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巴黎10月30日电 问：查万为何被誉为“全能”汉学家？
——独家专访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教授、中国学系主任吉喆
中新社记者 李阳
法国著名汉学家夏凡纳是世界上最早整理和研究敦煌和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他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的先驱，在西方汉学界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梳理和评价查万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教授、中国学系主任吉喆接受中新社“东西方提问”专访，详细介绍相关成果和Sawan研究的最新进展。
访谈实录总结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法国汉学界对查万的研究日益深入。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吉喆：法国汉学界最近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一些汉学家，不仅包括夏万，还包括格拉内、伯希和、梅斯特等人。法国汉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传统，很多学者都可以通过一定的传承脉络追溯到夏万。因此，讨论汉学史，自然要追本溯源。
沙万被马伯略誉为一位“全能”的汉学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湾学术工作中涉及到的一些课题难免会被遗忘，而学术的发展也必然会加深和丰富对一些经典课题的理解。因此，国际汉学界的许多师友，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希望能够系统地回顾现代汉学开始的关键时期，重新审视早期汉学家所关心的根本性问题。这可以为当前学者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确认研究课题的价值和研究策略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10月14日至15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兰西高等汉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夏万与法国现代汉学”学术研讨会，借法国汉学研究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重申查万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历史地位。与会学者重新解读了沙湾《泰山》、《史记概论》等重要著作，回顾了沙湾对中国艺术和道德的论述。我和一些学者也试图将沙湾置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 ，分析他与当代学者，特别是非汉学学者的对话。
“夏万与法国现代汉学”学术研讨会海报。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通过沙湾重新审视早期汉学家所关注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
季喆：在现代汉学开始之前，有一个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推动力的“前现代”汉学时期。传教士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图，对中国现象和材料的选择和分析有特定的立场。例如，传教士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佛教经典。然而，到了19世纪初期，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穆萨敏锐地注意到了汉传佛教典籍的历史价值，将汉传佛教置于中西跨文明对话的主题之中。印度。研究。可见，学院派汉学和传教士汉学的观察视角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说他们对“中国”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
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与梵文教席同时设立，标志着学术汉学制度化的开始。 1893年，沙文任第四任汉学教授。在他的努力下，汉学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科健全、主题丰富的研究领域，与埃及学、印度学等主要文明研究相竞争。 19世纪法国汉学的兴起与近代西方历史观、世界观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后，西方学术界开始尝试通过理性建立人类文明的整体观，中华文明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汉学有一个根本问题的话，那就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在不同时空、不同主题下的复杂关系。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评价沙湾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
吉喆：更准确地说，沙湾是现代汉学的奠基人。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的设立标志着学术汉学的制度化。然而，查万之前的三位教授，从雷穆萨到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再到圣丹尼斯侯爵，对汉学都缺乏系统的规划，主要以语言为中心。从文学开始。沙湾与以前的学者完全不同。首先，他将汉学与当时流行的埃及学、亚述学等同起来，并指出应从全面审视文明多样性的角度来提高汉学的地位。他阐明了汉学的学术抱负，塑造了汉学的自我意识。其次，他从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新兴学科中汲取营养，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研究中。他还在分析和阐释方法上为后人提供了基本范式，使汉学更加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长为一门融合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第三，他是法国第一代将文本研究与田野工作结合起来的汉学家。曾两次赴华学习考察。在他之后，田野考察成为汉学家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和科研经历。第四，沙湾知古知今。除了金石学、文字学等领域外，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他目前的一些评论和演讲拓宽了传统汉学的含义，包含了有关中国的信息。将知识引入西方公共领域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中新社记者：你们目前正在推动沙湾作品的翻译工作。您的出版计划是什么？
吉喆：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我主持了“法国汉学经典翻译系列”，旨在系统翻译和介绍查万以来已故法国汉学家的重要著作。译者和校对者均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专家学者的每一篇翻译都附有基于研究的介绍。
出版的第一卷是赵秉祥教授翻译的格兰蒂恩的代表作《中国古代节庆歌谣》。我们最近推出了沙湾的经典著作《泰山》。虽然这本书在学术界经常被提及，但由于它很长时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国内很多学者只能通过二手资料间接了解它。此次翻译，我有幸邀请了两位宗教史学家秦国帅博士和雷阳博士来承担翻译工作。还请了熟悉《泰山》文献的周莹教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特别是对沙万的引文进行了详细的审查。核心与补充。该书的整个翻译和校对过程历时十年。
沙湾著作《泰山》中译本封面。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们还将出版沙万的遗作《摸龙》。 “摸龙”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道教仪式，目前已发现不少考古文物。沙万是第一个注意到“扔龙”现象的汉学家。目前，该书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译者为吴能昌博士，即将发布。
“泰山”和“头龙”都涉及中国古代的官方祭祀，与“山水”密切相关。它们体现了沙湾对中国古代神圣地理学的开创性贡献。不仅适合对汉学、宗教感兴趣的读者，历史、山地历史、古典民间艺术等相关领域的读者也可以参考。
此外，沙万《史记》研究及其时评、书评选集也将陆续翻译出版。
中新社记者：沙湾非常重视的一项汉学研究是《史记》的翻译。沙湾翻译《史记》有何特点？他对中国历史有何看法？
季喆：1889年至1893年沙万首次访华期间，完成了第一部《史记》全文的翻译。该手稿现藏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为了翻译《史记》，他在相关版本和注释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沙万生前出版了法文译本《史记》前五卷。去世五十年后，马克西姆·卡尔滕马克编印了《史记》第六卷，该书基本上由沙万于1969年修订。第六卷以后的译本没有被沙万生前修订，也没有再次出版。现行的《史记》法文译本是由当代法国汉学家雅克·平帕诺完成的。
沙湾收集并阅读了不同版本的《史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沙湾翻译史籍的方法是独特的。他并不是第一个翻译历史记录的西方人。在他之前，奥地利汉学家普菲兹迈尔从《史记》的《家谱》和《列传》中精选了34篇文章，翻译成德文。然而，无论是费之美早期的翻译还是别人的零星摘录，还是沙湾之后的许多西文译本，都以传记为主，强调《史记》的文学贡献。只有沙万以其独特的眼光，首先从《史记》中选译了《封禅书》，并由此发展了后来的泰山研究。正如历史学家张光达先生所言，沙万初入汉学之门时，直接阅读《封禅书》，从政治、宗教关系的角度探索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总体而言，沙湾对《史记》的研究首先集中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对他来说，《史记》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政治科学文献。
沙湾出版的第一本汉学研究著作是《史记·封禅书》。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此外，沙湾还考察了司马迁的家庭背景和写作风格，超越了文本本身，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他指出司马迁具有历史学家和占星师的双重角色，并讨论了他在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平衡。他还指出，司马迁省略了盘古和三皇，摆脱了神话的历史观。沙万很欣赏司马迁的博学和朴实，称赞他的作品题材宏大。他认为，与那些重文学轻质量的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相比，司马迁对史料真实性的尊重更能满足当今人们的求知渴求。可以说，沙湾是两千多年后司马迁在西方的挚友。 （超过）
受访者简介：
吉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吉喆是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社会学教授、中国现代佛教圣严讲座教授、中国学系主任。他还是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社会学讲座教授。 2007年，他获得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社会变迁、宗教社会学理论和法国汉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