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一百年前，复旦大学史学系正式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在创校之初规定政、法、文、商等学科都要学习历史和地理，这为历史学科的起始埋下了伏笔。
历经沉浮变迁，一百年间始终秉烛探赜，这里大师辈出，星光熠熠，在对“原史”矢志不渝地追求下，数代学人持续进行清澈的叩问。
经过岁月流逝，一百年后山河温暖，这里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发展成为经纬交织的大历史学科格局 。
1930年复旦史学系师生合影，左二为李登辉校长
【大家的身影】
复旦的“曦园”环境清幽，风格雅致，园名由周谷城书写，其笔力遒劲，自成一体，这与他做学问时特立独行的风格颇为契合 。
周谷城上课时讲的是一口湖南话，有时还会夹杂着外语 。复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系1957级系友姜义华说 ，“周谷老上第一节课就开宗明义表示 ，治历史学的人 ，一定要博大精深 。”
现代知名史学家里面，只有周谷城能“横说中外”，他撰写了《中国通史》，还撰写了《世界通史》。除了史学，他在社会学领域有很多成就，在教育学领域有很多成就，在美学领域有很多成就，在逻辑学领域有很多成就，在文化学等领域也有很多成就。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历史著作均以欧洲作为中心，亚洲以及美洲的古老文明皆遭到轻视。周谷城是最早对欧洲中心论予以反对的史学家，他提出要让各个区域并列同时进行叙述，不过又不排斥在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重点。1949年，周谷城撰写完成了具有全新格局的《世界通史》。
周谷城和同事一起合影，前排从右到左依次是周谷城、田汝康，后排从右到左依次是曹振威、汤纲、姜义华、李春元 。
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系在欢迎新生的黑板上常常写下这样的话语，那就是：欢迎您。被称作未来的周谷城。而在这个时候，周谷城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可他依旧活跃在讲台之上。
1959年7月，复旦历史学系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该研究室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谭其骧以系主任的身份兼任研究室主任，时与地是人类从事各种活动的两大坐标。
经吴晗举荐，谭其骧从1954年开始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前后历经近30年时间。这部传世之作共有304幅图，是我国第一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疆域的地图总集，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7万多个地名。参与编图的机构有十多个，人员超过百人。复旦历史学系是主要参与单位，许多教师甚至停下了自己原本的计划，全身心投入到编图工作中。如此体量和精确度，不仅在中国是原创，国外亦没有先例。
谭其骧（位于左边第二个位置），和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同事一起，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相关事宜 。
谭其骧常常辗转于多个地方，地图上的每一个点，他都反复去斟酌，地图上的每一个字，他也都反复去斟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历史学系1978级系友葛剑雄说：“锲而不舍终身以之，这代表了谭先生在学术和人格上的追求。”
复旦历史学系有个“东西二周”，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在史学界颇负盛名。周谷城专门研究世界史，被称作“西周”。周予同专门研究中国史，所以称为“东周”。
周予同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而后又毕业于该校。在“五四”运动期间，这位充满热血的青年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这一行动。
周予同是钱玄同的学生，他对晚清经学的两大派了解颇深，还对“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有相当的研究，28岁时他发表《经今古文学》，很快引起学术界关注，以此为开端在中国经学史留下众多精深之作，1959年他在复旦开设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国经学史”课程 。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始终没有合适的统编教材。周予同带领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仅用5个月就主编出了《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一年之后，下册出版。1963年，该书作为全国性教材公开对外发行。直到如今，《中国历史文选》依旧是历史学系本科生必修课里的关键教材，它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行量最多的一种历史文选教材。
《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修改手迹
【紧跟的步伐】
大家身影在前，后学赓续不殆。
谭其骧曾于1934年在《禹贡》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它需要各种科学的知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复旦历史学科“通专并举”的教育理念初步确立，此后逐渐形成制度。
我国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裘锡圭于1952年考入复旦历史学系，当时“中国通史”第一部分由甲骨学大家胡厚宣讲授，胡厚宣将甲骨文讲解得深入浅出，裘锡圭曾回忆，他很快便下定决心要跟随胡先生学习甲骨文，有一天晚饭后，他鼓起勇气走到胡先生居住的小楼前敲门，胡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 。
1952年，胡厚宣教授《中国通史》第一部分，课代表为裘锡圭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相较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长久以来不被史学界重视。1952年，中国近代史被纳入复旦历史学系“中国通史”的教学计划里。怎样去形成有特色的教学呢？那时，两位年轻教师胡绳武和金冲及，费了不少心思，在课堂上开展讨论会 。两人的合作从探讨“天朝田亩制度”开始，一直延续到15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以复旦为起点，持续了一辈子，成就了史学界一段佳话。曾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金冲及表示，周谷城先生十分看重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常说“要是能提出一个好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他从中收获了很多益处 。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原所长伍贻康，是历史学系1953级的系友，他是中国“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开始系统关注外部世界时，“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复杂的课题 。伍贻康在复旦读书期间，王造时所授的“世界通史”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程博洪所授的“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两门课程促发他去思考世界是如何发展的，他表示“对我整个学术人生影响比较大。”
1981年，复旦历史学系的中国古代史学科点获评国家首批博士点，历史地理学学科点获评国家首批博士点，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学科点获评国家首批博士点，葛剑雄成为我国首批文科博士，周振鹤成为我国首批文科博士。1999年到2013年（注，此后不再评选），复旦历史学科先后有6篇论文获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全国历史学科中排名第一 。
谭其骧在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与周振鹤合影，周振鹤在左一位置，还与葛剑雄合影，葛剑雄在右一位置。
历史学系的教师们身体力行着“通专并举”。朱维铮执教长达52年，他不仅继承了周予同的“衣钵”，还屡次修订《中国历史文选》，在从两汉经学到清代汉学、从史学史到明清思想文化史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卓越的建树；姜义华完成了《章太炎思想研究》这部杰作，还成为了《中华文化通志》的总策划；周振鹤不仅在政区地理和文化地理方面，还在方言和中外语言接触、上海史等研究上取得了杰出成就；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 。
【拥抱科技不意味着“船要掉头”】
当时间来到2025年——
普林斯顿大学AI实验室推出了全球首个聚焦历史研究能力的AI评测基准，复旦历史学系也同步开发了深度嵌入历史研究场景的AI助手 。
第18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大会是首次在中国举办。国内首个聚焦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演进关系的数字展示平台，在该会议上启动。
第18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在复旦举行
拥抱科技并不意味着“船要掉头”，而是要坚持正确方向并创新，新文科不只是AI和大数据，更关键的是研究视野和角度发生了转变，复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这样告诉解放日报记者。
而这一转换，非今时今日之“倒逼”，乃前瞻预判下的主动为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学系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蔡尚思先生是牵头人，李华兴、朱维铮、姜义华和汤纲当时被称作“四大金刚”，他们都是该研究室的成员，这是全国首家标明“文化”研究的机构，其思维活跃，备受学界关注。
改革开放之前，学界看待中美关系史主要是从“侵华”这个角度出发。1979年，历史学系有一位教授名叫汪熙，他发表了一篇很知名的文章，题目是《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自此，中美关系史的学术研究才真正拉开了帷幕 。
1985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已故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担任首任主任，它是我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之一。同年起，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史论丛》开始陆续出版，历时近20年。这套书是很多相关学者主要的学术营养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复旦成为中美关系研究的“第一梯队” 。吴心伯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是历史学系1982级系友，他这样说道 。
黄洋是历史学系第一位留学归国的古典学教师，他率先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课程，领衔古代文明教研团队，逐渐形成世界古代文明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以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印度梵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基础，让复旦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人才培养的重镇 。
世界古代文明课程体系获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2007年3月，复旦文史研究院成立。其院长葛兆光提出要拓宽文史研究视野。还提出要建成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中心。一直以来，西方是研究中国最主要的“镜子”。他们创新提出“从周边看中国”。他们通过看似相像的文化体打量中国。
两年前，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复旦大学顺应时势，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打破了国别史的传统，在大视野的观照以及交互性影响当中考察历史。
在目前最新的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里，复旦大学的中国史学科获得了A+的评级，世界史学科获得了A-的评级，并且在全国处于前列位置 。
我们处于持续创新的状态 。谭先生在世的时候 ，不止一次对我们讲 ，他想要奋力超越王国维 ，我们也要努力超越谭先生 ，不然学问如何取得进步 。葛剑雄如此说道 。
不断进行创新，即使到了期颐之年，复旦的历史学科也是这样，要为下一个百年，如履霜而行，探寻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