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出土了在东海之滨沉睡两千余年的尹湾汉简。其中有《神乌傅》简册，它在文学方面有价值，在书法方面也有价值。这件书写于西汉成帝时期的简牍墨迹，其内容是到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完整汉赋实物，它的“简草”书体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书法从篆隶向章草演变的历史进程。
汉简《神乌傅》（局部）
“简草”既不是单纯的古隶的俗写形式，也不是后世成熟的章草，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里表明：“很早之前，在秦国文字的俗体演变成隶书的进程当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与后来的草书相同或者相似的比较草率的写法。隶书形成之后，这些草率的写法依然作为隶书的俗体被继续使用，并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论断为简草的学术定位提供了依据。
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里强调，章草的形成实际上是因为简牍书写比较方便。《神乌傅》简草的用笔特征正好印证了这一论断。它展现出了很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比如字形保留着篆书的遗韵，结构朝着隶书的扁平方向发展，用笔已经具备了章草的波磔，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篆隶草化”复合形态，而这正是简草区别于成熟章草的核心特征。从书体形态学的角度考量，《神乌傅》是重要的实证；从书写机制的角度考量，《神乌傅》也是重要的实证。所以说，在书体形态学与书写机制的双重考量下，《神乌傅》可谓研究中国书法演变的重要实证。
《神乌傅》的篇名用“傅”来代替“赋”，在文字学的层面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演变的轨迹。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的“离骚传”条目中，认为“传”应该是“傅”的错误，并且指出：“‘传’应当是‘傅’，‘傅’和‘赋’在古代是通用的字。”裘锡圭在《〈神乌赋〉初探》中论证：用于表示“赋”字或“傅”字的，无疑都是假借字，其本字大概是《说文》中训为“布”的“尃”字……无论是“赋、比、兴”的“赋”，还是“诗赋”的“赋”，本字都应该是“尃”，所取的意义都应是“陈述”“铺陈”这类的。所以不用“尃”而用“傅”和“赋”，或许是因为“尃”的意义引申后声调发生了变化。“傅”被借用来当作“赋”，这种文字假借的现象，正好与简草书体“旧形新用”的特征在频率和节奏上相互呼应。《神乌傅》用“傅”来代替“赋”，实际上是秦汉文字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是书体演变的实际证据，也印证了汉代“书文一体”的创作传统。
《神乌傅》的书法艺术展现出独特的时空特质。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以及战国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简牍具有率意洒脱的特点。同时，它还具备隶书的波磔之美。到了秦汉时期，书写的自由度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解放。其字形虽然或多或少留存着一些战国时期的痕迹，但已经完全解散了篆体的基本特征。
对于《神乌傅》书法的风格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关于字形特点。其一，存在形体省减的情况，会省去笔画，简化偏旁，例如“殃”把“歹”省去后写作“央”，“枝”把“木”省去后写作“支”，“趾”把“足”省去后写作“止”等。其二，有同声替代的现象，像“纲”写作“刚”，“扬”写作“阳”等。其三，还有古文通假的情况，比如“汝”写作“女”等。这些简化现象体现了文字演变的过程。
其二，关于用笔技法。简草继承了篆书的圆转线条，其线条大多是顺锋直入直出的，例如“闻”字和“子”字等；同时还运用了切笔法，像“土”字的下横，切笔的痕迹十分明显；也有侧锋、逆锋、藏锋等笔法。在转折处，大多保留了篆书圆转与方折并用的特点，比如“良”字横折处的方笔已经呈现出楷书的形态。主笔处理很有特色，当少量竖笔作为一字的主笔时，常常会加重其笔意，线条圆润有劲且润泽厚重，肆意而率意地倾泻而下，像“令”“但”“反”这些字。它孕育汉隶、章草的波磔特征体现在，横画行至中间开始稍微上扬，出锋的地方呈现出上挑的态势；捺笔也用重笔浓墨，磔笔收尾，就像“亡”“见”等字的末笔。
其三，关于章法布局。这约 660 余字的长卷由 21 枚简牍构成。在单枚简长 23 厘米、宽 0.9 至 1 厘米的简牍空间内，单字分割独具匠心，大小相差达到三倍多。墨色浓淡变化丰富，突破了篆书对称均衡与古隶横平竖直的特点。点画之间有连笔或者笔虽断但意相连。通过字形大小错落以及墨色浓淡变化，营造出了欹侧呼应、跌宕起伏的节奏。尤其要注意“人”“夫”“天”等字捺笔的特殊处理，其最后捺笔既粗犷豪放又极力恣肆延伸，从而形成了强烈的疏密对比。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空间营造理念，凸显出书写者的自由度，以丝毫不逊色于今草连笔的态势，成为西汉时期简草的代表性作品，对后来连绵大草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神乌傅》的创作背景反映出西汉末年的社会文化生态。在这个时期，文人阶层处于“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下，一方面保持着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孕育着新的艺术自觉。裘锡圭对其作出评价，称在现存的汉赋中连一篇与之同类的作品都无法找到。简册中“雌雄双乌”通过拟人化寓言形式进行叙事。它讲述了雌雄双乌在春日筑巢时，遭到盗鸟的侵扰。雌乌为了护巢，身受重伤而亡。雄乌则决心殉情。这一故事比佚名的《孔雀东南飞》早 200 余年，比曹植的《鹞雀赋》早 200 余年，比敦煌的《燕子赋》早 400 余年。它与这些作品形成了跨时空对话，展现了汉代文人“托物言志”的创作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简草有“俗体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它们都源于民间创作。并且，经过文人加工后，它们都成为了艺术典范。
在当代，《神乌傅》的艺术特质给书法创作带来了多重启示。它有着率意洒脱的书写状态，这为破解“展厅书法”的程式化困局提供了历史方面的参照。篆隶草化的笔法相互融合，为当代书家突破“五体界限”提供了创新的路径。这种简牍的体式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艺术创新不能割裂传统，而应该在历史的长河里去寻找文化基因。
在艺术教育领域，《神乌傅》能当作书法教育的生动范例。它具有书文互证的特点，这对培养学习者的综合文化素养有帮助。简牍书写所带来的物质性体验，能够协助理解“笔墨当随时代”的深刻含义。这种跨学科的教育价值，让这件汉代墨迹不再仅仅是文物，而是成为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神乌傅》简册出土了，这就好像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通过它，我们能够看到西汉文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的艺术追求。这件“书文一体”的宝贝，不但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也填补了书法史的空白。而且，它凭借着独特的艺术魅力，给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跨越千年的灵感源泉。深入挖掘《神乌傅》的文化内涵，这是对历史文化的溯源行为，同时也是对中国书法未来的一种期许，能让古老的简草艺术在今日绽放出更为璀璨的光芒。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3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