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音乐社的由来与戏剧界的小新闻
文/付志坚
（一）烟台早期粉丝及票房
按照清朝的说法，凡游是指那些非职业的演员和其他艺人。 成为戏剧爱好者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戏剧爱好者。 观众只扮演主角，配角则全部由剧院的承销商扮演。 观众看戏不仅不赚钱，还得付钱。 从前台的鼓手、弦乐手，到后台的督导人员、行李箱、办公桌，都要一一奖励。 从排练到演出，要花很多钱。 烟台有着喜爱京剧的历史传统。 早在1915年，庆春堂（现广东街工人澡堂）就经常聚集京剧爱好者。 当时烟台的资本家和地主子弟经常到庆春堂沐浴，庆春堂成为他们嬉戏、玩耍、唱歌的娱乐场所。 后来，资本家郑某某（烟台香茅厂厂主）出资在庆春堂后面盖了几栋房屋，并购买了文武田地。 每逢春节或农村山区聚会时，邻近的富、牟两县经常来燕国邀请歌迷下乡演出。
烟台原来有十三个村，其中最大的就是张村、刘村。 每个村庄都有一些京剧爱好者。 其中，最活跃的村是大村、中村、小海洋村、旗山所村，还有以村为单位开展活动的同身村。 当时粉丝并没有统一的组织，都是自发地一起行动。 从此，烟台球迷逐渐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远近闻名。
在旧社会，要做一个鸽友，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时间。 粉丝大多是生活在农村的资本家和富绅的子弟。 他们学习戏曲的成本非常高。 他们自己花钱购买自己的服装，并聘请经验丰富的艺术家进行指导。 烟台英商仁德洋行中方工作人员特聘请北京老艺术家孙玉清来烟台教授戏曲，并支付食宿生活费。 当时孙先生已经50多岁了。 他曾为谭氏两代人扮演过李子老生（老生的主要配角），对谭派艺术颇有造诣。
歌迷朋友曲学海努力学习戏曲。 他在宾馆周围的墙上安装了大玻璃镜子，并穿上衣服和靴子进行练习。 解放后，他正式下海。
1932年，著名球迷徐焕章、门绥之、曹子谦经常在东华楼澡堂（即后来的新华池）三楼一起沐浴。 一次偶然的机会，东华大厦的经理牟某某也喜欢上了京剧。 起初，他们只是在一起做爱。 歌唱，后来发展为完整的锣鼓。 由于在澡堂里敲锣打鼓不方便，他们就在旗山所城东门外的姚家胡同租了四间房子，成立了烟台业余中国戏剧研究会，由徐焕章担任会长。 剧团成立后，经常为节日、救灾、团庆等义务演出。 所有演出费用均由剧团成员承担。
（二）烟台梨园行会
梨园行会是旧社会戏班的群众组织。 各大城市的艺术圈子里都有这样的组织。 烟台梨园行会成立于1927年，周信芳（又名佟其林）来烟台演出。 周信芳任总裁。 梨园会馆位于丹桂西街。 后来，张少甫担任院长。 行会的资金主要来源来自外地的著名演员，在离开前为慈善机构演出，所得收益都捐给了行会。
梨园公会在老石辉耀口中购买了一块义地。 艺人家中有人去世，就葬在九皇宫的义地。 当艺术家陷入困境时，歌剧院协会会提供经济支持。 仪狄建有庙宇“九皇宫”。 相传寺内供奉唐明帝。 寺内有“尊慧殿”、“载礼公书”。 “在里办公室”是戒烟戒酒的场所。 办公室里有家人。 如果你想加入办公室，必须由办公室里的人介绍。 加入后，必须遵守规则。 在研究所指定的日期，所有同事都喝茶。 如果不想参加而想喝酒抽烟，则称为“开幕式”。 解放后，梨园会更名为艺术救援会，栾辅臣任会长。
（三）烟台剧院的发展与老艺术家的经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成为各国通商口岸。 是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商港。 当时烟台总人口只有10万，主要戏院有三大戏院：一是丹桂戏院（现胜利戏院），是清末大连人（一说叶县人）张子鲁创办的。王朝。 因债务问题，剧院移交给烟台商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家族，商会委托肖兰亭负责。 第二个是瀛洲剧场烟台电影院一般多少钱，位于瀛洲街。 旧社会毁于火。 第三个是群贤剧场，后改为天贤剧场，后又改为福禄寿电影院。 1950年，我在福禄寿园旧址上组建了新新大剧院，后改名为人民剧院，并组建了人民剧团作为基地，主要邀请著名演员演出。 福禄寿迁往朝阳街，成为新中国电影院。
此外，还有中型剧场两个：一是大观园，后改为开明剧场，后改为吉祥剧场，解放后改为大众剧场。 “启蒙”时期，著名评剧演员西彩春、西彩莲曾在此演出。 另一家是演文明剧的金德会。 它的原址是潮州会馆。 解放后改为戏剧学校。 著名民间演员常宝琨（艺名“小蘑菇”）曾在这里表演相声。 还有四个小剧场：小舞台（唱京剧）、会友轩（唱六六戏）、海防英白夜市场剧院（表演地方戏）和北马路泉购物中心剧院（表演地方戏）。 这些剧院不卖票。 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们都会下台向观众收钱，不管他们想要多少钱。
还有两个野剧团，一个是双河剧团（剧团姓王，艺名华洪国），一个是永庆剧团（剧团团长杨和来）。 这两个剧团没有资格在剧院演出。 他们常年在农村地区的山区聚会中进行露天表演。 有时也在天后宫、玉皇顶、龙王庙唱许愿戏。 所谓“许愿戏”，就是当地的富贵人家，无论老少，生病了，到寺庙祈福许愿。 康复后，他们请剧团演出一部歌剧，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设施齐全的剧场是丹桂剧场。 对面楼层及庭院东西两层均设有包房。 每个包间可容纳十人以上。 楼下的水池里摆满了六张仙桌，总共四十多张桌子。 东西两层底部均设有马桶座，又称“啃槽帮”。
去剧院的观众被分为不同的阶层。 一些店长和老顾客没有买票就进来，在等票时记账。 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包括一个会计，在收票。 会计拿着毛笔和账本向人询问。 来某店看戏的人数记在账上，第二天就到某店取钱，给账上打了电话。
剧院关闭。 剧院关闭至年底。 演出结束的那天，演员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即女演员扮演老学生，老学生扮演花脸。 该剧从正月初一开始，观众去斗财神。 开始时，有武将出来，牵一只公鸡到台前，拧下鸡头，在台前、后把鸡放血。 然后介绍财神爷，最后出场的是吴财神，手里拿着金元宝，在舞台上跳舞。 吴财神一出现，观众就扔铜钱打吴财神，还专门用苹果、梨打吴财神的脸。 此时，戏院老板鞋帽穿戴整齐，正坐在水池中一排。 吴财神等到观众停止演奏，才拿着金元宝到观众席去寻找财神。 他看看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 突然他看到老板坐在水池里。 中间把元宝扔给老板，老板拿着元宝到会计室，会计打开钱箱，老板把元宝放进钱箱，并用红纸条封口，寓意吉祥如意，一年之内祝你好运。
烟台虽然是个小城市，但旧社会大大小小的戏院就有八九个，可见看戏的人相当多。 烟台的歌迷主要来自内江，非常重视唱歌。 当时，艺术家到烟台演出话剧，演出开始前，剧院老板必须带领主角参观各个机关、团体、海关、商会、售票处。 旧社会的艺术家被称为演员，没有政治地位。 他们都是下层人物。 他们受到歧视和侮辱，尤其是昆蛟。 这里有一些例子。
土军阀、土豪劣绅及其子弟如果有宴席或者音乐会，就得请坤角陪着喝酒或者打牌。 如果你去了，你会受到侮辱。 如果你不去，你就会倒霉。 有一次，坤娇得罪了一位海关官员。 她在烟台演出后准备前往天津。 那天下着小雨，所有的服装箱和戏院包厢都被运到了船的甲板上。 海关官员坚称影院包厢内有私人物品。 ，打开检查。 就算是坤蛟的哀求，也没有用。 结果我被迫打开箱子，衣服都湿透了，损失很大。 刘振年占领烟台时，他的副司令何一三是个酒鬼、好色之徒。 无论哪个戏院来坤教，都会羞辱他。 有一个姓张的昆娇，被他侮辱后，想纳她为妾。 据说，何某内部有人向张某举报了此事，她便秘密逃走。 日伪时期，有一个昆娇，名叫红彩霞，被鲁东道印张华南纳为小妾。 张的儿子名叫张友堂。 他仗着自己的权力横行无忌，无恶不作。 喝醉酒后，他经常到剧院后台辱骂昆蛟。 鲲娇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他拥抱了她，不肯放开她。 从此，他父亲的小老婆又被他霸占了。 她真的就像一只动物。
（四）烟台沦陷时期同人圈发展概况
1938年初，烟台沦陷，票房暂时崩溃。 后来，烟台业余中国戏剧研究会在剧迷许焕章、门绥智等人的倡议下改组。 日本和傀儡政府不允许自由结社。 为了保持面子，也方便登记备案，他们请我父亲当会长。 我父亲是一区的伪区长。 他既不会演奏音乐，也不会唱歌。 他主要是利用自己的权威作为背景。 俱乐部位于我父亲工作的区公所（即现区政协对面的小楼）楼下。
日伪时期，烟台有三个社团组织：业余国剧研究社、韵雅国剧社和国际社。 其中，除国际俱乐部是日商国际运输公司员工组织外，其余均为群众组织。 所有义演均为联合演出。
当时烟台球迷分为两大派系，即瞿家班和徐家班。 曲石以曲学海为首，徐石以徐焕章为首。 他们是烟台京剧爱好者中的领军人物，连鉴赏家都对他们的技艺赞不绝口。 他们也收了很多徒弟，其中不乏日后成名的。 解放后，正式加入专业剧团的一些高水平演员有曲学海、许焕章、郭圣廷、张金波、孙海涛、蒋振发等。 著名钢琴演奏家有贾贤斌、贾贤英、刘国栋等。
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后，俱乐部一度停办。 1947年10月，国民党占领烟台时，歌迷为他们表演了两次，一次为庆祝烟台解放，一次为警察局筹集福利金。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撤出烟台，一些专业演员和业余爱好者跟随加入国民党八军剧团。
（五）从同乐会到业余剧团
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我发起恢复烟台中国戏剧研究会，并向政府申请注册。 经市文教局审核批准，中国戏剧社更名为“同乐社”，地址设在福建会馆后厅（现为博物馆后院）。 罗正民受邀担任名誉会长。 我担任主席，李向武、蔡新水担任副主席，委员数名。 凡是热爱京剧的人，不分性别，都可以参加，每月只需交纳1元会员费。 当时参加的男女会员有100多人。 举办多场联合文艺宣传活动。 有一次，市委宣传部组织各文化馆、同乐会、大众剧团举办宣传活动，安排同乐会排演现场报社话剧《四季红》，共16场件。 大家举报我们只唱西皮二黄，怎么能唱歌曲呢？ 女成员表示，她不习惯穿着便装、化着妆在街上扭秧歌。 为了说服大家，我做了很多工作。 成员中不乏才华横溢的成员。 不到5天，《四季红》就排练完了。 演出向宣传部汇报，受到领导的表扬。 我们进行了街头巡演，公众反响很好。 1949年秋，同乐社为皖北水灾灾民举办了为期三天的义演。 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这次效益演出做好，对旧的演出习惯做了一些改革。 从主角到配角、配角、台前幕后，所有看戏的人都用上了，没有一个是从大众剧团借来的。 除了医院租金、剧场设备费和化妆费外，没有其他费用。 三天义演净盈新台币400万元，共捐赠棉衣80套。 这次义演后，许忠福市长批准将“同乐社”更名为“烟台市业余京剧团”，由我担任团长。 高杰主任亲自上门代表政府点名并赠送锦旗表示赞扬和鼓励。 此时，俱乐部已搬迁至象山街清和茶馆。 团队不断壮大，成员们精神抖擞。 1950年，烟台业余京剧团移交给工商联，由李向武、温宜三负责。 工商联买了一个影院包厢，搞得非常活跃。 不幸的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剧场包厢被烧毁，业余京剧团就此结束。
（6）为什么在烟台唱京剧很难？
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全国各城市的戏剧界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京剧在烟台不好唱，但烟台的粉丝很大。 依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京剧在烟台唱得不好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因为歌迷多，而是因为烟台的观众有欣赏京剧的传统，对京剧的评价相当高。 烟台的粉丝对艺人一向团结友好，没有任何不尊重。
旧社会有一个不好的风俗。 看戏时，观众有时会闹事、砸院子、吹口哨、发出奇怪的声音。 这样的观众只是个人，旧社会称他们为“怪物”。 解放后就没有了。 记得从前，有一个丑陋的男人，名叫杨思礼，从北京来，在丹桂剧院演出话剧《盘丝洞盗魂钟》。 他饰演猪八戒这个角色。 当唱完选定的部分时，观众欢迎他再唱另一部分，他对观众说：“我会模仿一只兔子，告诉你们听。” 由于他侮辱观众，引起观众愤怒，当场将茶壶、茶碗、椅子、板凳扔到舞台上。 杨思礼到后台不让他再演出，无奈离开烟台。
解放后，李永华在大众剧团演出烟台电影院一般多少钱，海报上写着：完整版《六国宰相》。 表演时，是从拜宰相开始的。 观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剧结束后，观众不肯离场，问道：海报上展示了整部剧，为什么不从头开始演呢？ 结果我们又重新玩了一遍，直到半夜才结束。
全国四大名旦旦中，除梅兰芳大师从未到烟台演出过（据烟台政协教科文卫体文史资料委员会研究，梅兰芳曾在烟台演出过） 1927年在烟台叶县），程砚秋、荀惠生等人也曾来过两三次，很受民间欢迎。 记得荀惠生在胜利剧场演出结束时，剧场外人山人海。 荀惠生走出影院，举手向众人致谢，一路走到新世界商场才上车。 尚晓云解放后第一次来城，在大光明演出，住的是交通宾馆。 一天下午，酒店门前聚集了很多人，等着见尚老板。 结果，尚却悄悄从接待门离开，辜负了众人的期望。
旧社会著名的花面金少山成名前就住在烟台。 他家境贫寒，因吸食鸦片而难以就医。 后来，烟台歌迷资助他前往上海，与梅兰芳演出《霸王别姬》，一鸣惊人，名满全国。 四大徐生等全国知名老学员、女演员都曾在烟台演出过，对烟台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生活习惯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购买了房产并定居在烟台。 比如黄保彦、王亚伦、方少川（方月明的父亲）、刘俊文。 定居延安的艺术家不下百人。 沉阳京剧团女主角陆东明、郑州京剧团男主角郭圣廷、天津京剧团女主角林玉梅均以工艺风格“索林包”进行表演。 烟台的观众评价三人，陆东明和郭圣霆更好，林玉梅唱得更好。 程派不在右宫。 如今，烟台热爱京剧的人大多是40、5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相对较少。
（2014北京京剧爱好者排行榜视频第二期）
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