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迈克尔·豪珀特一起组织编撰了《计量史学手册》（Handbook of Cliometrics）。陈志武、熊金武团队将该手册译为中文，推出了“计量史学译丛”（格致出版社 2023 年出版）。其中有一本书名为《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家庭量化历史》（下文简称《家庭量化历史》），它原名叫《家庭量化历史》（Cliometrics of the Family），是在《计量史学手册》之后出版的，延续了计量史学书系的特点。
克洛德·迪博耶
计量史学或量化历史这个词是由掌管历史的女神 Clio 和计量技术 metrics 复合而成的，这体现出该学科与传统历史研究范式存在不同的方面。《家庭量化历史》明确指出：计量史学不管是否存在反事实推断，都应当关注因果关系，以揭示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就是“自然科学所认定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之力”。计量史学的兴起，给经济学方法重新进入史学领域提供了重要机遇。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在其名篇《历史是否蕴含着有用的经济学》（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中提到，随着计量史学的出现，原本逐渐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历史研究再度开始复兴。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它能够挖掘出更多且更好的经济事实，有助于发展更为优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还能为更多经济学家的诞生铺平道路。
《家庭量化历史》主要是围绕生育和人口这一主题、教育和投资这一主题、婚姻和家庭这一主题展开的，并且收录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除了第二章节和第四章节之外，其余的章节都对数理模型和实证过程进行了简化处理，这样对普通读者来说就更加友好了。经济学的初衷本就包含与家庭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因为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词源自希腊语家庭经济（Oeconomicus），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是以探讨家庭层面的有效管理为主题的。《家庭量化历史》这本书正是对这一人类最基本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回应。
生育和人口问题是其中之一。经典的增长模型是统一增长模型（Unified Growth），迪博耶和佩里尝试把它应用到历史计量中。该模型的核心概念是“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家庭作为独立个体，一方面要平衡“多生孩子但给予较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平衡“少生孩子但给予较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情况。这容易引发社会达尔文主义方面的联想，将其与生物种群的两类主要生存策略相对应：一类是 K 策略，其特点是繁殖力低、个体大且寿命长，像脊椎动物；另一类是 r 策略，其特点是繁殖力大、个体小且死亡率高，像昆虫、鱼类。
在本书的宏观模型里，后代的人力资本类型以及数量等方面，都能够在约束条件的限定下，借助夫妻双方相对议价能力这一参数去寻求最优的解决办法。与之相应的是，这一参数把夫妻之间对家庭劳动收入贡献的相对大小程度体现了出来。迪博耶在宏观理论模型里，回顾了从马尔萨斯主义开始，到新古典理论，接着到 20 世纪 60 年代贝克尔和明瑟提出的“新家庭经济学”，而后到后来的宏微观增长模型的演变脉络。依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历时性变化，能够划分出“不发达经济”“过渡经济”以及“发达经济”这三个阶段。不同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关系”与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段相适应，各阶段能够通过均衡的稳态来明确各自的系统以及参数水平。并且，这三个阶段还与工业革命后欧洲的“后马尔萨斯经济增长模式”相对应，该模式持续到 1870 年，期间经历了欧洲人口结构的转型以及现代增长模式的形成过程。
在微观实证领域，人力资本属于重要变量。亚当·斯密提及的人力资本是人们经由教育和学习而获得的技能。这种人力资本不仅需要投入资金，而且会成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也是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迪博耶所编纂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手册，可作为与本书相对照的姊妹篇。克劳迪娅·戈尔丁撰写了手册第一章。这是 2023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写。该章系统梳理了人力资本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还通过多项研究来佐证人力资本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比如贝克尔有关 1849 年普鲁士的研究证实了“数量 - 质量的权衡关系”存在。研究发现小学入学率高的县，生育率更低。迪博耶对 1851 年法国的研究表明生育率下降会带来教育投资的增加。同时，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进而使生育率降低。德国和法国的事例都显示妇女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由此可见，19 世纪欧洲教育回报率的提升，使得家庭转变为减少生育，加大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投资策略。其子女成为父母后，生育孩子的数量会变少，从而形成“少生优育”的代际循环。
当然，存在子女数量越多越富有的情况。比如在德法的例子里可以看出，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生育间隔时间短，并且受粮价波动影响小。对英国历史上遗嘱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遗嘱人死亡时财富的多少与后代数量是正相关的。然而，稀有姓氏的家谱数据库证明，家庭规模和子女教育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现象或许和 19 世纪英国晚婚以及长生育间隔的生育模式存在关联。在这种生育模式之下，家庭能够实现跨代的资本转移，进而使得父母财富对子女教育的约束与限制得以削弱。
此外，数字人文技术在家庭研究中得到应用。在本书第八章针对 18 至 19 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堂出生、结婚、死亡记录的研究里，德尔巴利和拉罗萨通过对当地家族、群体以及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察觉到：家族能够借助联姻以及吸纳新成员的方式，让家族个体更便于进入政治网络，进而在政坛立足；与之相比，个人的年资、经验和能力相较于家族的人脉关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二个是教育投资方面的问题。教育体系的形成并非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教育给人力资本带来的回报，一方面针对个人，另一方面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在福柯的观念里，学校与医院、监狱等现代社会的权力机构是一样的，都体现了规训权力。而在贝克尔看来，公司和学校是专业技能的可供替代的来源，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19 世纪初普鲁士在对外战争中惨败，之后进行了教育改革，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由此开端。当时普鲁士政府强力推行义务教育，这种义务教育带有军事制式的特点。如果家长不把子女送入学校，就会受到处分。本书发现该制度在教育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后代子女能受到良好教育，同时妇女获得了解放。这既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让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有所增高。
最初的学龄前育儿机构原本是借助宗教理念来对幼儿实施监护与教学。幼儿园（Kindergarten）这个词是由德国重要的教育家福禄培尔所创造的，他把幼儿园比作“花园”（garten），儿童则被视为需要栽培的“植物”。其教育理念吸纳了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思想，认为游戏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认为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认为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认为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经过训练的女性能够在幼儿园教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观念在当时被视为过于离经叛道，所以 1851 年普鲁士当局将所有幼儿园关闭。直至 1862 年，政府因学前教育受到社会广泛认可，才被迫解除禁令。本书第三章对 1864 年幼儿园入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显示，幼儿园入学率与生育率呈负相关。这印证了“数量 - 质量权衡理论”的假设，也就是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家庭会增加教育投资，并且这种教育投资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本书不仅关注不同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1826 年，统计学家迪潘在研究教育系统的地理空间分布时，划定了一条圣马洛 - 日内瓦线，此线以北属于教育先进地区，而此线以南属于教育落后地区。佩林和贝奈姆在第九、十章的研究中发现，19 世纪中叶的分省数据呈现出六个空间聚类。其一为“落后 - 欠发达”；其二为“重农业 - 教育欠发达”；其三为“工业发达 - 富裕”；其四为“新教 - 高受教育水平”；其五为“实行生育控制（节育） - 性别平等”；其六为“塞纳河畔特殊区域”。1833 年教育大臣弗朗索瓦·基佐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表明，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的大型学校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贡献比小型学校大得多，这更能说明教育机构应当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第十三章殖民地地区教育研究中，也呈现出了法英两国在基础教育传播方面的不同理念。研究表明，法国政府采取了大力干预和限制传教士活动的举措，还通过筹资来大力推行世俗教育。在注重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将教育的受众范围进行了扩大。而英国一方面实行开源节流的政策，另一方面认为传教士是一种较为廉价的教育资源，所以对于教团涉足教育领域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这使得其殖民地的入学率和民众素质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比属刚果的基础教育网络依赖传教士。这使得该国成为二战前小学入学率超过 20%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之一。欧洲来的特许公司在当地实行“家长制”政策，这种政策是稳定化的。公司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长期定居宿舍，并且包括投资工人子弟小学教育的激励机制与动机，这些都提升了当地小学的入学率。
第三个议题是婚姻与家庭问题。其核心包含历史时期的父权制、女性赋权以及性别平等这些方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视角之下，恩格斯形成了社会主义家庭观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念。沃勒斯坦提出，女性劳动应该被特别地审视，而不能仅仅被当作“工人”劳动。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把婚恋市场和家庭结构纳入微观经济学的学术视野。他认为婚前约会是搜集配偶信息的一种投资，婚姻是一类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契约合同，这类合同包含需要放弃独身等机会成本。近年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部作品，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入手，追溯了工业革命之后近代家庭问题所具有的历史根源，从而在国内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曾对将空间视为几何学和传统地理学概念这一观点表示反对，他认为空间的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关系重组以及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的过程。而《家庭量化历史》这本书是以欧亚大陆作为大的背景舞台，从空间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与父权制问题的联系点。本书通过三个历史案例，在历史地理的视域之下，将从“新石器革命”到“古登堡革命”的历史进程串联起来，探讨了女性地位对工业革命后家庭结构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家庭起始于新石器时代革命所产生的父权制体系。四大文明我们都很熟悉，它们位于父权制下大致处于同纬度的中心地带链上，而父权制体系的副产品是等级制度以及两性的劳动分工。这些地区曾经繁荣过，后来却走向衰落，使得经济中心转移到了西欧和日本，这成为了著名的“命运逆转”问题。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从生物和地理方面提及了技术变革的可积累性问题。在本书的第七章里，普雷德和范赞登等人是以女性能动性为视角展开的，他们沿用了恩格斯的基本假定，也就是在新石器革命之前，性别关系是相对平等的，而在新石器革命之后所诞生的城市、国家以及等级社会，使得阶层结构得以巩固。从历史地理空间的角度而言，原本远离欧亚大陆新石器革命中心地带的一些边远地区，像西欧、日本和东南亚等。因为这些地区父权制的影响力比较薄弱，所以女性相对而言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且具有较高的能动性。而这一点对 1500 年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就欧洲自身来说，婚姻和家庭结构存在着差异。1965 年，哈吉纳尔提出了一条地理虚拟线，这条线从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它将欧洲分成了两部分。该线以西以北是经典的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家庭量化历史》的第三、五、六章着重探讨了这一模式。这一模式以晚婚、高独身率和核心家庭为主要特征。该线以南的南欧地区则是与 EMP 相反的早婚和复杂家庭模式。西欧在工业革命前经济高速增长，这多归功于西欧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姻模式不仅是西北欧经济超越南欧“小分流”的原因，而且也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如东方）之间“大分流”的原因。后来托德对中世纪以来的家庭类型做了更细致的区分：有绝对核心家庭，其特点是自由且不平等；有平等核心家庭，特点为自由且平等；有主干家庭，特点是专制且不平等；还有集体家庭，特点是专制且平等。1871 年南欧意大利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家庭模式与历史遗产和传统紧密相连，并且性别角色通过代际传承下来，至今仍存在路径依赖。
最后，识字能力和算术能力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本书还发现它们与父权指数有关。范赞登发现，自 15 世纪中叶古登堡在美因茨发明印刷机之后，《圣经》的售价从之前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快速降到一个木匠不到 12 天的工资，这种变化促使了欧洲识字能力和算术能力的提升。本书第五章使用欧洲历史时期的 115 个人口史数据集（Mosaic）来生成父权指数。同时，以“年龄堆积法”去确定算术能力指标。在地图上将这些指数配准到西欧、德意志、哈布斯堡、东欧和巴尔干几个大区域，然后对其进行空间回归后可以看到，父权指数和算术能力（用来代表人力资本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平均来看，父权指数越高的地方，算术能力越差。实际上，这回应并验证了托德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理论假设，即女性赋权程度越高，后代受教育程度越高。
总体而言，因为本书是多学者合著的论文集，所以部分术语存在意思相近但表述不同的情况。我们会尽量统一翻译的称谓，以保持连贯性。像家庭（family）与户（household）、计量史学（量化历史）、父权制（家长制）、女性赋权（女性能动性）、节育措施（人口控制）等这些词，我们没有进行细致的区分。众多著名学者的文献被引述，其中有不少已有固定的人名译法。比如贝克尔，其研究领域为家庭经济学；盖勒，专注于统一增长理论；明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还有托德、诺思，他们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有贡献；阿马蒂亚·森认为女性能动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西莫格鲁研究“包容性”与“汲取性”制度；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约恩 - 斯特芬·皮施克在计量经济学与因果识别领域有成果；范赞登则关注女性与资本主义等。这些学者中有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回顾了人口、家庭、性别、教育等古老的历史问题。历史学方面，诺贝尔奖中的经济史领域研究是与之联系最为紧密的奖项。本书清晰地表明，史学能够为社会科学给予丰富的研究素材以及理论滋养。
从本书的内容编排以及阅读体验方面来看，前四章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并且翻译起来难度也比较大。在这前四章中，包含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回顾，还有从数理推导、模型建构一直到理论抽象的计量研究方法。对于普通的历史学者而言，阅读这些内容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些枯燥。除了第一章的综述之外，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关系相对较为紧密，而第四章主要是批判性地介绍了以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因果推断在计量经济学中逐渐成为主要的识别策略。双胞胎出生被当作工具变量，一直被写进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约恩 - 斯特芬·皮施克的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并且基本上被视为学习工具变量时的必读例子。所以，第四章实际上预设了读者具备一定的计量基础，这一章甚至可以单独抽出来。笔者能力有限，翻译过程可能会有错误。同时，书中一些文章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像历史数据本身的问题，比如利用麦迪逊数据研究女性能动性问题；把亚洲边缘地区（如日本）假设为自古父权制影响较弱、女性能动性较高的文明；部分章节有以论带史、理论先行的感觉等。实证方面，有些文章只是大概地探讨了基准线性相关关系，没有深入地去做因果识别，像排除双向因果之类的情况。然而总体而言，本书广泛地把西方前沿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能够给关注过去以及当下人文社科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帮助的参考。
郭永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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