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书记涉案近 2 亿,小官巨贪现象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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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书记涉案近2亿,小官员如何沦为贪官?

最近看到一个官方公告,看完之后很震惊。

据辽宁省纪委监察部近日披露,辽阳县首山镇孔兴台社区原党支部书记曹军利用职务之便,贪污集体资金8730万元,挪用集体资金8280万元。

这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去年整个辽阳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个亿,但当地一个社区书记案的涉案金额,却占到了全年财政收入的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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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辽宁省纪委监察部通报截图

这是典型的“小官大贪”。严格地说,所谓“小官”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常指职务层级较低的职位,往往就是指基层普通工作人员。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两年前中纪委专题纪录片曝光的95后小官张玉杰。

张玉杰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的具体工作是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接待市民,然而3年来,他通过不记账、伪造票据等方式,侵吞公款69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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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玉杰对镜头表白(资料图)

所以,小官的职位虽然小,但胃口可不小。更让人吃惊的是,随便翻翻公开报道,就不难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孤例。

十几年前,山西省煤炭厅厅级官员郝鹏君以权谋私,涉案金额高达3.05亿元;“史上最牛股神”李华波贪污近亿元;“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罗亚萍卷入财富过亿元等案件,屡屡引发人们关注,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家对基层基础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大量资金直接由基层管理和分配,小官大腐败现象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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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露,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是“小官巨贪”的特征之一。文章以江苏镇江为例,2012年以来,该市共查处“小官巨贪”案件60起72人,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在100万至500万元的案件占查处案件总数的一半以上。

学者程文浩在《预防腐败》一书中曾指出,腐败的本质就是以公权谋私,公权力看似千变万化,实则最终体现在对某些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上。

但为什么“苍蝇”能做到“老虎”才能做到的事呢?总而言之,地位低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权力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更大。

从涉及“小官”腐败的领域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民生、城建是小官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关键领域的关键岗位往往掌握着很多垄断性资源和权力,比如项目招标权、采购决策权、业务审批权等等。合同到底交给哪个公司或单位?采购标准在哪里制定?可能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物说了算。

特别是在政府物资采购中,有时一个不太特殊的单项,就可能涉及巨额资金,这个单项大到可以是能源、土地,小到可能是停车位、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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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一段时间,该市路灯部门腐败案件频发,案值往往高达数百万元,杭州市电力局路灯管理处原会计徐月明,贪污路灯电费588万元。

一位业内人士说得好:“一盏小小的路灯背后,往往蕴藏着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巨额投入。”毕竟,一盏路灯不算什么,但如果铺满整个城市,可能就有几十万盏。日常的改造维护、电费支出、广告租赁等,都是巨大的收入和支出。从设计招标到验收维护,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钱来铺平。

这些职位的共同特点是,掌握着看似“小”、隐于基层的公权力,却能撬动稀缺的资源,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价值连城。

其中一些资源的稀缺性是由其自然属性造成的,例如水、电、矿产等,并且通常发生在垄断行业。

但还有一种稀缺是政策驱动的,比如在寸土必争的城市,停车位、车牌都需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批,就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道路上不限制停车、不限制行驶,也不需要审批,停车位和车牌自然就不是稀缺资源。但一旦需要审批,就立刻变成了稀缺商品,而掌握审批权的“小官员”自然就成了有关方面需要拉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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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被调查的无锡市梁溪区城市管理局停车处原处长许乃锋,10余年来,利用职务便利,接受停车场业务受理、收费制定、监督管理以及闲置场地租赁业务等方面的请托,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80.7万元。

今年6月,上海市纪委监委通报,虹口区交通协调服务中心原多名工作人员接受社会人员请求,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结伙插队为其办理临时机动车号牌,违法帮助其办理临时号牌,收受利益合计261万余元。

表面上看,小官员的腐败程度似乎与他们所获得的资源和权力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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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官员贪污腐败漫画

这其实不难理解,随着城乡发展、土地调整等因素,大量政府建设资金被下放到基层,而基层组织实际上承担着很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资源配置职责,一些基层干部受利益诱惑,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寻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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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更深层次的分析看,腐败与职位、权力并不一定有关。从根本上讲,只要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腐败就容易蔓延。这一道理,无论对高级官员还是低级官员都适用。

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单位,所谓的监督只是内部监督,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如果小官是单位的直接财务负责人或一把手,腐败的阻力往往更小,只是把资源从左手传递到右手而已。

例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计划财务处原出纳孙鑫利用职务之便,将单位公款共计2275.18万元转入其掌控的个人证券账户,用于证券交易。前述张玉杰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公款转入个人账户。

更讽刺的是,一些小贪官不甘于升迁,宁愿“安于贫困”,理由很可笑:有时基层关键岗位赚钱更多,而且赚钱更隐秘、更方便。

基于此,以巨额腐败治理小官的思路就清晰了。

有专家建议,应适度分解部门和个人权力,建立健全“管采分开”“管审分开”“管办分开”制度,把集中在某岗位、某个人、某层级的权力分解到相互制约、共同负责的多个主体上。全面梳理、规范自由裁量权,细化自由裁量标准和范围。对于基层组织来说,涉及财务、决策的事项,需要居民广泛参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官小贪离群众更近,社会危害更大,对国家躯体的侵蚀更深,用严惩治乱更加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