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功绩勋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于2024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周光召，1929年生于湖南长沙，男，中共党员，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粒子的螺旋振幅，1960年导出伪矢量流偏守恒定律，是国际上公认的伪矢量流偏守恒定律创始人之一。
1961年回国后，周光召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参加和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他荣获“两弹一星功绩勋章”。
“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周光召成长于外敌入侵的年代，其父周凤九曾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湖南省公路局局长，被誉为湖南公路界的领军人物。父亲的言传身教，在周光召的心里埋下了求知欲的种子。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光召全家迁往四川。1941年，周光召以寄宿生身份进入南开中学就读。
中学毕业后，周光召考入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班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励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周光召选择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焕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领域的基础研究。
著名的“粒子自旋螺旋态”理论，就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在国外留学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他对相对论性粒子自旋的研究成果，而周光召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让这位教授非常生气。之后，周光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验证，并撰写了一篇题为《相对论性粒子自旋在反应过程中的表现》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理论与实验物理》上。
在莫斯科学习的三年期间，周光召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螺旋态”理论，同时还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偏寄生流守恒定律”，直接推动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
李政道在给周光召九十大寿的贺信中写道：“我和光召兄相识已久，关系甚好。光召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是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
杨振宁还形容周光召是“一位极其聪明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既能从大局出发看待理论物理，又能针对小细节提出新思路。这就好比下围棋，既需要谋划能力，又需要思考能力。周光召在这两方面都非常成功。他的能力已经超越了理论物理学。”杨振宁说。
十万分之一
1959年至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撤走在华所有专家，带走图纸和材料。当时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周光召得知此情此景，十分愤慨，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
周光召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他在写给时任第二机械部部长的决心信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多年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转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时刻准备着响应祖国的号召！”
1961年2月，周光召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实则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隐姓埋名近20年，潜心研究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
关于周光召对我国核武器研发和核工业发展的具体贡献，资料很少，但在2001年中南大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开幕式上，周光召在演讲中回忆了此事。
1964年10月15日深夜，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不足24小时，罗布泊试验厂发来加急电报，对原子弹的设计方案提出质疑，上级希望周光召等负责核武器理论物理研究的同志认真估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
周光召和同事们整夜奋战，第二天早晨将一份联名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报告说，根据测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在99%以上，除一些不可控因素外，原子弹爆炸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报道称，正是由于这份报告，周恩来总理于10月16日下午3点正式批准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0月16日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引爆，中国从此步入核武器国家行列。
杨振宁曾说：“光照兄的回国，使得中国能够在1964年比预想的提前一两年爆炸出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发生后，周光召回应称赞说：“科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就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不少于十万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兵、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写成的！我只是十万里挑一的一个人。”
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
1992年，周光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常务主席，认为要解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脱节的问题，把原来封闭、静止的科研体制改造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体制，坚持科技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办院，促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于是，周光召出台了所长目标责任制、建立开放实验室（所）、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使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他主持制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章程（试行）》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指导学部工作的基础性文件。学部制度自此确立并不断完善。
周光召曾对一些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当官的现象予以谴责。他指出：“一些具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当官，但当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好。想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当官。但目前有不少人既当官又当科研人员，作为官员，他们不为大家服务好，却利用职务之便把大量的科研经费留在自己的研究所，这往往使得真正的科研人员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科研事业的发展。”
张玉泰回忆说，“1996年5月中国科协代表大会后，我想把会议精神传达给中国科协。当我讲到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周光召同志为中国科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时，光召同志打断我说，以后我们不要互相称呼主席，要像以前一样互相称呼光召、玉泰。在中国科协，要少讲官员，多讲尊重、爱护科学家。”
在周光召手下工作十多年，张玉泰感慨道：“光召同志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心胸宽广、关心他人、照顾晚辈的长者，而且是一位极富凝聚力和亲和力的领导人。光召同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科学精神和高尚的境界，为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是我国科技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