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孟令晓、孙涛
35岁生日前夕，博士二年级生蒋欣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95%的机会”。
她开始近乎疯狂地搜索各个大学的招聘信息，但现实却比她想象的要严峻得多：即便是一般的地方高校，博士招聘年龄限制一般也不超过35岁，只有极其优秀的应聘者才能放宽到40岁。
严寒中，她想到相聚取暖，她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寻找35+位博士生，记录大龄博士生面临的困境：发表论文、毕业、求职、贫困病痛、另谋出路、选择城市、照顾父母、结婚生子、同龄人的压力、年轻同学的压力，还有那颗稍有触碰就碎的疲惫心灵……
蒋欣建了一个群，名字叫“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她说这句话是动画里反派的口头禅，通常当事情开始变糟时，反派总是露出邪恶的笑容，说“事情开始变得有趣”，她发现反派总是比正派角色更努力、更乐观。
群里留言的格式是“姓名+大学专业+年龄”，现在群里有40多位成员，很多都是30多岁，年纪最大的博士生也有40多岁了，他们会在群里聊自己的伴侣、孩子等话题。
35岁以上的博士生，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要背负沉重的负担前行，故事的结局谁也无法预料。
常见困扰：对此不满意
20多岁的小组长蒋欣和大多数怀揣期望的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可以在荒野中奔跑，可以在世俗的评价体系之外生存，金钱、稳定的工作、户口、房子、车子，这些都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命题。
硕士毕业后，蒋欣进入家乡的一家机关单位工作，工作多年后，她开始向往“远方”和“其他的知识领域”，于是萌生了读跨学科博士学位的想法。蒋欣回忆，本科期间，在一次交流项目中认识了一位老教授。这位老教授并没有按照本硕博的规律“升级”，而是在27岁之前专攻美术，本科之后重读文学，现在还在写作。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老教授的经历给了蒋欣重新开始的勇气。
20多岁的方立坤热爱跳舞，打羽毛球、篮球，也因跳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穿梭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从未奢望过上安稳的生活。
那时的方利坤在校园与职场之间辗转，大学毕业后工作3年，后辞职准备读研，硕士毕业后又再次工作。工作并不稳定，几乎每年都会换工作，最短的工作干了3个月，最长的也干了1年多，还在好几个不同的城市换过工作。
对于跳槽频率，方立坤在简历中写道，有一次他辞职是因为公司解散了整个部门。更多的时候，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只能像陀螺一样被牵着走。于是他决定通过读博士来改变人生方向。
20多岁的于晓红是西部大学的行政老师，她的丈夫是知名985高校的博士，博士后期间积累了十余篇高水平论文，获得了西部大学当年配偶就业扶持计划的三个名额之一。可以说，于晓红当时是很幸运的。
因此，余晓红每天从早上8点坐到晚上6点，只和五六个同事互动，工作内容简单重复，甚至交谈的话题也仅限于养育孩子。下班后，她全身心投入做妈妈：接送孩子、做饭、陪孩子看绘本、哄孩子睡觉……这个婚前的“文艺青年”，几乎连看一本小说的时间都没有。
在备考博士的几年里，于晓红得到了很多身边人的支持。父母认为，不管贫富，只能睡一张床，但博士学位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善良的同事们像八卦一样关注着于晓红的博士考试成绩，总是用幽默的方式安慰她，“考吧，考不上去还可以做行政，对你的一生都有好处。”
于小红也曾几次想过，不考了，就这样过一辈子。但这个想法最多只持续了几个月，博士学位和它所象征的另一种人生状态，牢牢占据了于小红的整个身心——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那些选择在更大年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执念：他们不满足于此。
正如王小波所说，人生是一个缓慢被锤炼的过程。人一天天变老，奢望一天天褪色，最后变得像被锤炼的牛一样。但他们并不满足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永不停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满足于三十年来一帆风顺的生活。
可他们没想到，不安的心注定要受到现实严酷的打击，学业、生活、就业的压力接踵而至。
主题：落后在起跑线上
作为年龄较大的博士生，课题组长蒋欣的博士论文几乎是“零基础”。
蒋欣自学考试成功后，却遭遇了研究方向的转变，她必须从头开始，自学本科、硕士课程。
蒋欣就读的文科博士项目正常学习年限为3年，但超过半数的博士生都处于延长学习状态。
读博士的第一年是高压训练，蒋欣从事的是新领域，比别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天工作学习十几个小时，一年到头，衣服基本不换，白天穿的晚上在宿舍洗，第二天再穿。
这一年，她提交了几篇课程论文，参加了四次学术会议，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参与了导师的三个项目。翻看与导师的聊天记录，满满的都是让她加快速度、迎头赶上的话语。
读博第二年，蒋欣失去了最初的热情，工作经常停滞不前，处于连续的“躺平”状态，导致博士论文题目迟迟未定。她向导师汇报了几个感兴趣的课题，但得到的反馈要么是没有学术价值，要么是导师无法指导，只能放弃。蒋欣想过把这些烦恼分享给博士同学，但同学们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本硕博士不跨学科，这些差异意味着身边没有人能理解她的烦恼，没有人能对她的经历产生共鸣。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蒋欣在社交网站上发帖，希望找到一群能与她产生共鸣的老博士。
随着博士生陆续入群，“35+开始有意思了”群热闹起来，但活跃的博士生却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很少说话，只是在沉默的“水群”里找到了些许认同。蒋欣观察了他们的社交网站主页，他们更多地把网络当成内心的宣泄口，偶尔说几句关于人生、社会的哲思。如果说这个群体有什么共同点，那可能就是孤独。
有一位37岁的工科学生，似乎“屏住呼吸等待毕业”。他的朋友圈在四年前就已停滞，很少在现实生活中与亲朋好友交流攻读博士学位的事情。只有在群里，他才能向同样处境的陌生人敞开心扉。这是他唯一的“树洞”。
于晓红去年12月加入这个群，她今年40岁，在上海一所知名大学读博士。
余晓红记得，开学第一天，她扫了一眼共享单车，沿着宽阔的校园大道疾驰而过。南校区水系密布，路边阔叶树浓荫蔽日，让她作为名校博士生感到无比自豪。从校门口到宿舍楼的路上，余晓红一路从各个角度拍摄着沿途的风景，发给了家人群和博士新生群。
大一新生群里有位志愿者在群里回复：“你现在觉得这条河很美，但五六年后你就会有想跳进去的冲动。”群里的大一新生对此并不理解，也没放在心上。
读博士二年级的于晓红亲身体验了新生们的笑话。学校对博士生的要求是至少以第一作者在SSCI/A&HCI/CSSCI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一篇C类期刊必须是专业期刊。同班的博士生大多是高校教师，在深造期间都有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经历。他们一边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一边开始投稿小论文，而于晓红却连论文和投稿的基本流程都不懂。她意识到自己的学习进度已经落后了，而且差距还在拉大。
在为论文和出版而奋斗的日子里，于晓红发现自己的脾气和身体明显变差了，对家人和孩子失去了耐心，一点小事就足以引起争吵。读博士前，于晓红很少感冒；但如今年近40的她，已经对体检报告上各种腺性结节的术语了如指掌。与记者交谈的前几天，于晓红刚刚染了头发——毕业前的一年，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一。
就业：“95%的机会丧失”
他们陷入了发表论文、毕业、找工作的恶性循环。对于蒋欣来说，35岁再担心就业已经晚了。
如果中国学生走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路线，大概30岁左右就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35岁左右就要申请各种基金项目，后者依然是大部分大学评价年轻教授的重要标准之一。
除了申请项目，蒋欣在网上看到不少讲师、副教授被迫升职或离职的文章，但对于35岁以上的大龄博士生来说，是否能达到“升职或离职”的门槛，还是个未知数。
这些年，蒋欣见识了太多这样的评判：35岁是职场的分水岭，这个年纪如果还在读博士，多半是没希望了，拿到了博士也没用，何不早点积累经验……原来，人一旦到了一定年纪，就会突然受到世俗评价标准的冲击。她开始抑郁、焦虑，开始怀疑毕业后，是否还有地方“收留”自己。
通过查阅各高校的招聘信息，她震惊地发现，现实比她想象的还要严峻：即便是普通地方高校，招收博士生的年龄限制一般也不超过35岁，只有来自国内外、学术能力突出、专业领域属于学校紧缺的优秀博士（博士后）研究生，才可以放宽到40岁。
在考博士之前，蒋欣就预料到了“35岁门槛”，她认为，即便就业空间在缩小，博士毕业后仍有30%到40%的几率找到教职、做学者。读了两年博士，蒋欣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她认为像自己这样年纪大、没有突出成绩的博士生，连5%的机会都没有。
35岁那年，蒋欣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必须靠人脉找工作的年纪。在之前的工作中，蒋欣积累了不少所谓的“人脉”，但即便在电梯里遇到不太熟的人，她也会犹豫再三才下定决心打招呼；在找导师为她写博士申请推荐信时，她总是要经过千百遍心理纠结才敢开口。这不是一条适合所有人的路。
蒋欣的博士生导师告诉她，“你这个年纪找工作跟别人竞争，别人有一篇C级论文，你至少有三篇。”
她想象着如果自己能如愿被大学录用会是怎样的情景。读了几年博士后，她发现评职称的过程“比任何戏剧都戏剧性”。如今，她的学术梦想早已“解构，不再算数”。
与大多数在高校谋求教职的博士生不同，于晓红将自己定义为“只想写文章，不想教书”的人。入学后，于晓红发现，身边的学长博士生90%都在谋求教职，只有极少数人对现状不满，想通过读博的机会改变现状。
于晓红认识的几位博士生，都是通过导师推荐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于晓红刚入学时，学校为她安排了一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外籍导师。但另一位熟悉的老师说出了于晓红的顾虑：如果安排了外籍导师，毕业后怎么找工作？入学一年后，外籍导师离开了中国，学校又为于晓红安排了一位中国导师。
今年6月毕业的余晓红，真切感受到了博士就业的“寒意”。一位“双一流”高校的人力资源秘书曾委婉地表示，文科招聘的最低要求是发表3篇C级期刊论文、手上有项目，年龄限制放宽到不超过38岁。后来她得知，今年该校预聘副教授年薪高达40万元，吸引了周边多所高校的副教授前来竞争。
从各高校的招聘信息来看，年龄较大的博士似乎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门票和儿童
完成博士学位后，蒋欣几乎“放弃了一切物欲”。
她每年的奖学金几乎和学费一样多，此外，学校还会给博士生每月1500元的助学金，延长期后仍在读博士的则没有助学金。她从不化妆、不梳头，也很少买衣服。在北京租房一个月要花4000元，一边花着早年的积蓄，一边还要靠父母的支持。
随着父母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蒋欣突然发现父母的老去几乎是一瞬间的事，从未为生计操心过的她，也从这一刻开始感受到了危机。
于晓红的付出就更高了，她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加起来每个月有3000元，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这笔钱足够维持生活，但想要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就有些困难了。
于晓红发现，班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学费和生活费不成问题，所以都没有打工。博士毕业延期后，学校不再提供补助，于晓红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前期打工积蓄和家里的资助。按照她读博前的工资来算，她这几年打工的收入至少有五六十万，这都是她读博必须付出的隐性成本。
对于方立坤来说，攻读博士学位的隐性成本则更大。
辞职前，方立坤是上海的一名算法工程师，年薪30万元。他现在在武汉一所实力雄厚的理工大学读博士，凭借国家博士生奖学金、助学金和课题组补贴，平均每月能挣3400元左右。但因为已经成家，光是房租就要花掉2000元。
工作最初几年，方立坤并没有攒下多少钱，也没有买房。再加上妻子的工作不稳定，方立坤读博士后，夫妻俩把积蓄全部花光了。方立坤每周要花三天时间打工补贴家用。
方丽坤也顶着父母生娃的压力，他理解父母的焦急，但也明白吃钱兽的威力。没房没车，没有未来工作，迎接新生命的不确定性太多。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继续打工，不打工意味着两个人的收入都会大打折扣。
蒋欣还没有考虑过生孩子的问题。她曾在社交网站上看到一句话，如果你想要生孩子，就要先证明这个世界是个好地方。她认为，结婚生子需要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而自己目前“没资格”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一名已婚且有孩子的女性，40岁的于晓红深知带着孩子读博士有多么不容易。
疫情期间，余晓红在家攻读博士学位的两年里，她经常面临身份认同的矛盾。她是博士生，但在其他家人眼中，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份自由职业，意味着她不用进办公室，默认没有工作。很多琐碎的事情自然就落在了“家里人”身上。早上七八点坐在图书馆，晚上十点多回到宿舍，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种奢侈。
现实中，于小红每天早上8点前给孩子做好早餐，送孩子上学，回家后洗衣服、晾衣服、打扫房间。没有托管的日子，于小红下午三四点就要放下书本，接孩子放学，给他们做饭、辅导作业，每天有效工作时间只有3、4个小时。
这些无休止的琐事，把大把的读博时间分割成了小块，于晓红只能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母亲。
今年年初，于小红在上海一所学校待了不到四个月就回到了家，热情地拥抱了久违的孩子。但回家后的第二天，孩子就因肺炎发烧住院了。陪伴孩子十多天后，于小红自己也被感染，因肺部出现小面积白斑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二十多天的寒假，于小红都在医院值班，她原本打算在这段时间把毕业论文的重要一章写完。
于小红的丈夫并不是“隐身人”，他理解读博士的艰辛，主动承担起家长微信群的工作。在学校活动上，回复的都是“XX妈妈”，他少有的“XX爸爸”称号格外显眼。但在学校，于小红经常通过视频远程遥控，比如孩子明天穿的黑色运动鞋在哪个柜子里，因为很多琐碎的事情只有她一个人清楚。
于晓红发现，妈妈们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孩子，而这似乎与她们的工作状态并不无关系。
孩子上四年级时，余小红的丈夫试探性地问她有没有生二胎的打算。余小红知道，这种心态来自于和身边的朋友对比：大学家庭大多是二胎，有的响应了国家三胎政策，身边亲戚也生了二胎。但余小红无法想象自己再次成为一名母亲，重新养育一个婴儿。
在这些故事的最后，我们得知方利坤已经辞去兼职工作，专心攻读博士学位，与妻子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去年完成学校短篇论文发表要求后，余晓红原本计划今年6月毕业，但因为一系列疾病，她选择推迟毕业。如果没有其他变化，她希望年底通过论文答辩并毕业。截至目前，她尚未决定工作。
《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课题组长蒋欣几经周折终于选定论文题目，这标志着她的博士论文写作又跨过了一道难关。
今年6月，蒋欣建立的群聊人数还在增多，35+博士生的故事还在继续。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谁也无法预见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也只能由自己书写。
（本文所有名字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