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语境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交织。芝加哥大学学者张真的《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凭借独特的“感知考古学”视角，为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国现代史的其他领域，有一个古老模型。这个模型是关于外国影响和中国接受的。显然，这个模型过于单一。《银幕艳史》对电影工业中的多重角色的互动进行了更复杂的解释，这些角色包括制作者、革新者、接受者、模仿者等。这部著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电影史对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单一关注，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银幕内外相互交织的感官经验网络，展现出电影是怎样成为 20 世纪上海市民重新构建现代性认知的重要媒介的。该书英文版曾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第十三届学术著作竞赛年度最佳推荐奖。此次推出了中译本修订典藏版，新增的彩色插画，能让读者挖掘被忽视和遗忘的影片，为读者提供全新体验，也能让读者再次阅读张真重写的这段海上文化史。
从“吸引力电影”到“白话现代主义”
张真将此作为现代性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张真在开篇就对“早期电影”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构建。“早期电影”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分界，还是一种批评范畴，其指向的是电影技术对市民感知模式所带来的颠覆性改造。她以汤姆·冈宁的“吸引力电影”理论作为基础。她剖析了皮影戏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发生碰撞的情况。这种碰撞催生出了本土化的“感知反应场”。观众能够通过银幕奇观重新体验时间、空间与身体的关系。观众甚至可以将死亡与欲望纳入现代性想象的维度。这一分析框架将其导师米莲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巧妙地衔接起来，然而张真把“白话性”进一步具象化，使其成为上海市民的日常娱乐实践。她指出，电影院的黑暗空间与霓虹灯下的街头广告一起构成了“感知实验室”，这样一来，市民在消费影像的过程中，也就成为了现代性经验的主动生产者。
“草根现代性”与“感官教科书”
本书富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对上海电影工业“跨国性”进行了辩证解读。张真没有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种简化的模型，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土制片人、影评人和观众的多声部对话上。她的焦点包含好莱坞叙事技巧被拆解重组并融入《火烧红莲寺》等神怪片的视觉狂欢；左翼电影通过塑造“摩登女郎”形象，既能投射都市欲望，又能暗含对资本异化的批判。这种复杂互动在“女明星研究”中很突出：王汉伦、阮玲玉等演员的银幕身体既是欲望客体，也是市民讨论性别平等、职业自由的公共议题载体。张真对照明星公司档案与小报花边新闻。他揭示了女演员是如何在商业包装与自我表达之间构建“现代性身份”的。这一过程恰好是汉森理论中“感知反应场”的本土化注脚。
滑稽短片《劳工之爱情》（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张真与既往研究的做法不同，他有意淡化五四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垄断叙事。他转而强调电影文化的“草根现代性”。他以 1920 年代《劳工之爱情》等滑稽短片为例子，论证市井白话是如何通过银幕打破精英话语霸权的。贩夫走卒的肢体喜剧以及弄堂生活的琐碎细节，都成为了市民理解现代性的“感官教科书”。张真笔下，早期电影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政治启蒙，另一方面在于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现代体验模式。
学术启示与未尽之思
《银幕艳史》一书有突破性，其突破在于具备“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双重视野。一方面，对电影《银幕艳史》（1931 年上映）等个案进行显微式文本细读；另一方面，将其嵌入跨国资本、技术迁移与都市消费的宏观图谱。然而，若用更高标准来审视，张真对女性经验的讨论仍显得较为泛化。当“女明星”被抽象为现代性符码之时，女工以及家庭主妇等群体的观影体验成为了叙事的盲区。张真有意将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拉远至五四知识分子介入之前，还把早期电影文化研究视角的中心从左翼电影运动转移开来，不会一味地只关注电影的民族性和政治性，而是试图具体地展现电影文化与城市娱乐文化对市民感知经验的紧密互文。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要找到精准的例证与史料，以对应研究中关于“感知反应场”如何产生以及电影文化中性别现代性的论述，这是极具挑战性的。此外，该书存在不足之处，即作者提出的“感知反应场”的理论张力还未完全释放。如果能将研究延伸至广播、画报等同期媒介，或许能更完整地呈现上海市民的感官现代性拼图。
《银幕艳史》是一部深耕中国早期电影史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电影研究本身。这部著作提醒我们，现代性不只是思想史中的抽象概念，更是渗透在市井烟火中的感官革命。当今天的学者再次走进“东方巴黎”的银幕记忆时，张真给予的不只是一把开启的钥匙，更是一面能折射的棱镜。透过早期上海电影那如同万花筒般的景象，我们能够看到现代中国最为鲜活的文化肌理。
张真著的《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典藏本），由沙丹、赵晓兰、高丹进行翻译，于 2024 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