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平
我以为我这辈子会修钟表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搞革命”。 我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已经休学一年半了。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下乡落户、到县城工厂、进城就业的第三代毕业生纷纷找到。 在家休养的我，避免下乡，被分配到街头分发。 谁能想到，这一待，转眼就持续了三年。 经过几次求助，终于在一家钟表公司找到了工作。
那是1969年底，钟表俱乐部隶属于当时的烟台市手工业联合会，即后来的区二轻局。 全称应该是烟台钟表眼镜修理合作社（后更名为烟台钟表修理厂）。 顾名思义，是一家修手表、修眼镜、修乐器、刻印章等的服务机构，门店遍布全城。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烟台有三个“最大”的公司：手表俱乐部、汽车修理店和服装公司。 据说他们是“最大的”，因为他们的商店遍布全城。 他们修理手表、修理自行车和裁缝衣服。 家家户户都需要这样便捷的服务，所以生意兴隆。
到工厂报到之前，我以为我的余生都会从事修理钟表的工作。 这对于当时身体虚弱的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进厂后，他被分配到冲压车间烟台钟表招聘，当冲压工。 这时他才知道，这家小手表公司居然有一家机械车间。 这家冲压车间当时主要生产簧片喇叭。 簧片音箱是当时烟台有线广播电台向千家万户提供的一种媒体工具，用于促进新闻广播和文化节目的收听。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条件，这应该是一项适合老百姓的便民举措。 而我，就是对这个簧片喇叭的骨盆进行冲压成型的操作者。 钟表社还设有制作铁三角的作坊，铁三角是当时通常用在木门、窗、桌椅上起固定作用的小物件。 这听起来与手表公司的业务无关，但这似乎是工厂为增加利润而开辟的新途径。 后来这种增收方式不断扩大，也锻炼了我们这些在车间工作的人。
冲压车间当时位于道树街附近。 那是一座三百多平方米的青瓦砖墙厂房。 很简单。 里面有大小冲床5台，还有剪板机一台。 我负责操作60吨大型冲床。 每隔几天，我们就会拉着一辆大托盘车，装载一块大热轧铁板，去烟台轧铜厂将其切成小铁板，然后带回车间进行进一步加工。 我在冲床的上下工作台上放置了一个特殊的模具并将其固定。 然后我把铁板经过几道工序冲孔拉伸成型，作为簧片喇叭的骨盆烟台钟表招聘，然后送到电镀厂进行镀锌处理。 这种情况每天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发生。
三天三夜不睡觉，我造出了一台万能铣床。
当了半年多的冲压工后，工厂新购置了一台C620普通车床。 出于好奇和动力，也想摆脱单调的冲压工作，我自告奋勇去学车床。 领导满足了我的愿望，派我和另一位女工韩玉华到皮革机械厂学习车床操作技术。 那时我在烟台工人文化宫宣传队当大提琴手，每天晚上都要在工人文化宫演出。 本来我应该三班倒跟大师学习，结果我只上了白班，成了三等老师。 值班师傅的徒弟。 我现在记不起大师的名字了，一位是牟大师，两位是刘大师。 我只跟每个大师学习了一个星期。
仅一个月后，该单位就接到了一批大板卡车车轴的加工工作。 厂里只有一台车床曲师傅，太忙了，领导就把我调回车间单独操作。 压力也是动力。 利用刚刚学到的操作知识，参考在书店买的几本机械加工书籍，我大胆地使用硬质合金刀头对挤压件进行高速车削，实现了加工表面的“三冲7”光洁度。 技术要求，从而大大提高加工速度，创造良好效益。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操作实践的丰富，我的技能也日益成熟和完善。
一段时间后，我们大概尝到了通过开源增加收入的好处。 为了增强我们的对外加工能力，厂领导决定开始自行制造57-3万能铣床。 我们在任务下获得了一个维护车间。 骨干是几个没有上过技术班的师傅。 我记得王明道、曲广民、刘师铎、曲雪乃、郭永利、苏云龙等。
铣床制造前期拿回外协件后，大家分工合作，密切配合。 他们辛苦了三天三夜，没有休息。 最终，57-3万能铣床组装完毕，试运行成功。 在我们当时简陋的维修车间里，只有少数师傅能够制造出如此完美的铣床。 大家互相祝贺，喜悦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三天的辛苦工作，我回到家就睡着了。 奶奶怕我冷，特地给我盛了一个热水滋子（一种烧制的瓷器容器，呈椭圆形，装满开水，冬天放在被子下取暖）。 由于极度困倦，我睡了一整天。 当我醒来时，我浑然不觉地发现左腿上出现了一个3厘米见方的大水泡。 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随着企业的发展，工厂先后新增了7120平面磨床、H62铣床、C616车床、摇臂钻床、工具磨床、小型摆动车床、自动车床等一系列设备。 我也被陆续派出去学习各种操作。 除了当地企业，我还参观了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聊城钟表厂，学习工具磨床、自动车床的操作。
1973年寒冷的冬天，工厂要开始生产机械量具和千分表，就派了几名工人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学习千分表制造技术。 我被分配学习刀具磨削，其他人则学习装配技术，有些人则学习模具制造。 到达哈尔滨的第一天，领导就宣布我们在路外的桃花街宾馆休息一天。 仗着年轻、有活力，我和室友翁国敬约好了去松花江上的太阳岛游览。
哈尔滨好冷啊！ 外面气温为零下28度。 我戴着棉质猴子，戴着口罩，小文戴着一顶蓬松的棉质帽子。 顶着刺骨的寒风和厚厚的雪，我们出门了。 口鼻呼出的热气从口罩上缘散发出来，骤然变冷，上下睫毛都冻住了，粘在一起，睁不开眼睛。 最后，我没办法，只能摘下面具。 这也是我这次哈尔滨之行的结果，改变了我冬天出门戴口罩的习惯。
我们踏着结冰的河水，走进太阳岛，浏览着半被冰雪覆盖的童话小屋，还在河岸的防洪纪念塔前拍照留念。 哈尔滨人说哈尔滨有三怪：车把朝外的自行车、不吃东西喝啤酒、长得像锅盖的大面包。 我们实际上在街头小摊买了一大块面包，回到酒店后尝了尝。 味道真的很好。 有四个大面包（大面包），我一口气吃了三个。
我很幸运能和这群能工巧匠一起工作
1975年，随着人们对手表的需求增长，工厂决定开始生产手表零件。 关键设备是自动车床。 于是，我一边陆续采购了10台自动车床，一边被派往聊城钟表厂学习自动车床的操作和编程。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我回到工作单位，投资建立了自动化车间，成为了自动车床的佼佼者。 先后生产表带环、摆轮轴、擒纵轴、上弦柄轴、洗衣机定时器柄轴等钟表零件，为钟表修理厂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1969年我入职时，工厂只有一台剪板机、四台冲床和一台老式车床，配有四英尺桥式起重机和皮带。 到1985年我离开钟表公司时，公司已经发展到拥有10台自动车床、3台普通车床、10台自动车床。 车床、两台铣床、平面磨床、工具磨床、各种钻床、小型摆动车床、热处理设备等，包括操作人员也从无到有，逐步培养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总而言之，除了那个时代的无私、团结、进取的精神之外，还有一点与大企业不同。 就是小企业没有那么多的规章制度。 与大企业不同，工人一旦从事某种工种，无特殊情况就无法工作。 它可能终生保持不变。 我们有机会接触多种类型的工作流程。 我们可以从车、铣、刨、钳等方面学习一切，个人技能也能得到提高。 这也是小表社给我最大的收获。
在钟表公司工作了16年，我见证了它从小到大的发展。 它生产相当多的产品。 除簧片扬声器、音响三角、半导体收音机扬声器、各种钟表零件、钟表零件、百分表、洗衣机定时器外，我们还组装生产了一批烟台牌手表。 钟表社虽小，但装备精良。 当年聚集了一批聪明勤劳的工匠。 能够和他们一起工作，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向他们学习，我真的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