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当时韩愈是四科博士。文中所谓的“师”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教师，也不是指“授书授句”的启蒙教师——唐人并不否定这种能读书识字的教师，而是指学有所成，能“传道纳生解疑”的人。这样的教师的标准很高，不但要通晓经学，而且还要是一个“通晓道理”的人。俗话说，“道理在，师在”。韩愈不仅自称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以师为人师。柳宗元在《答魏钟离论师道》中说：“魏晋以来，人愈不肯事师，今不闻师，若有师，必笑之，以为狂人。”（《刘鹤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下略）这也充分说明，“师”已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有特定的含义。
与此相关的，是对“师者，教道、教学、解疑”的理解。人们通常认为，“师者，教道、教学、解疑”这句话，揭示了教师的作用。其中，“道”指孔孟之教，“受”与“授”同，“学”指儒家经典。这种解释出自曾国藩：“教道，即修身养性之道；授学，即古文六艺之学；解疑，即解疑此二种之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皆有追求，所以常将二者并提。” （马其昌、马茂元，《韩昌黎文集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以下只标明页码）另一种观点来自吴晓如先生，他在《读韩愈《师说》中提出：“师者，教道之人，受学之人，解疑之人。”紧接着第一句“古之士”，意思是士人求师，是为了继承古人之道，接受古人之学，解自己的疑惑。并不是教人，传授知识给人，解人的疑惑。（吴晓如，《中国古代文献精读例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如何正确理解，值得探讨。
韩愈以澄清佛道思想，恢复和确立儒家正统为己任。他在《道源说》中说：“吾谓道，非老佛之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不传了。”（第20页）韩愈自认为是正统思想的继承者，他最早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承进行了总结，将正统思想追溯到尧、舜、禹、周公，说明他所创立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因此，把韩愈所传之道仅仅看作孔孟之道，恐怕并不全面。韩愈在《进学说》中借学生之口说道：“师不辍，六艺之文，百家之书，无不读。”（第51页）由此可见韩愈主张以儒家为本，向百家学习。他在《送孟东野序》中，除了肯定孟子、荀子外，还肯定了墨子、庄子、屈原、张仪、苏秦等人：“庄子以荒言而出名；楚国之大国，屈原而亡；臧孙臣、孟子、荀子以道学而出名；杨朱、墨子、管义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师郊、孙武、张仪、苏秦以术学而出名；秦国之兴，李斯而出名；汉朝之兴，司马迁、相如、扬雄而出名。” （第261页）韩愈在《答后稷》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学习态度：“吾自幼好学，五经之外，百家之书，皆读之，而无不通其义。”（第184页）由此可见韩愈兼收并蓄的胸怀。《经学解》中“上师尧巳，浩瀚无边”，《师说》中“孔子之师，郯子、苌弘、施襄、老聃”等，都体现了韩愈的胸怀开阔。
曾国藩解释的另一个缺憾是，将“受”理解为“赠”。上海字典出版社出版的《古文赏析辞典》在《师说》注中，将“受”视为“赠”。《唐宋八大家赏析辞典》则直接将“受”改为“赠”。（《唐宋八大家赏析辞典》，上海字典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这一点值得商榷。首先，从版本上看，宋末廖应中适才本《韩集》、近代古文大师马其昌与其长孙马茂元教授编撰的《韩昌黎集》，均以“受”代之，不以“赠”。市面上的书，不要随意更改古人的版本。其次，“受”不是“赐”的同音字。“赐”是后生字，在“受”后面加了一个符号。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受，说这个，受，说那个，相通。”（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580页）“受”本身就含有受和赐的意思，也就是所谓“赐受”一字之分。就是你给我，对我来说是受，对你来说是赐。古字上面一个爪，是手，下面一个爪，也是手，中间就是受和赐的东西。 “授”和“受”不可互换！后世的词怎么能借用古词呢？而且，韩愈在《师说》中，把“受”和“授”分开了。文中有一句话：“其子之师，教其书，使其学其文，非吾所谓教其道，解其惑。”这里用的是“授”，是传授学术的意思。很显然，开头的“受”不能解为“授”，解为“接受”也不准确，这里的“受”只能解为学习。这种用法在唐代以前很常见，如汉代刘歆的《辞去太常郎中迁书》中说：“及至孝文帝，史官晁错，始从伏生学《尚书》。晋代杜预《春秋释义集序》云：“左丘明从仲尼学经。”唐代李延寿《北史》卷五十八《齐阳王传》云：“少时随武帝学诗传，通要而得精髓。”这些句子中的“受”就是学习。“受”就是学习六艺的经典。在懂得修身治人之道、学习经典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疑惑。“解疑”就是曾国藩讲的解这两个疑惑。所以，对“师者，教以道，受以识，解以疑”的正确理解，是作为教师，必须肩负起复兴正统、学古文六经、解决求道求学过程中出现的难题的责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韩愈在《师说》中，只强调教师有“道”可教，必须解决“道”的难题，而没有对“受”作展开。原因在于“受”是教师自身的要求，“受”本身也是求道的过程，因为在古人眼中，修身养性也是一种知识的学习。所以韩愈在写作时，并没有对“受”作展开。“师者，教以道，受以识，解以疑”其实是在讲教师的标准和要求。文章提出了跟谁学的问题。
韩愈之所以写《师说》，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担任四门书院的官职。许多人来找他或写信向他请教，韩愈就把自己对文学和道教的看法告诉他们，劝他们注意修身养性。这些请教的人中，有年纪较小的，也有年纪较大的。对此，韩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生于我之前，闻道先于我，吾当以师；生于我之后，闻道先于我，吾当以师。”他把所有向他请教的人都视为弟子，而一般人则往往把“人之难处，在于好为师”当成一种警示，不以师自居。如柳宗元在《答魏钟离师道》中就提出“取其精而留其名”，即可以帮对方，但不敢以师自居。但韩愈并没有回避师徒身份：“唯韩愈勇于不顾俗，受尽讥笑辱骂，招收学生，写《师说》，因抗拒而为师，天下怪人云集，聚众骂他，指指点点，拖拉他，加添言辞。”韩愈的行为引起当时羞于拜师的文人不悦，甚至有人聚众骂他，视韩愈为狂人。骂声中，韩愈觉得有必要正一正师道。于是，爱好古文的李蟠在向韩愈献师之礼时，写下《师说》，挑战当时羞于拜师的陋习。这也招来了更多的嫉妒。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任监察御史时，写了《御史台上天寒饥民论》，十二月九日被贬到阳山。贬令一到，他便立即启程，连安顿家人、与妻子告别的机会都没有。韩愈在《往江陵途中，送王二世、李士仪、李二十六、三翰林学士》中回忆道：“钦差大臣登门送别，我片刻也不能停留。病妹卧床，我知明暗相隔，哭求离去，她不肯答应。” （方世居撰，郝润华、丁君里编，《韩昌黎诗年谱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0页）多惨啊！关于韩愈被贬，柳宗元在《答魏钟离为师途》中说：“居长安，无暇烹煮，被拖东去，屡次如此。”他认为朝廷对韩愈如此苛刻，不仅是因为他得罪了时任京兆尹李适，更是因为韩愈的师德名声。韩愈被贬阳山时，柳宗元是监察御史李行，应该很清楚朝廷的内幕。柳宗元的判断是可信的。
光明日报（2024年8月19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