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地方债务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议。
起因是网上流传的重庆市碧山区政府的一则红头通知，要求成立专项小组落实推进国有资产振兴工作方案。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
一直存在的地方债务风险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中央政府之前已经有过多轮治理。此外，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债务比率并不算太高，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
然而，与法定债务相比，近年来地方隐性债务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受到了市场的更多关注。
2023 年 6 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其关于 2022 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中指出，部分地方市县债务风险较高，新的隐性债务仍在发生。
什么是隐性债务？在 GDP 冠军下，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要求通过融资来加速发展，再加上中央政府长期要求地方政府不发债，历史上积累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部分是通过城市投资借入的隐性债务，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各类债券。学术界也一般用城投债的规模来代替地方隐性债务的规模。
例如，2023 年，城投主体违约和风险预警记录多达 235 条，其中非标违约 181 家，共涉及 97 家城投企业。
这个标志本身就是一个警钟。难怪，2023年以来，按照“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减债方案”的决策部署，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纷纷为地方债务减债做出了具体努力。
减债无非是开放资源和减少支出。
我们先说开源，其实要看政府的收入从哪里来。
以前，不含税，房产收入是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土地融资的好处也相应减弱。如何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是释放地方债务的关键问题。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搞活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此前，国有资产收入与出让地收入的差距仍然相对较大，这也表明存量资产很可能得到充分利用。例如，2022 年，土地出让收入为 6.69 万亿元，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收入仅为 5689 亿元，差距很大。
近期，各地纷纷出台化解地方债务工作计划，路径也比较相似，主要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来偿还债务。说白了，政府卖掉一些资产换钱，用这些钱来还债。
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子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该县盘活1489.6万元，从底部收回650万元，优先清偿债务和重大项目支出;
事实上，盘活存量资产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是本地化债券的常见做法，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般来说，政府的存量资产包括三类：一是行政机构的实物资产，如闲置房屋和车辆、各国政府规划建设的闲置房地产、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土地资源等;二是行政机构的金融资产，包括临时性金融存款、临时付款、 股权投资资产等;三是国有企业的资产，包括融资平台的资产。
不过，在具体操作中，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也存在诸多困难。首先，要盘活的“资产”不同，价值也不同，而且由于每个地方的经济实力不同，每个地方转债的能力往往差异很大。
更有力，在一些专家看来，地方政府缺乏出售资产的动力和意愿，尤其是优质资产，更是舍不得出售，最终“你看别省，别省看你，大家都不卖”。
正是因为“开源”如此困难，“节流”才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47 号文”，全称《重点省份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这种管理办法实际上是中央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采取的“一揽子债务”措施之一，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严格控制政府新增投资项目，二是严格清理和规范在建项目。
该文件还确定了 12 个减债重点省份，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宁夏。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主要以项目建设的完成情况来衡量，其中项目总投资的完成率低于 50%，原则上会延迟或暂停建设，如果高于 50% 但存在重大问题， 不得继续施工。
说白了，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不该花的钱都不要花”。
这个规定不是没有空穴来风的，各地过度和无效的投资都有过去的教训。据今年年初的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显示，李在勇担任流盘水市委书记三年多，地方新增债务达1500多亿元，推动建设23个旅游项目， 其中 16 个项目被贵州省列为低效闲置项目。由于盲目借款，仅债务利息就造成了 9 亿多元的重大损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将其债务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甚至“谈论债务的变色”。
债务本身归根结底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政府适度借款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也是国际惯例，以合理的规模和有效的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也是国际惯例。
钱花不花，花了多少，就看能不能花在“刀”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