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全球史视角中的“非凡年份”》一书，由德国学者海因茨·席林撰写，并由王双担任翻译工作。该作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联合出版，于2025年2月正式发行。全书共376页，定价为88.00元。
1590年，位于墨西哥城的某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内，一位名为赫罗尼莫·德·门迪耶塔（1525-1604）的僧侣着手创作《印第安教会史》。在灵感的闪现中，他将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尽管它们都发生在1485年，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年，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德意志的萨克森公国诞生。这位改革家似乎命中注定，将使众多信徒屈服于邪恶势力的旗帜之下。在同年，大西洋彼岸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内，阿兹特克人民为神庙的竣工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这场庆典中，祭司们以八千人的生命作为祭品。门迪耶塔提到，此举旨在平息众多亡灵的哀嚎，同时也是为了填补因新教运动而流失的信徒，西班牙的埃尔南·科尔特斯（1484-1547）便在这样的背景下降临人世。他的征服之旅旨在将那些自古以来一直受撒旦统治的人们重新纳入教会之中。实际上，这三件重要事件并非都发生在1485年：马丁·路德出生于1483年，科尔特斯则是在1484年出生，至于阿兹特克神庙的落成庆典，则是在1487年举行的。（参见[英]马修·罗斯托尔所著《印第安帝国的覆灭》，由梁鹏翻译，文汇出版社出版，2024年版，第164页。）纵然史书记录存在误差，然而这位十六世纪的宗教历史学家却显现出了一种当代人视为“全球性历史观”的洞察力；他通过强调历史事件和发展的“同时性”，凸显了那些超越地域和国界限制的变革和动向。四百二十年后，在遥远的德国，为了庆祝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德国历史学家海因茨·席林创作了《1517：全球视角下的“奇迹之年”》这部著作，并在其中对构建“共时的全球史”这一概念进行了生动的实践。
从“民族”到“世界”：重写宗教改革史的尝试
席林是宗教改革史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于1942年出生，1971年成功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1977年完成了题为“宗教冲突与国家构建”的教资论文，并于1981年将该论文以《宗教冲突与国家构建：关于早期近代时期利珀伯爵领地宗教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案例研究》（Konfessionskonflikt und Staatsbildung: Eine Fallstudi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religiösem und sozialem Wandel in der Frühneuzeit am Beispiel der Grafschaft Lippe, Gütersloh: Mohn, 1981）为名出版。席林教授曾在奥斯纳布鲁克、基恩以及柏林洪堡等多所知名大学担任教职，并在2010年正式退休。他的代表作是一篇发表于1988年的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教派化”现象的论文，该文题为《帝国的教派化》（“Die Konfessionalisierung im Reich,”Historische Zeitschrift246, 1988: 1-45）。“‘教派化’这一术语最早由厄内斯特·沃尔特·泽登在1958年提出，其目的是描述1555年至1620年期间，路德宗与加尔文派在各自信仰体系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及社会变革。”席林与沃尔夫冈·莱因哈德等人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使其超越了德国国界，应用于荷兰等国家，以解析欧洲迈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诸多中观与宏观议题，包括国家形成、社会秩序以及文化创造等方面。目前，“教派化”已经成为宗教改革以及近代国家兴起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和主要理论框架。
《1517》这部作品在2017年问世，恰好是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在这一年，众多关于宗教改革的书籍以及关于马丁·路德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这些作品被评论家马蒂阿斯·菲内希等人誉为“纪念文学”。席林，曾担任“德国宗教改革史协会”主席一职，他义不容辞地献出了一份个人贡献。实际上，在2012年，席林便推出了一部备受赞誉的关于路德的传记——《马丁·路德：变革时代的叛逆者》（在慕尼黑，C.H. Beck出版社，2012年出版；英文版名为《马丁·路德：动荡时代的叛逆者》，由Rona Johnston Gordon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这本《1517》也可以视为对前一本著作的补充和扩展。
席林著路德传记
德国历史中，1517年常被认定是近代的起点。利奥波德·冯·兰克强调了这一年对于德国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独特意义。在他看来，宗教改革不仅旨在解脱德意志民族教会所受的罗马压迫，还旨在追求德国的统一大业。对此，天主教会启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这最终阻碍了德国建立统一的民族教会。德意志帝国直至1871年才实现了统一，故而年轻的兰克将1517年的那场事件视为“现代”时代的开端。至于现代性的另一个经典诠释，则出自马克斯·韦伯之手。他提出，所谓的“世界的祛魅”——即“Entzeuberung der Welt”——这一现象，应归功于宗教改革所引发的理性化与世俗化进程。这种看法虽未提及宗教改革与德国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却着重指出现代化之根源在于西方世界。
在《1517》这部作品中，席林力图突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摆脱民族国家历史的束缚，创作了一部全新的聚焦于路德及宗教改革的历史篇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路德事件巧妙地安排在了最后一章（即第七章）。而在前六章中，作者以宏观的视野，采用“由远及近，逐步聚焦”的叙述手法，将1517年的世界描绘成一个完整的画卷。第一章至第三章阐述了十六世纪初欧洲的边陲地带及其周边区域，诸如俄国、伊比利亚半岛、波兰-立陶宛以及奥斯曼帝国等，它们刚刚融入全球体系。同时，美洲地区也刚刚开始被纳入这一秩序，而亚洲则刚刚开始与葡萄牙人建立联系。在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已经稳固了其核心领土，并持续进行扩张；与此同时，一个自称为“第三罗马”的莫斯科，也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性帝国”。1517年标志着“欧洲新秩序的孕育与权力争夺的加剧”；这一时期，“新的领土与民族国家开始崭露头角”（第32页）。查理五世（1500-1558年），先是登基西班牙王位，并掌握了美洲的殖民地，继而在两年后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性”帝国。在1517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手抄本开始在欧洲的宫廷间流传开来，与此同时，伊拉斯谟的《和平的控诉》亦问世。前者被视为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的发端，后者则映射了“欧洲精神”与宗教共同体愿景的融合。同一年，波兰学者哥白尼创作了《关于铸币基本原则的思考》，这部作品成为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哥白尼关注的焦点在于波罗的海的贸易状况，然而，他的货币理论却准确预见了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后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在东方，葡萄牙的海洋帝国迅猛发展，1511年成功占领了马六甲，并在1517年的吉达港海战中，与奥斯曼舰队交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同年，葡萄牙的船队抵达广州，并在1520年拜见了正德皇帝。嘉靖皇帝登基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1521年双方展开军事冲突，最终明朝海军取得胜利。1517年，西班牙探险队抵达中美洲的尤卡坦地区，企图征服当地的玛雅民族，但未能如愿。次年，征服者科尔特斯率领部下卷土重来，在1521年8月13日攻占了特诺奇蒂特兰城。与此同时，多明我会的修士拉斯卡萨斯也开始了为印第安人争取权益的斗争。这一章节可以视作1517年路德宗教改革的“宏观背景”。随后，第四至六章内容转向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详细描述了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对新知识的接纳态度，猎巫狂潮以及反犹太主义的蔓延，以及美第奇家族教皇统治下的罗马城。直至书的最后一部分，才详细描述了在“文明边缘地带”即维滕贝格所发生的，围绕赎罪券议题的激烈辩论。
在结语中，席林指出，以1517年的全球历史为镜，能够帮助我们审视“欧洲中心论”以及韦伯的理论。首先，变革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扩散并非单向流动，绝非仅仅是世界的“欧洲化”进程。实际上，它表现为不同文化圈之间的“碰撞、借鉴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局面，正如他在第284页所阐述的。席林对韦伯命题的看法是：罗马教廷凭借十字军东征的成果、对蒙古的深入考察、对东方意大利的贸易策略、以及西方的传教工作或伊比利亚各国对海上新航路的探索，这些举措在构建全球性教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对于世界历史的塑造可能比宗教改革更为重要。（281页）换句话说，若要谈论现代化的起源，其发源地并非维滕贝格，而是罗马。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深远影响，其显著结果之一便是极大地推动了天主教在全球的扩散。这一现象恰与方济各会修士门迪耶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相吻合。
全球史中的“共时性”
本书的初始名称称作《1517：这一年全球的历史》（1517: Weltgeschichte eines Jahres）。所谓“世界史”的兴起时间要早于“全球史”，并且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教会史的传统之中。在本书的开篇，提到了门迪耶塔这个名字，他在十六世纪便在教会史的框架下，对1485年的历史进行了世界史的构建。自十九世纪西方专业史学兴起以来，历史编纂领域呈现出两种并行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在记录本国历史的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作为核心单位，并融入民族主义观念；另一方面，在描述“他者”的历史时，往往带着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的视角来审视非西方社会。这一现象导致了世界历史中“时间”的西方化与殖民化倾向。正如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在批判“历史主义”时所指出的，将一切事物历史化，实则意味着构建一个历史的时间框架，并试图将其作为普遍理念强加于全球其他社会之上。对1517年历史的重新诠释，旨在规避前述误区，并深入审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为此，席林采纳了全球历史中的“同时性”叙述方法。
格鲁金斯基著《殖民记忆：历史的再造与殖民化的开端》
在探讨如何记录特定年份的全球历史时，席林的同乡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见解：全球史不仅是一项研究领域，更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颖角度。换言之，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是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既是研究的核心主题，也是探究历史的方法论。在《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指出，在《1517》之前，众多全球史著作以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和手段。其中，我国读者较为熟知的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的英文名称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标题颇具趣味。尽管内容主要围绕明朝历史展开，但书中的“大历史观”却是以中国为基点，同时放眼全球。尽管席林在其著作中谈到了葡萄牙人与我国明朝的交往历史，然而并未提及黄仁宇的研究成果。他明确表示，对其影响至深的同类著作是美国汉学家卫思韩所著的《1688年的全球史》。此书以居住于墨西哥城的西班牙殖民地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1648-1695）的巴洛克诗作开篇，进而贯穿了美洲的白银帝国、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网络、英国的“光荣革命”、康熙朝的政治变迁，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冲突等多个层面的话题，生动呈现了十七世纪末期全球各地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写作方式在全球史领域内颇为常见。但席林在书中提出，运用这种写法存在一定难度，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在1517年，世界各地的文明和民族尚未实现广泛融合，相互间的交流与接触相对稀少。”（见第10页）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全球史是什么》
席林的研究重点并非全球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网络”与“纠葛”等观念，而是对1517年前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给予更多重视，并深入探讨了这些事件所揭示的更深层的发展动向。以第四章为例，它讲述了亚洲犀牛的传奇之旅。在1515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向国王曼努埃尔赠送了一头犀牛。这头庞大的生物于5月20日抵达里斯本，迅速在欧洲掀起了对犀牛的狂热追捧。尽管纽伦堡的艺术家丢勒未曾亲眼目睹，他却从商人那里获得了犀牛的详细信息，并据此创作了一幅广为流传的木刻画。葡萄牙的国王最终决定将这头犀牛赠送给教宗利奥十世。然而，在前往罗马的航行途中，船只不幸遭遇事故，导致犀牛不幸遇难。那具以稻草填充的模型最终抵达了罗马（见第128至129页；第198页）。席林从这一故事中挖掘出1517年世界历史的多个维度：葡萄牙的海上帝国正在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与欧洲的君主们一样，对搜集海外珍奇物品充满热情；人文主义者对遥远的海外世界怀揣着无尽的探求与向往。该故事揭示了，尽管在1517年，全球各地尚未达到十七世纪那样的紧密联系，但各地之间、不同文化、物种、思想以及传统间的交流与互动已然展开。“因此，那头在1517年令欧洲震惊的亚洲犀牛，早已成为欧洲的犀牛。借助丢勒非凡的才华和艺术的精心雕琢，它已经融入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体系。”（第284页）
丟勒绘犀牛原图
对当下德国与欧洲政治的反思
席林作为德国历史的权威学者，却在年过七旬之际，毅然决然地挑战自我，涉足全球史的领域。这难道仅仅是出于跟风潮流的冲动吗？实则不然。促成他写作的契机和目标受众至关重要：这部作品是为了庆祝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而创作，其面向的读者并非历史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其目的在于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并致力于塑造公众舆论。审视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历史记载，1517年的事件逐渐被塑造为民族起源的传说。在一战之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思潮的融合，加之对战争失败的愤懑、经济衰退导致的生计困境等因素，共同催生了纳粹主义的兴起。1517年的传说在“从路德到希特勒”的叙述中达到了顶峰。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将德国推向了二战的泥潭，导致数千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庭破碎。席林在战争年代降生，童年饱受战争之苦，战后生活困苦，又在青少年时期见证了战争罪行的集体反思，对极端民族主义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此同时，四五十年代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德国人民在民族认同之外，又开辟了欧洲认同的新路径。自新世纪伊始，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速，各类新问题如潮水般涌现。这些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难民潮、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它们都在不断地对德国及整个欧洲的应对能力进行着严峻的考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在全球历史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诸如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沃尔夫冈·贝林格以及夏德明等国际知名学者，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这既是针对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挑战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受益于诸如席林等学界前辈的积极推动和亲身参与。
书中多处展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映射。席林在书中不止一次指出，十六世纪初，德欧民众在遭遇穆斯林、犹太人、女巫等不同群体时，所显现出的集体恐慌情绪，与现今德国民众对移民的排斥、对犹太人的偏见以及极端的排外主义倾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席林直言不讳地指出，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欧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世界观的冲突与对抗。然而，他同时强调，这场剧烈变革为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现代多元文明奠定了基础（278-279页）。伴随着全球经济无限增长泡沫的破灭，进步主义政治遭遇挫折，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呈现出向右转的趋势。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化并非是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的时代仍持续存在。席林在其著作中指出，在面临未来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1517年全球各地的人们纷纷求助于预言、梦境以及天空中出现的异象来寻求指引。那么，如今的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又将何去何从呢？身处一个“祛魅”的现代社会，我们无法依赖魔法或奇迹来寻求答案，唯有静观其变。
结语：一点批评与思考
全球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显著品质是广博的学识。这要求他们需走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去探索他人的学术疆界。即便像席林这样博学之士，也难以避免出现某些瑕疵，尤其是在涉及对美洲历史了解不深的情况下。书中记载，1517年西班牙人抵达中美洲时：“印第安人将那些欧洲人当作神的使者，甚至认为是神降临人间”；更进一步地，书中断言：“阿兹特克人所信仰的宗教最终导致了他们民族的衰亡。”（115、275页）然而，近期的研究成果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无论是阿兹特克民族、玛雅文明还是印加帝国，在与外来入侵者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警觉和理智的考量，而非轻易地将对方视为神明。所谓的西班牙人被尊崇为神明的说法，主要源自殖民者的观点，其意图在于为征服与殖民的历史提供正当性（参见[英]马修·雷斯托尔的《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李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1至191页）。席林仅依据部分二手资料采纳了这种描述，这恰恰反映出在全球史的撰写过程中，实现“去殖民化”的任务仍然艰巨。
马修·雷斯托尔著《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
尽管这部《1517》并非完美无瑕，作为纪念文学的范畴，它多少带有一定的应景色彩，然而姜确实是老的辣。席林的文采独到，行文优美，思维连贯且流畅。作为一位资深的作家，他能够充分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引领他们自由地在十六世纪的世界各地游历和穿梭。手握书卷，仿佛就能跨越千山万水，漫步于古今之间，彻底消除了地域与国家民族的界限，成就了一部真正的世界史。不仅如此，文章中广泛引用了丰富的图像资料，打破了历史书籍的枯燥与乏味，宛如一幅幅生动展开的画卷，令人陶醉。总体来看，这部著作无疑是书写“共时性”世界史的一次成功尝试。
最终，这部著作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两个关键议题。首先，我们应如何以全球视野，立足我国，撰写一部摒弃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殖民主义影响的全球历史？其次，我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全球史？又该如何将“世界性”转化为“中国性”？无论是十六世纪的宗教历史，还是德国学者的全球史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都蕴含着宝贵的启示。对于关注中国及全球事务的读者来说，此书《1517》无疑将提供知识的增长，观察角度的拓宽，并在方法论上提供借鉴。
杞支雅男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