规模的绑架、诈骗活动，且这种活动愈发猖獗，令人人神共愤。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9 日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和柬埔寨两国就达 22 万之多。我们认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或华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被绑架或被迫从事此类活动的。泰国警方发布报告称，每年大约有 7 万中国公民或者东南亚华人，通过各种人口买卖渠道被绑架并卖往缅甸。
这个数字十分触目惊心。22 万也好，每年 7 万也罢，都等同于现代社会中一场大规模战争所损失的人口数量。中国公民已然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群体。这应当引起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提出对策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需要进行反思：为什么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会成为最大受害对象，而不是韩国人、日本人、希腊人、阿根廷人呢？这种专门为中国人“打造”的恐怖生态到底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我们只有依据目前所暴露的一些线索去追溯根源，才能够找出合理的对策。
第一，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普罗大众成为诈骗恐怖的受害者。第一道防火墙崩塌的原因是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诈骗恐怖团伙在海外就能知晓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户等信息，还能洞察我们的商业购物和旅游行程。他们对我们日常信息的掌握，让我们很容易陷入诈骗情景，轻易陷入他们的话术圈套。
笔者一直自认为警惕性较强，然而有一回也陷入了这种诈骗话术。前年，某快递公司将笔者的一份包裹弄丢了，笔者正在进行投诉处理。过了两三天，笔者接到了一个区号为 025 的客服电话，对方自称是理赔员，接着让笔者进行人脸识别，以确认退赔转账事宜。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来短信提示，称这是一个海外诈骗电话。笔者当时感到很疑惑，他们是怎样获取这些信息的呢？
我们作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这种场景不仅体现在海外诈骗方面，还有数不清的国内诈骗也寄生在这个土壤上。你若去银行咨询过房贷，就会有无数小贷公司来骚扰；你若办理过工商注册，就会有无数财务记账公司来骚扰……由此可见，泄露我们信息的不只是商业平台公司，这方面是否应该追究责任呢？
第二， 电信、金融管理的漏洞。
中国的电信网络和金融网络是电信诈骗寄生的第二层土壤。就像笔者所经历的那样，境外打来的诈骗电话，是因为使用了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虚拟号，所以我们才放松了警惕。如果打来的是美国或印度的电话号，自然很可能就不会接听，这体现了我们电信企业在虚拟号运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新闻上屡次有大批国内 SIM 卡被成批走私到东南亚的情况。我们的 SIM 卡开户实行实名制，然而却能一下子开几万张卡，这让人疑惑是不是电信公司有内鬼。另外，诈骗资金的储存、流通、洗白使用的是人民币通道，这意味着也是我国银行的境内外网络，这反映出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问题。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比喻，诈骗集团与电信网络以及金融网络的关系如同毛与皮的关系。他们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国内的电信和金融网络这张“皮”。倘若这张“皮”不存在了，他们的诈骗活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那么，国内的电信和金融机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技术障碍呢？我并非专业人士，对此并不清楚，还需请教各位读者。
第三，青年就业和生存的困境。
我们从媒体曝光的受害案例中能够发现，诈骗园区的工作人员多数以高薪工作作诱饵将人骗过去。2019 年以后，这些拐骗行为的发生频率陡然升高。受害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即便在疫情期间边境封控极为严密，仍有不少人大量偷渡出去寻求财富。这表明青年人的就业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好。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缅甸诈骗绑架的恶闻大量且广泛地曝光之后，这种情况丝毫没有减少。依然有人怀着侥幸心理去寻找机会，就连小有名气的艺人王星也在其中。我们在谴责他们愚笨的同时，是否也能反映出社会上的一些深层问题呢？
第四，海外投资管理的困境。
除了缅北那些由本地武装割据势力经营的诈骗园区外，缅东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菲律宾帕赛等这些诈骗园区兴起了。这些诈骗园区的兴起都借助了中国海外投资扩张的便利。它们的创始人都是在中国内地土生土长的人，他们熟悉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会利用我们政策上的一些漏洞，并且充分借用国内数量庞大且惊人的资源，以达到个人非法的商业目的。
以目前最大的诈骗园区妙瓦底亚太新城为例。该项目的创始人是佘伦凯（又名佘智江），他生于湖南邵阳。年轻时，他曾前往广东、广西打工。之后，他流窜到菲律宾、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活动。2014 年，山东烟台地方法院认定其诈骗涉案金额达 2.98 亿美元。2017 年，佘伦凯启动了亚太新城投资项目。他将此项目包装成利国利民的工程。此项目先后获得了多家中资公司的实际支持。亚太国际集团的官方网站宣称缅甸项目已经累计投资 200 多亿美元。那么这些资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最终难道不是来自国内的那些被蒙骗的人吗？
亚太新城获得了某经济智库的支持与宣扬。佘伦凯本人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副会长。2022 年他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榜单，还被泰国警方抓捕。然而，关于他的亚太新城项目的赞美性报道至今仍在多家新闻网站上存在。
这些年笔者在北京目睹了许多政治骗子和商业骗子在兜售类似的海外项目。这些项目多数位于柬埔寨、所罗门群岛、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乌干达等国家。每个项目都宣称投资上千亿，被吹嘘具有重大的商业和政治价值。确实有不少退休高官和国企领导相信了这些，还为其站台。这些项目真的能够实施吗？谁能保证它们不会成为下一个戕害国人的妙瓦底呢？
我们需要建立海外投资审核和追责机制，要提高事前的警惕意识，也要提高事前的防范意识，这样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不会最终做了不利于人民利益的事情。
第五，对公民海外保护的缺失。
中国公民遭遇成规模的恐怖行为，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且没有缓解。这反映出我们在对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方面力度有所欠缺。尽管我们的外交部门一直很努力，但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我们对公民在海外的权益保护力度，需与国土和国家尊严同等重要。人民乃国家之本，国籍和护照是国家与公民间的一份契约。公民有热爱国家、纳税的义务，国家亦有保护公民在全球各地安危的义务。我们要动用所有力量来保卫公民的安全，绝不能容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第六，对于失败型国家的外交战略需要更新。
我们进一步研究后能够发现，在这些年里，发生大规模危害中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事件的地方，并非出现在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像日本、欧盟或者美加澳新这类国家），而是集中在那些失败型国家当中，尤其要指出的是，距离我们较近的东南亚的那些失败型国家。
这些国家长久以来无法构建出一个能够维持社会基本安定以及满足发展需求的秩序。它们反而变成了一个容纳了贩毒、诈骗、恐怖主义等各种不良行为的藏污纳垢之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积累了大量财富，而这些财富成为了这些邪恶势力所觊觎的对象。这就如同近代加勒比地区与欧洲关系的翻版一样。这些国家治理失败所产生的效应已经明显向外扩散，中国成为了最直接且最大的受害者。
当他们的治理出现失败且已经对中国人的安危产生影响时，我们是否还应当继续置之不理呢？就如同邻居在自家院墙内养鹰，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倘若这鹰不时飞到我们家里来偷鸡，我们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呢？
中国作为全球性强国，有对治理失败国家督促、引导重建秩序的“公共责任”。他们在保护中国公民权益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助纣为虐，那么中国是否应单独采取行动来解救中国公民呢？在国际上，这是有很多先例的。
综上，针对中国公民的大规模绑架、诈骗行为，这是由上述漏洞、困境或疏忽共同导致的一种“合成谬误”。只要在某个环节做好防范，就能够避免成千上万人受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在外交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要在内政治理方面下功夫，因为中国公民的境外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监管问题在海外的体现，要破解中国公民作为“完美受害者”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