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读后感:追忆史学大家戴逸先生的生平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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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榆荫硕且密,披襟待薰风——读《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_榆荫硕且密,披襟待薰风——读《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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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24 日,史学大家戴逸先生与世长辞。阅读林健所著《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后,感想颇多,于是动笔写下此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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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是林健所著,于 2024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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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健、我以及戴逸先生的长子戴寅,都是上世纪 60 年代北京府学胡同小学的同学。林健和戴寅同住“铁一号”,也就是铁狮子胡同 1 号,现今的张自忠路 3 号,那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他们俩从小就是好朋友。戴逸先生与林健的父亲同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同事,是关系亲密如一家的近邻。那时“铁一号”存在一个后门,此门直通府学胡同。院里的孩子在放学后经常从这个后门回家。我们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也常常从这个门偷偷溜进去,去到大院内到戴寅家玩耍。因为家学底蕴深厚,林健和戴寅都特别擅长讲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还有戴寅家的那些“小人书”,都吸引了我们不少同学喜欢聚集在这里。林健从小就好学好问,对他而言,戴家成为了他历史知识的启蒙之地。

本书的第一部分以 1970 年为叙述起点。这一年印刻在作者心中,并且通过他的文字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铁一号”红楼里那张总挂着微笑的面孔,这张面孔既可亲又可敬还可信赖,那是“从小看着林健长大”的父辈和邻居戴逸叔叔,我们在私下里称他为“老爷子”。这位“老爷子”为从东北兵团跑回京城直接投奔他家的作者做了一碗汤,从这一刻起,两人的忘年之交就注定了。他赎回了作者偷偷送到当铺的手表,拿出自己几乎当月的全部工资给了要回福建老家的作者,还让作者带上了一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希望他在这个读书的年龄,“没事的时候读读书”。这便是那个年代的“老爷子”。这一组叙事看似家常。它既为读者交代了作者与戴逸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建立的特殊关系,又为本书标出了“铁一号”红楼这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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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本书作者与戴寅在“铁一号”红楼戴逸先生书房

笺,指的是书信。在那个年代,书信既是主要的异地交流工具,又是传播信息以及进行思想表达的主要途径。本书的第二部分,乃是作者与戴逸的“两地书”。其中一地是作者安身立命的福建老家,另一地则是“铁一号”红楼,之后又变为江西“五七干校”。林健将戴逸写给他的 36 封书信收藏了起来。这些信笺,一方面罗列书单并讲解读古文的方法,另一方面介绍中国历史书籍的种类和体裁,还推荐初学者读《史记》《资治通鉴》;同时,从“读史书要串起来读”这一点进行阐述,又写到“读书忌师心自用,也忌墨守成规”。讲述汉朝与唐朝的历史,还写到“搞历史,博与精的关系尤其重要”……这些书信篇幅不一,短的有上千字,长的达万余字,所以书中无法全部详细引用,只是选取了书信中作者认为最主要且最值得一读的内容,这些内容足以让读者,尤其是想踏入历史学大门的读者好好理解和体会,即便已有史学基础的学子也能从中获得很多感悟和收获。我很想摘录一段书信,先生曾在某一天,在写过一封信之后,又接着写了另一封信。

写了上一封信后,经过再次思考,我向你推荐阅读《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书虽然只是,但它们的篇幅很大,总共有着几百卷之多,我担心数量太多了。我原本想挑选一些内容给你,但我手头没有这些书,也不记得其中具体的篇目了。《史记》一书中可先读以下这些:本纪里的项羽以及高帝(刘邦);世家中的孔子、陈涉、萧相国、留侯;列传中的管鲍、商君、范雎、信陵君、屈原、廉蔺、孙武吴起、田单乐毅、孟尝君、春申君、老庄、伯夷叔齐、刺客、货殖、淮阴侯、魏其武安侯、张耳陈余、苏秦张仪、李将军(李广);八书可暂时往后放。”(第57-58页)

引述这段信笺原文,是因为每当我读到此处,总会感觉极似相声大师们的“贯口”功夫。这段文字乃是大先生们的童子功。想到便能写出,文字就如同从烂熟于心的知识库中自然流淌而出,就好像是脱口而出一般。要明白,这是在那间猪圈旁漏雨的小屋中,先生伏在自制的小木桌上提笔写成的。难怪作者到现在还把这些书信视为 36 份“史学教案”,同时也将其当作 36 课有案无书的历史学教程。

我认为,在阅读那些信的时候,在作者的眼中和心中,“老爷子”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先生”。教书育人这件事,早已成为了他的天职。当时的学生只有作者一人,并且只能通过“函授”的方式接受教育。当时一起读过和借阅过这些信的作者的亲戚长辈们,他们也都感慨地说:“这些信不普通,这是一位身处困境的大学问家将自己的所有都倾囊相授给你,信中展现出的是一片灿烂的星空。”(第 84 页)即便放在今天,这些信笺依然具有难得的学以致用的价值,它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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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戴逸先生写给作者的部分书信

同样“难得”与“宝贵”的是本书的另一个“内核”——谈话录。

林健在本书开篇表明,此书的由来是戴逸先生曾与他进行过五次谈话,每次谈话时长达到三四个小时。戴逸先生在谈话中对清史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且阐述了他 70 年治史的理念。这些谈话内容,多数是目前史学界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清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观点和新概念。作者将这些谈话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并保存了下来。戴逸生前期望作者能够将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形成一部书。看来,先生对这些曾经的谈话颇为看重。对于先生的托付,作者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岁华谈笺录》,是作者全身心投入、反复思量、多次修改、不辜负重托而成就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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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

我们知道,学者和作家往往会在无拘束的谈话交流中激活潜藏在思想深处的想法观点,也会不时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先生的这五次谈话,时间都不短。由此可以想象,其中有很多是对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的学术观点的重新梳理和表达,还有很多是被激活的“灵光再现”的思想火花。在书中,作者对这些谈话记录进行了整理。一方面是集合式的整理,集中于戴逸的两部专著,即《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及《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 卷本);另一方面是发散式的整理,涉及其中且延伸于外,包含许多精辟的史学论点和重要历史细节。比如:中国两千年来农业定居社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在清朝时期结束,其原因是什么?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近代民族国家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近代国家的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同时,“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长久以来的传统这一情况得以延续等等。

戴逸有众多专著且主持编纂了大量史籍。在这些当中,他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受命进行研究并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及 90 年代领衔主持编著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两部著作被先生视为对其大半生清史研究产生影响的重要著作。前著不但在我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先生从中国近代史踏入清史研究领域的开端之作;后著则把 18 世纪中国历史的坐标与世界史相统一,改变了以往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割且孤立研究的习惯,开创了把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置于世界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作比较研究的先例。这部 9 卷本巨著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国外学者称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我很钦佩林健兄,他有心且用心,对这些谈话进行了详细记录,还精心进行了整理,并且深入进行了解析。从这些当中,我们能够读出戴逸作为史学家自觉的责任担当,以及作为大学问家应具备和拥有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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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与本书作者(2017年,西小院)

因为篇幅有限,所以无法在这里把这些精彩的谈话提前透露。然而,在这些谈话中,那些我之前不知道的史实和细节,让我读的时候觉得很有滋味,兴趣也很浓厚。你能想象得到吗?当年中俄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康熙帝派出的谈判使团人数众多,达到了 800 人。其中有两位朝中重臣,分别是国舅索额图和议政大臣佟国纲,还有两名传教士,他们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是谈判代表。其余的人都是负责后勤运输与护卫的。在浩荡的使团之后,还跟着 2 万多头驼马牛羊,这些驼马牛羊是作为使团的运输工具和食物而配备的。在七个多月的行程中,有四个月是在荒漠里行走。期间,不仅要遭遇风沙和蚊虫的侵扰,而且每天还得靠挖井来获取水,以供使团的人和牲口饮用。而他们的吃食竟然是用马粪烧烤、近乎生啖的牛羊肉……在我的眼前,这不再是谈话录里的文字,而是如同活的画面一般。

这样的历史细节在本书的信笺内容以及谈话录里到处都是。作者在解读先生治史的理念时总结了这样一句话:挖掘出的历史细节越多,那么离历史的距离就会越近。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前后的情况。戴逸在耄耋之年,团结并组织起全国范围内的 2000 多位历史专家学者队伍。历经 20 载,他们完成了中国百年来的一次重大文化工程。这些过程是通过许多“细枝末节”来呈现的。我们从中看到,新修《清史》送审稿总计 103 卷、105 册、3200 余万字已完成。在这背后,有无法详尽统计的上千万件(卷)历史档案文献、海外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影印编译工作,还有数字化保存等难以想象的浩繁艰苦工作,这些资料加起来有几十亿字。此时,我真正理解了先生在开始承接这项伟大文化工程时的心情。这项工程将流芳久远、泽及后世。先生当时说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就是他真实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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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一号”红楼戴逸家书房

本书的写法很有可读性,五个部分分别隐喻着先生和作者在三个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三种身份。其一,是“铁一号”红楼的亲密近邻,在与父辈的关系中被称为“老爷子”;其二,是机缘巧合之下有幸成为唯一导师“函授”的唯一学生,被称作“大先生”;其三,作者的人生原点成为驿站后又回到原点,而先生依然以忘年之交的身份畅快地阔论,毫不隐瞒,堪称“真司马”。

读完此书后,我又合上书本陷入沉思,这让我联想到清人秦之本的那句“榆荫硕且密,披襟待薰风”的诗句(出自《仲夏抒怀和陶公五月旦作韵》)。林健兄曾有幸在戴逸先生的庇护与独享教诲的“榆荫”之下,也能快乐地与先生敞开心扉畅谈所思所想所学。然而,他并未将这些独自珍藏,而是把全部所得,全心全意、竭尽全力、饱含深情地写成了这部《岁华谈笺录》,使得更多的读者能够领略戴逸先生的为人治学之道,感受先生的大家德馨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