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3 月 22 日，浙江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学术社团观通学社举行了“沿波讨源：重构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与理论谱系”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机构的 17 名学者参与了本次活动。本次工作坊持续了一天时间。与会学者从多个维度展开研讨，这些维度包括理论重释、史料考掘以及跨文化视野等。他们围绕早期左翼文学的核心议题，并且围绕张广海的近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进行了深入且热烈的学术研讨。
一、“革命文学”及相关论争的再认识
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是重新认识通常被称为“革命文学”的早期左翼文学以及相关的论争。与会的学者们从各自的路径出发进行了探索，并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程凯以张广海的近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为开端，结合张广海《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一书的写作经验以及近年的研究，指出“革命文学”论争有着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后史”，有进行将其放置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的必要。他指出，后期创造社在观念方面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调和性，并且没有实现理论的彻底性。他们对于由创作、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以及接受等各个环节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形态，还没有进行反思。他们的批判大多只是停留在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层面，无法从颠覆现代文学生产机制或者文学形式革命的角度展开根本性的批判。然而，这种未完成的工作在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以承接。其表现为通过群众文艺实践来颠覆现代文学生产模式，比如取消作者的独立性，以及淡化出版环节等。程凯指出，我们应当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性，把“革命文学”论争的漫长“后史”纳入考察视野，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无产阶级文化历史进程的深层逻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刘子凌对“革命文学”论争所蕴含的多重张力结构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觉得这些张力结构从根本上与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处境问题相呼应。他指出，其中最为核心的张力是“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弄清楚历史发展到底是自然进程所致，还是主体意志推动的结果。这一命题既与对“革命文学”论争的阐释相关，又触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规划未来”这一深层哲学问题。刘子凌表明，能够把“革命文学”以及“革命文学”论争研究放置在历史哲学的思考维度里，在必然和可能、宿命与意志的辩证关系当中，充分地把握其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这一研究视角为思考现代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 此研究视角能为思考现代知识分子和历史的关系给予重要的角度。 这一研究视角给思考现代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角度。 这一研究视角为对现代知识分子与历史关系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这一研究视角为思考现代知识分子同历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角度。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葛飞对李初梨、成仿吾、阿英、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有关早期左翼文学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细致梳理，接着探讨了在早期左翼文学运动中，“正统性”以及“划时代意义”等问题是如何发生、演变并且被建构的这一历史过程。他尤其关注左翼阵营内部不同派系的消长情况，关注创作路线的调整情况，还关注由此引发的历史叙事的变化情况。他着重对这些动态变化对“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形塑作用进行了分析。葛飞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与阐释，揭示出左翼文学话语权争夺背后的政治逻辑以及文学观念的博弈，为理解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叙事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刘天艺依据近年的研究旨趣和经验，着重谈论了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阐释过程里所遇到的关键问题，并且尝试构建了研究方法论。他尤其对“革命文学”这一概念的指称问题展开了批判性的反思，表明该术语在学科研究中展现出内涵和外延的模糊状况，从而使得它与“左翼文学”等相邻概念出现了混用的情况。他强调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要审慎处理这一术语。要尊重历史文本的原生语境，同时也要建立清晰的概念边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因概念不清而导致的研究偏差。
二、早期左翼文学个案研究
与会学者深入到早期左翼文学的个案之中。他们展现出早期左翼文学具有丰富性。在域外论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作家心态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形式批评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感官叙事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美学渊源方面，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吴宝林谈及了日本学界对中国左翼文艺研究史料的整理情况，还谈到了他自己的资料探索与发现。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发掘了早期“左联”在东京的两个分支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日本分会”的形成状况，以及它们所展开的“理论战”。并且揭示出这场“理论战”在批判模式以及政党介入等方面，与“革命文学”论争有着历史相似性。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 20 年代末论争在域外的延续，这印证了程凯刚才提出的“‘革命文学’论争存在一段漫长后史”的观点。所以，如果以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对其进行统摄，那么这一域外论争也可以被看作是 40 年代以及“当代文学”诸多“理论战”的“先声”。吴宝林讲述了在研究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的历史的“惊心动魄”。论争表面看似是意气用事，或者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然而实际上却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剧烈的波动，并且带来了一定的历史后果。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胡风的革命文艺思想，还拓宽了“左联”研究的国际视野，为理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视角。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吕彦霖依据 1983 年的姚雪垠书信等史料。还原了 1938 年“《风雨》事件”的真相与细节。他指出，这一事件在 1986 年和 1987 年，被姚雪垠在修改《春暖花开的时候》时，没有进行任何涂抹地呈现了出来，从而导致小说呈现出“既左又右”的暧昧面貌。吕彦霖觉得，姚雪垠具有鲜明的“革命文化人”秉性。这种秉性表现为“革命”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动态的平衡。一旦其中一方被压制，平衡被打破，另一方就会强烈反弹。而“《风雨》事件”是一个有价值的案例，它展现了“革命文化人”在政治洪流中的摇摆姿态。
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邢程觉得，瞿秋白的“拟鲁写作”展现出了很明显的“形式无意识”。这意味着，瞿秋白在他的鲁迅论里，主要是从内容主题的战斗特性以及意识形态立场的角度来构建鲁迅的。然而，他在 1933 年以“鲁迅风”创作的 12 篇杂文，首先模仿的实际上是形式与风格。她借用本雅明对贡多尔夫的批评，这种批评就像“猴子在树枝间跳来晃去，只是为了不必接触地面（即文本）”。她以此对以《〈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代表的论说模式的方法论进行反思，认为该论说模式未能深入到文本的内在形式结构中，也未能揭示文本的形式自律性。她肯定历史研究中“同情的理解”立场的意义，同时认为当下学者不应习惯性地沿承前人的材料与方法，不能混淆“材料文献”与“经典文本”的本质差别，否则会导致真正有效的批评方法被遮蔽。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康凌将殷夫的革命实践以及《在死神未到之前》《孩儿塔》等诗作作为讨论的核心。他指出，殷夫在大革命时期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了极为鲜明的感官化特点。具体来说，就是擅长借助听觉、嗅觉、视觉等感觉经验，来展现革命者的身体体验。这种独特的感官书写方式，使得革命受难者的身体在文本中不再仅仅是被描写的对象，而是转变为了连接诗歌艺术表达与社会革命实践的重要桥梁。他结合鲁迅阅读殷夫诗歌时的那种不安感受，把殷夫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在理解“亡友”及“鬼的世界”方面所共享的感官机制与心理方式揭示了出来。这项研究既探讨了殷夫诗歌创作的形式特征，又深入地揭示了感官叙事在左翼文学内部的某种普遍现象。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颜炼军关注殷夫诗歌，他侧重分析殷夫诗歌的精神与文学资源。他对《花瓶》《呵，我爱的》《孩儿塔》等一批文本以及相关意象群进行了细致解读，指出殷夫在精神资源与写作主题上和闻一多、朱湘、何其芳等诗人有相通之处。像二十年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他也曾以拜伦、雪莱、济慈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为师。“死神”“流浪人”等意象，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中能够找到源头。他通过此揭示了左翼诗歌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复杂关联，为理解左翼诗歌的美学质地和复杂构成开辟了空间。颜炼军还特别留意到殷夫晚期诗歌中出现的“海燕”这一高尔基式意象。他指出，这种新意象的引入或许反映了两种创作状态。一种是诗人思想出现了实质性的转折；另一种是现代作家常见的“写作分身术”。尽管殷夫整体上展现出激情与行动的高度一致，不太容易显露“分裂”，然而透过这些文本细节，仍然能够看到殷夫诗歌中那曲折的情感以及内在的裂隙。
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周旻以巴金早年的“上海时期”作为脉络，他细致梳理史料，勾勒出了 1920 年代早期上海无政府主义共同体的大致轮廓，分析了共同体内部思想观念的“和”以及“不同”，并且以自由书店及《自由月刊》等文化阵地为中心，探讨了巴金等青年知识分子怎样通过出版、翻译等文艺实践来表现自我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等问题。周旻深入剖析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革命文学”思潮的分歧。他指出，冲突主要体现在对革命本质的理解不同上。前者主张渐进式的社会进化论革命，并且强调个人自由；后者则坚持激进的阶级革命论，推崇政治斗争。这种根本性的理念分歧，使得两派在 1920 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对抗”。该研究使中国左翼文学的起源路径得以拓宽，这有助于我们能在现代中国激进思潮的多元谱系里，更好地去认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三、左翼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从“革命文学”相关问题开始，诸位学者围绕“如何认识左翼文学、左翼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反思了当前左翼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刘子凌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即左翼文艺理论本质上并非一套认识论体系，而是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伦理观。他觉得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巨大吸引力，主要并非其解释世界的理论力量，而是它承诺了个体救赎的可能性，还为解决人生困惑提供了新的伦理指南。所以，他认为深入探究左翼理论在成为共识性话语之前的传播过程，能够展现人们怎样借助这一思想体系去理解个体、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刘子凌关注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存在以及伦理抉择。这一关注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早期左翼文学中知识分子主体问题的思考。同时，也为研究左翼思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刘子凌提出，理想的左翼文学研究要能很好地激活历史瞬间。一方面，要通过史料还原历史现场；另一方面，要避免陷入史料泥潭而无法自拔。研究者既需要运用“后见之明”进行理性分析，又要保持对历史当事人所处语境的“同情之理解”，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地接近历史对象。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吴宝林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展开了反思。他指出，近些年有很多“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转向话语”。这些“转向话语”拓展了研究的边界，比如打破了革命叙事的单一性。然而，它们也带来了“扁平化”历史动力的研究困境。他强调了张广海著作提及的“人情物理”概念在左翼文学及现代文学研究里的意义。他认为理想的研究需保持对中国现代文学内在脉络的把握，也要保持对“现代中国”生成机制的把握。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述桥关注左翼文艺理论里的“组织”话语问题。他首先对“组织”话语的跨语境传播进行了考察，接着从语义方面梳理了“组织”的词源以及演变过程，并且指出中国的“组织”话语传播历经了一个从日本传至俄国，再由俄国传至中国的曲折历程。他以茅盾的创作为例，指出左翼文学的发展始终都有“组织”的思想观念贯穿其中。其二，在文学生产机制层面，“左联”以及中共地下读书会等组织形式肩负着意识形态生产的功能。他指出，左翼文学在组织文学生产这件事上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所以，有必要重视“组织”这个概念，因为它作为方法论概念具有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也有必要深入探索组织化运作与左翼文学创作之间那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的范雪分享了“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定位问题”的思考。她以郁达夫后期的小说《出奔》为实例，觉得郁达夫在其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表述里，“荒谬”这个词或许极为关键。荒谬并非马克思主义用以判断阶级的方式。这或许与当时中国并未发生像英、美那样机器荡平世界以及物质大生产的事实有关。在这个事实世界的感受中，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并非“物”的掌控者，而是传统上长期与统治相联系的“文”。邢程认同范雪的观点。她借助《鲁滨逊漂流记》这一例子，表明该作品在时态运用方面的矛盾，反映出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理性精神与冒险冲动之间的心灵张力。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早期左翼文学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内在矛盾。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曾小兰分享了她的研究心得。她认为张资平的形象长期遭到扭曲和遮蔽。实际上，张资平展现出了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不同的理性思考特质。对这一领域的探索，既能促进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成长，又有助于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四、《“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研讨
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陈奇佳主持了相关活动，与会者围绕浙江大学文学院张广海的新作《“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展开了圆桌讨论。
张广海首先讲述了该书的写作缘起以及其立场。他表明这本书试图做到“既处于左翼与右翼之间，又处于左翼与左翼之间”。在破除左翼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鲁迅中心主义”这一预设的情况下，去探索“革命文学”论争的真实情况与内在意蕴。他从“事”的角度谈论该书旨趣，着重分享并探讨了“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是否蓄意发动鲁迅批判”等问题；他从“理”的角度谈论该书旨趣，着重分享并探讨了“彭康的入党时间考辨”“茅盾的庐山行迹考辨”“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批判潜能为何被抑制”“阶级性与人性之辨该如何认识”“后期创造社的再定位与太阳社文坛活动的再认识”等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一定趣味，也值得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其次，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迪凭借该书的编辑经验，发表了关于学术“生产”与“写作”的看法。她觉得，编辑作为学术生产链条里的特殊存在，能够看到稿件最原本的状态，所以特别能留意到作者写作时的紧迫感以及思考所具有的张力，并且强调在“生产”的功利性和系统性之外，学术著作应当保持创造性、切身性和敞开性。
接着，与会学者对该著作展开了多维度的深入研讨。陈奇佳表明，他在张广海的著作中格外留意到了夏曦、何畏、沈泽民、张闻天等人物，这些个例反映出了许多在左翼文学史上值得深入去研究探讨的历史问题。程凯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呈现出以“理论论争”作为核心的特点，体现出了“文化政治斗争史”的叙述倾向。他用“漩涡”作比喻，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高度压缩的理论话语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复杂的理论互动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他接着指出了“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觉得过度强调实证或许会使文学史研究中“革命内在动力”消解。所以，怎样深入探讨文学论争史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中需要深入展开的核心问题。对于文学论争研究，程凯指出，要注意到其具有“表层”与“深层”的双重结构。研究者应当穿透论争的外表，去把握隐藏在其之下的逻辑脉络和实质。程凯还认为，“鲁迅中心主义”这一现象是根植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选择，瞿秋白等革命理论家曾试图寻找有别于后期创造社“观念突变”的模式。这一选择过程同样延伸至80年代的后续历史之中。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的周敏用侦探小说作比喻，他指出张广海的著作通过像侦探那样严谨地考据史料，将被当事人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了出来。并且，在证据难以触及的领域，还能凭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能力，从错综复杂的文字陈述里精准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心灵轨迹。他觉得张广海的研究既展现出了“笨功夫”与“真智慧”的较好融合，又在理论批评与史料考证的结合上，具备了“用厚重来约束轻灵，以轻灵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的学术品格。这使该书一方面能做到“雅俗共赏”，有着极强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不会失去专业研究的深度，能够扎实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吴述桥指出，张广海的近著在方法论意义上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在实证方面，通过认真梳理史料给出了确切的历史细节；在理论方面，也对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把微观考证和宏观思考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既避免了空洞的理论推断，又突破了琐碎的史料堆积，在“史”与“理”之间维持了富有张力的平衡。
颜炼军首先谈到张广海之前出版的《左联筹建与组织系统考论》这本书，觉得他对史料的考辨以及梳理十分精彩，在写作方面有着独特且卓越的个人风格；接着他评价新著在史实考证与理论辨析的结合方面，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做出了极为出色的推进。他希望后续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在文学作品的维度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做到既兼顾“史”，又兼顾“理”，还兼顾“文”，实现立体和呼应。
康凌指出学界长期有“一体化”的左翼知识的固化框架，左翼内在的动力和势能被封存在这一框架里。张广海的研究把左翼被压抑的内在动力重新释放出来，他通过发掘左翼理论野蛮生长时期的“非主流作品”，呈现出被主流叙述遮蔽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挫折，较好地重现了历史现场的多元样态。
葛飞建议对于张广海著作中对“阶级性与人性”议题的关注，可尝试突破文学研究框架，构建纵向的研究视野，把视域从创造社刊物延伸至五四以来的中共刊物，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历程与接受机制进行系统考察，增强理论阐释。程凯建议进一步超越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来讨论阶级性与人性论争的视角。
吴宝林觉得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艰难处境。其一，研究者时常难以摆脱当代的视角，容易把“当代性”投射到历史现场当中，从而导致对历史进行了扭曲的解读。其二，“还原主义”这种研究视角会把研究局限在对“历史风貌”的描绘上，难以深刻地描绘出“跃动的历史”。他指出理想的研究状态应具备“游移”的特性。在这种状态下，研究主体与历史对象之间会形成一种动态且游移的关系。他肯定了《“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一书在不同历史对象之间游动的立场与姿态。刘天艺指出，张广海的著作努力去摆脱已有的左翼文学史的叙述框架。它把“革命文学”论争还原到 1920 年代中国革命尚未定型的生成阶段里。并且辨析了“革命文学”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复杂的交缠关系。
本次工作坊对左翼文学的发生机制与谱系演变进行了重新审视。它一方面聚焦于文本细读以及历史现场的还原，另一方面也关注着“革命文学”的历史回响。这样的工作呈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开放性以及问题意识的前沿性。工作坊既加深了对早期左翼文学复杂性的理解，又为后续研究的开拓提供了可能的学术生长点。
许志益（浙江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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