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年初，很多焦急的企业家和我讨论未来的经济形势。
重建未来需要新的吸引子
很多企业家在讨论中都提到了康波循环。 1926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这一概念，描述经济发展的50至60年周期。一个完整的康波周期一般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根据康波周期规律，我们目前正处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发展的后期，即萧条期。尽管信息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但整体经济可能仍处于较低阶段。
毕竟作者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很难预测未来的经济形势。但笔者觉得技术分析模型并不能全面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结果。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结构失衡。根本原因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资本收益和社会分配方面存在重大问题。资本过度扩张、制造业流失、社会创新能力下降，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萎缩。
美国大选看似尘埃落定，但美国深层次社会问题的爆发或许才刚刚开始。美国对其自治体系的反思和调整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须成为美国人反思的焦点和参照。
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一般来说，当内部矛盾难以调和时，政府就会利用外部矛盾来转移对内部矛盾的注意力。贸易战能解决问题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逆向控制比正向突破系统更困难，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势能。世界潮流，无论是“美国去全球化”还是“全球去中国”，都在阻碍历史进步的规律。但冲突会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了许多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不断增加。有了钱，国企转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社会治理等问题就迎刃而解。
土地价值的不断升值也掩盖了国企经营效率的问题。笔者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家国有企业，2000年前后政企分离后，基本上每三年就进行一次企业重组。每次重组评估，资产都在升值，核心就是土地升值。如今，当国有企业的土地失去升值空间时，其经营效率自然就会断崖式下降。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政府部门无所不能。政府扩张看似是面向问题，但敲钉子留下锤子，解决问题留下制度。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它是系统自熵增加的必然结果。因此，美国新政府还将成立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如果自行车向前行驶，它就不会翻倒。随着经济的发展，问题可能会被掩盖。 GDP主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起来后，习惯于用经济来解决社会问题。这背后，忽视了社会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在很多地方，谈到乡村振兴，村民只讲、信政府的钱，政府也只能出钱。一旦没有钱，社会的动员能力、社会的建设能力哪里来？
很多人感叹乡村振兴就是乡村党群服务中心的振兴。每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都是最漂亮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20世纪70年代，当欧美国家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时，这些国家开始经历逆城市化。德国工程师愿意住在乡村，而德国最大的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即慕尼黑和柏林。大量企业分布在农村，一村一大型企业。乡村非常美丽。大家去德国旅游，其实都是去乡村旅游。法国和意大利也在农村投入了大量资源。他们不追求规模经济，而是追求季节差异。
2015年前后，广东省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 2023年，广州第三产业比重将达到73.3%，深圳为62.3%。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正进入工业化后期。
城市为工业化提供人口集聚、资源聚集和规模协同。但在后工业时代，人员管理需要有所不同。工业化时期强调对人的管理，而后工业化时期则更加尊重人性。企业的竞争价值来自于人的创新，重点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
无论如何，世界和中国社会正处于新的经济文化变革周期中。当前，世界混乱，经济形势复杂，企业经营困难，多个周期叠加。当前是一个混乱时期，全球化旧的经济结构已经崩溃，新的结构尚未建立。
中国过去几十年用来治理社会的模式、工具和方法也在慢慢失效。重构混沌世界需要新的吸引子物质来重构未来的体系，而未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就是这个吸引子。
美元仍然是全球经济流动性的基础
尽管经济和世界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从中国角度来看，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比如美元提供的不可动摇的流动性、中国的科技创新等。 。这是势不可挡的，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些确定性可能会锚定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强大。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流动性提供者，世界仍然离不开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看到能够取代美元的全球贸易解决方案。
无论是过去的黄金、石油，还是今天的高科技，本质上都是美国的制度、制度、标准支撑着强势美元经济体系的形成。
美国政府自诞生以来，其服务商业体系的效率和快速迭代的速度令人惊叹。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商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是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制度。为此，政府必须繁荣商业服务。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政府“管理主义”要求政府必须具备企业效率，才能服务商业社会的发展。
美国制造业虽然只占GDP的11%，但其现代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却占到了50%。美国之所以拥有话语权，是因为它控制着制造体系。美国工业协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企业本身。即使是在偏远的地方，只要是美国供应链上的企业，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美国掌握了世界工业。系统大数据。美国的专业协会拥有非常专业的智库专家，协助国家制定远比政府部门更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产业政策，往往会影响政府决策。
国际化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2024年，作者多次前往东南亚。其中一件是特朗普被枪杀的时候，另一件是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很快，东南亚迎来了国内企业家的又一波考察。出海是中国企业将美元、美国市场和中国制造结合起来的必然选择。
2018年将工厂从东莞搬到越南海阳的陈先生，2023年开始买地建房。海阳的工业用地从几年前的每亩50万到60万元，涨到了100万元左右。美国客户亚马逊和沃尔玛请他帮助寻找中国在东南亚投资的供应链。陈先生的公司原本只生产办公电子产品，但现在品类逐渐扩大，包括真空保鲜膜机、过胶机，甚至还有咖啡机、空气炸锅等。 2023年，陈先生还接到了一份保险箱订单。但由于对保险柜所在的钣金行业不熟悉，导致该公司废品率过高。随后，据笔者介绍，陈先生联系了一家专门从事安全制造的公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就建成了产能并接到了订单。
陈先生计划利用租来的厂房建设联合工厂，帮助一些小企业走向海外。笔者在越南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一家生产打胶机塑料耗材的公司，并在联合工厂生产产品。
如果这些企业仅在越南投资设厂，从考察、租地、安装设备、招工人到投产，就需要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加盟联合工厂只需1至200万元，几个月即可完成。越南生产布局。
联合工厂也可以成为孵化器。由于安全制造业务订单稳定，公司已规划新土地，准备建设自己的工厂。
陈总表示，联合工厂可以共享厂房、共享工厂管理机构、共享物流，甚至共享客户。他希望联合中小企业共同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做好供应链本土化的准备，避免出现类似墨西哥产品以工业制成品销往美国的情况。中国供应链被美国新政府征收高额关税。 。
在陈先生看来，中国制造企业不再从事简单的产品对外贸易，而是需要拓展全球市场。他在越南新开办的企业的智力水平比中国要高。从市场到供应链，从物流到工厂管理，从品牌到系统解决方案，中国企业正以新格局融入全球新商业体系。
无论主观意愿与否，未来中国制造业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形成中国本土制造与海外中国制造并重的格局。如果加上海外华人，中国企业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互补的全球格局。中国商业系统。
中国企业国际化不再是应对关税壁垒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只有全面融入世界，才能摆脱传统商业的落后生态，形成中国新的商业文明。
创新生态链也是中国制造的必然
中国制造已形成强劲势头。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这种势能筑坝、积蓄势能、灌溉工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各领域齐头并进，融合协调发展。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底部巩固、积累和绕行，找到一条新路，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经过数千年的进化，人类文明不断为未来筛选新的基因。有的民族负责夸张的神性和想象力，有的民族擅长规划和顶层设计，有的民族负责执行和落实。乔布斯需要冥想来想象一个新的苹果，而马斯克则需要中国的执行力来让他的想象更加完美。人类需要真诚合作才能携手前进，良性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繁荣。
当前世界各地爆发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工业文明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应该正在酝酿人类新文明。这个文明的出现是建立在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提供的基础上的。当前时期应该是比康波周期更为宏大的人类文明新周期。
中国人矜持、内敛、勤劳、认真、踏实，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特质。中国人有空性，创新需要心灵的空性，无住处。事实证明，中国的制造控制系统和工业软件大部分来自传统工业强国。深圳一家工业设计公司原来使用的是美国软件。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虽然软件是美国的，但90%以上的设计场景是在中国制造和设计过程中生成的。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应用极大丰富了美国工业软件的生态。事实上，Android系统、芯片架构等生态系统的形成都有中国企业的贡献。
一旦这个体系掌握在善于整合的中国人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知识转移就可能开始。研发人员拆解了设备，发现十年前使用的控制系统已经与现在的硬件环境不匹配。采用新型控制系统可以优化设备空间并减少零部件，可降低成本约20%。
跨行业的知识转移可以节省生产和制造成本。根据第一原理和减法原理，寻找工业设计解决方案，完成新的解决方案。跨行业对标学习已经成为我们行业服务的新需求。
有一家生产空气压缩机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员企业。一台空压机外柜有几十个部件。该公司负责人在向协会内另一家为美的制作空调外壳的钣金企业学习时，看到空调钣金外壳极其简单，可由三四个部分组成。为什么？空调外壳生产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在“轧制”行业中，仅使用三到四个零件来制造钣金零件。在非“滚动”的行业，需要20个。
制造设计降本专家钟原表示，降本设计研发可以解决80%的制造降本问题。降低研发成本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它是制造业完整、创新生态活跃的创新溢出。本来，美的的制造业劳动力与工业产值比已经是全球最好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在降低研发成本的主张下，它还有继续降低成本的空间。
大企业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来帮助供应链企业实现成本降低，而不是提出一揽子降价要求。俗话说，工业文明不是战争和掠夺、剥削和压迫，而是共生和促进，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工业发展问题。
中国每年有600万工程大学毕业生，占世界工程毕业生的一半。即使很多产业外迁，只要保持创新动力，中国就会通过“创新窗口”与世界各国产业保持深度互动。只不过以前沟通的窗口是产品外贸，现在是技术创新。
即使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的挑战，中国企业也能四分五裂、遍地开花。也正是强大的创新体系持续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并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积累了许多好的方法论，但没有及时总结和推广，理论研究跟不上创新的步伐。未来十年，中国制造业还可以找到很大的研发成本降低空间。
企业和行业数字化再造
未来几年将是企业和行业数字化重塑的重要时间窗口。
广州很多小型服装厂毛利率低，管理水平低。很多老板说，“你一年赚的只是库存”。为什么要库存？因为他每次备料的时候，都不知道纽扣在哪里，布料在哪里，棉线在哪里，是否符合订单要求。当新的订单到来时，公司不得不去找供应商备货，但有可能一颗纽扣已经在仓库里“沉睡”了十年。
对于各行各业的小型制造企业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跨境电商公司Shein则帮助这些企业通过数字化管理物流，将库存转化为现金流。如果管理得当，产值2000万元的企业可以变成2亿元。本来，要成为百亿级企业，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管理团队。现在，通过订单拆分软件，订单可以直接分发给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可以垂直拓展产业，成为产值超千亿的企业。
未来制造企业的数字化首先要打通业务环节，建立全数字化工厂平台。通过大的管理模式、大的系统平台、管理与软件一体化的全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获得全数字化运营的竞争优势。
笔者在近期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实施数字化管理后，企业精准提升了物料库存管理，交付周期缩短了20%，消除了50%以上的非增值作业，实现了通过减少人员，管理效率提高10%。提高设备产出效率10%以上，显着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企业用于数字化的各种功能软件，如ERP、MES等，大多是以部门（或专业）为中心的层级管理（即科层制）开发的软件系统。这些软件最大的缺陷是管理和软件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软件是官僚机构的附属品。部门之间、功能软件之间存在信息孤岛。
所以，很多企业能看到的数字化就是很多大屏幕。一般软件企业的问题是不熟悉制造业的业务场景，或者只熟悉部分管理内容。
未来企业数字化必须形成企业数字化管理的大模式，包括研发管理、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消除信息孤岛，实现管理与软件一体化，业务与制造一体化管理，将工业工程理念融入平台，最终实现以交付为中心的全流程管理。
在数字化的基础上，龙头企业可以赋能更多中小企业，形成数字化共生。以包装印刷行业为例。企业实现数字化后，不仅可以平衡企业内部的业务、人力资源、财务和制造系统，还可以吸纳小型印刷包装企业的生产能力，将一定规格和空间服务半径的订单转移到企业内部。拆分订单并将其交给小企业进行制造。因此，小企业可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大企业在实现规模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个性化、行业垂直化发展。
通过数字化、数字赋能，未来每个垂直行业都会产生独角兽、百亿甚至千亿以上的企业。数字平台经济将结束中国无序的产业竞争，实现产业间的非资本链接。
庞大的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确定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大力拉动消费，提高投资效率，全面扩大内需。笔者认为，围绕构建统一大市场、创建消费型社会应该是我国未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减税、解决就业问题、刺激消费。其政策体系在刺激消费方面非常有效。目前，中国人的收入仍然太少且不稳定，消费能力自然不足。
此外，中国希望将原来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制度成本将难以承受。中国政府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但势在必行。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改革，就很难真正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相应地，国内统一市场建设背后的法律、信用、制度等支撑也应同步完善。
美国采取社会共治模式，商协会等智库、社会组织形成整体治理体系。社会共治是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更具成本效益和效率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济改革到体制改革，我国仍然需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社会经济活力，空间巨大。
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和人均GDP能够达到美国的六分之一，那么中国的市场规模就可以增加300%。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值得中国企业期待。但资本和制造能力都需要更有效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贸易战、科技战，而是社会整体发展的效率问题，包括经济效率、社会效率、资本效率、政府效率。
创新、市场、效率不仅是制造业发展的锚，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锚。制造业需要创新，社会需要创新，政府也需要立志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