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编与考公:古今稳定性追求的比较与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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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当公务员,是现代人生活中很稳定的追求,古人亦是如此。

从“世袭贵族”到“拜官为师”

古代社会把人分为四类:士、农、商、工。第一类是士,也就是读书或做官的人。虽然说学问高的人会做官,但在早期的历史中,做官并不一定靠科举。春秋时期有“世家世禄”的说法——一个人能否做官、做什么样的官,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他的血统。简单来说,你父亲当官,你爷爷当官,你父亲当官。《公羊传》曾记载“世家世禄不礼”,似乎是对世家世禄现象的批判。 批判世袭贵族、世袭俸禄,恰恰说明世袭贵族、世袭俸禄的情况在春秋时期太过普遍,几乎成为各诸侯国人才更替的基本模式。

世袭贵族享受世袭俸禄,虽然不全是傻子,但这种“近亲繁殖”,有能力的贵族和官员肯定会越来越少。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用人陈旧,没有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一些不能当官的人,受过教育,在生活中养成了能力和才华,渴望加入官僚体系。人才与职位的矛盾日益严重,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要解决这个矛盾,单靠人才的努力是不够的。历史潮流的大变化、大转折,彻底导致人才任用出现了新的局面,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到来。

战国时期是一个强国时代,因为战争的需要,人才成为了财富,毕竟战争带来巨大的人口消耗,无论是将帅还是士兵,都在快速代谢。战国时期的几个大国,魏、赵、秦等,都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其中统一意志最坚定的秦国,对人才的渴求也是最大的。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军功制,“明分爵位尊卑,以品级命名田宅,以家谱命名奴婢服饰”。这一做法打破了世袭贵族的旧秩序,为人才的晋升开辟了一条新路。史书中记载的人物,多半都是靠军功制获得一席之地的人。但秦国数量众多的文官,也就是当时俗称“文官”的那群人,他们如何进入官僚体系,如何升迁,掌握了哪些知识,只能通过史书和出土资料的相互考证才能呈现出来。

李斯特别值得一提。李斯本是楚人,做县官。他在厕所里看到老鼠偷粮,见到人来,就害怕地躲了起来;但是他去到仓库,发现粮仓里的老鼠肥肥的,见到人来,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在花园里溜达。李斯突然意识到,人跟老鼠一样,不是吗?能力差不多,全看所处的环境。于是他马上去向当时最伟大的学者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完之后,他告诉荀子,天下的机遇在秦国。如果我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我真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李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莫大于屈辱,莫大于贫贱”。这句话可以算是很多投身官场的人的基本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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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里的李斯

后来李斯又向秦始皇建议,把一切非法家的书籍都收缴,老百姓要想学知识,就到官府里去向官员学习,这就叫“拜官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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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为师,关系到秦国培养官员的基本方式。并不是李斯到秦之后秦国才知道以官为师,而是秦国本身的文官培养模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做官,就必须向官员学习做官的方法。

法律知识

在秦国当官,基本的学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知识,一个是文书和行政知识。在秦朝,这套知识是在做官过程中学习的。拜官为师,一方面是学习法律,另一方面是学习文书。

法律知识可以说涵盖了生活的绝大部分方面。1975年,湖北云梦发掘了一组秦墓,其中编号为M11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均记载了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有效律例》、《秦律杂集》、《法律问答》、《印诊仪》等。这十八种秦律非常详细,包括农业生产的《田律》、仓库储存的《仓律》、货币流通的《金布律》、国营手工业经营的《工律》《平工》《工规》等。M11墓主人席姓,身份是一名基层办事员。 他把这些法律文件随身埋葬,说明他生前可能用过这些法律。与现代人不同,现代人不会在工作中学习很多法律知识,即便是公务员,也只是对自己的业务有些了解。而习则不同,一方面,他对社会生活触及的几乎所有业务的相关法律都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这些法律都抄录得非常优美的文字,说明他非常珍惜这些法律。

这种情况值得深思。过去常说秦国、秦朝以严苛的法律和刑罚统治天下,引起百姓的不满,这种情况当然也没错。但从基层公务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法律的尊崇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或可由此推断,在整个秦国的公务员培训中,“以法传道”并非空谈,反映出当时公务员的分工尚处于起步阶段。举个简单的例子,秦朝和汉初的乡里官员一般被称为“乡右职”和“乡色府”。右职是指从政府领取俸禄的官员,色府则是上级机关首长的称谓。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基层官员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职责分工,一般都是包罗万象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基层公务员需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各类法律文件了。

北京大学陈素珍教授指出,“汉承秦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文法和官制。具体来说,汉朝既继承了秦朝的法律,又继承了执行法律的官僚制度。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汉简中,就有一套《二年律例》,判断为吕后时期汉初的法律。翻看《二年律例》可以发现,汉初的法律完全继承自秦法,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其实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刘邦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旧部兄弟们,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没有受过教育,让他们自己建立一套法律体系,简直是痴人说梦。 而且汉初文官制度的奠基人萧何,都曾在秦朝做过官,对秦法十分熟悉,所以都抄袭秦法。《汉书·刑法》中就有“宰相萧何搜集秦法,择其时宜,作九篇律例”的记载。

文件管理知识

法律需要用文件来执行,秦汉时期的核心就是公文管理,这是公务员必须掌握的知识。公文管理知识包括两部分,一是公文的书写,比如按固定格式书写、用标准字体书写等,二是公文的送达和收发。在今天的公务员工作中,这两部分内容都有专门的教材讲授,在古代应该也不例外。

《二年律》里有一个《实录》,《实录》虽然是历史的意思,但并不是历史的意思。古代的《实录》是指写文书的人,所以《实录》可以看作是所有古代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处理文书。《实录》讲的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才能具备写文书、制作文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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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准备工作很艰巨。跟官学的学生被称为“史官”,要成为“史官”,必须认识五千个字。这五千个字,不仅包括当时流行的小篆,而是八种字体。根据《说文序》的记载,这八种字体包括大篆、小篆、刻体、虫体、仿篆、署名、书体和隶书。加起来,相当于认识四万个字。光认识字是不够的,他们每隔几年就要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被推荐到不同的官职。

另一版本的《侍律》记载在《汉书·艺文志》中,文中说萧何首次规定了汉代文官的基本规矩,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识九千字,而每个字都要掌握六种古今字体,即古文、奇文、篆书、隶书、苗篆、虫书。按照这个版本的记载,如果想成为当时的初级文官,就必须识五万四千个字。

当然,在抄写古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比如“五”和“九”两个字就可能抄错。那么何不减轻他们的负担,把他们当成秦汉时期的文官,至少认识五千个字。据说现代人只要掌握三千个汉字,就能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当然,如果往前推几十年,如果你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文盲了。与秦朝文官相比,现代人的识字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史”是秦汉时期最基层官员的基本称谓,几乎所有人的仕途都是从“史”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腾指出,秦国中央政府和郡县各级都存在大量史官,这是秦国官僚体系的正常现象。

秦国文臣之所以如此重视识字,和秦国用文字行政来规范一切行政事务的传递有关。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内史杂记》就记载了这样一条律例:“有事请,必以文字,不得口传。”规定得很明确,一切行政事务都必须在文字层面上落实,口头传达将无从考证,事后追究责任也没有依据。秦国重视文字,就是为了将人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保证命令的有效传达和执行。

另一个原因是,秦朝虽然实现了“文字统一”,但文字在不同场合使用,需要的字体也不同,再加上秦朝官员要处理历代遗留下来的文书,不了解六国以前的文字,是没有道理的,这就要求秦朝官员必须掌握大量的文字,以及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

懂法律、会写字,就一定是合格的公务员吗?不完全是。因为公务员还要熟悉一套文书管理的规矩。比如中央下发的文书,某月某日传到县里,收到文书的人要登记,然后自己再复印一份,继续传到县里,同时还要给中央写回执,表示县里收到了文书,已经传下去了。县里收到县里发来的文书,还要重复上述过程。整个秦国,秦朝的行政机构,都是由一张文书网络连在一起的。

里耶秦简中有多处关于任命官员和邮递员的书面材料,可作为类似文书传递方式的范例:

三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岐岭乡有一人敢言:城里殿、岐岭驿使职位空缺,时务城里盖、城为殿,盖为驿使。他到知县请他帮忙,敢言。(J1⑧157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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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十月日,令成官长阙调齐陵:二十七户已有一官,今又任命成为官,应遵什么律例?卫已任命成、齐二人为齐陵驿使,应遵什么律例。/齐手。/十月日,正午,府中守卫出动。

正月初一,食时,妾然来。/心发。任手。(J1⑧157回)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岐岭乡乡官给乾陵县上书,询问能否任命城里人齐、程二人担任城里里驿馆和驿使。正月十五日,乾陵县书记常回复岐岭乡乡官,说岐岭乡城里已经有里驿馆了,无法另任命,所以安排齐、程二人同时担任岐岭里驿使。除了岐岭乡乡官、乾陵县书记常、程、齐四个主角外,材料中还有齐、冉、辛、任几个边缘人物。他们是谁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简牍的形式了。

此单正面是岐岭乡的请示,是上行文书;背面是乾陵县的批语,是下行文书。如果县里的下行文书已经下发,又怎么会出现在同一单上呢?因此,可以判断此单是县衙内文书的复印件。具体传说是:岐岭乡下发的文书,于农历正月丁酉日早晨早餐时送到县衙,送件人是冉氏。县衙内某石信拆开文书印章,交给任书记员登记以示收讫,随后将原件送交常县令处理。常县令处理完毕后,便命人于当天中午将原批语送回岐岭乡。送回前,他让书记员继续抄写自己的批语,以示工作流程已完成。

简单的一份人事任命文件,就涉及县乡两级的数人,足见秦始皇基层行政的规模与效率。

我们看秦朝地图,看到的是郡县、交通线。其实,在物理交通网的背后,还有一张同时存在、同样繁华的文书运输网。不仅如此,秦汉文官还需要在脑子里有一张文书运输网,知道自己发出去的文书去了哪里,收到的文书从哪里来,如果疏忽了,就会犯下大罪。

可以想象,秦朝的驿道上每天都挤满了传递文书的邮递员。不同的文书根据其级别和紧急程度,以不同的方式传递。例如,最“刺激”的是传递军事情报的文书。传递这种文书的人被称为“本命”。通过与古希腊马拉松诞生的传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本命的含义。

如果概括秦国文官的基本修养,可以说学法、识字、写字是他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工作内容。无论是最基层的官员,还是最高级别的宰相,日常行政中处理的公务大致无非就是这些内容。不仅工作职责繁重,形式细节也繁琐。秦国文官的晋升空间并不宽广,我想他们也非常辛苦,他们应该也在日常的行政道路上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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