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我国便在珠穆朗玛峰6500米的高海拔地带开启了全球最高海拔的5G基站的建设与运营。这一项目面临着极端的地理和气候挑战，因此必须整合高原运输、超低温设备防护以及远程控制等多项尖端技术，以克服重重难关。
这反映出我国通信产业的整体实力，同时也是众多人在谈论我国5G进步时乐于引用的典型事例。事实上，我国在5G技术方面确实处于领先地位，自2013年起着手推进，至2019年6月30日成功发放首张商用许可，再到2025年4月，我国5G基站数量已突破443.9万个，每一步都坚实有力，见证了我国通信产业从追赶、并肩到超越的蜕变历程。
我国在珠穆朗玛峰、南海诸岛礁、青藏高原以及沙漠和戈壁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已经建设了大量的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
5G基础设施建设实力强大的背后，是中国在5G专利领域的领先地位。截至目前，全球已确立的5G标准必要专利家族总数约为5.6万项。在这些专利中，中国的占比位居首位，达到了40.8%，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占比为18%，而美国则以15.1%的份额排名第三，这个比例与华为的专利数量相同。
然而，正当美国在5G领域落后于他国之际，美国本土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私营企业SpaceX，已经在太空轨道上成功部署了超过8000颗低轨卫星。这一庞大的卫星网络被称为“星链”（Starlink），其独特的通信系统无需依赖地面基站，却能向偏远山区、航行中的船只，乃至陷入冲突的乌克兰等地提供即时且稳定的互联网服务。
从技术层面来看，中美两国分别探索出了独特的道路，一条是“地面塔塔相连”的工程建设奇迹，另一条则是“空天一体化”的商业创新之路。面对中美在通信技术领域的不同尝试，我们应如何评估，技术优势与产业价值之间有何关联，以及政府扶持与市场创新如何实现有效协调，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并寻求解答的关键问题。
中国5G基建强大，但应用还在苦苦追赶
中国5G的发展无疑具备无可比拟的系统性优势。
一方面，研发资金投入丰厚，技术根基稳固；今年1月，德国IPlytics发布的《2025年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百强权利人》报告显示，我国厂商掌握的5G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的份额超过了40%，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传统对手韩国、美国以及瑞典三国之和。与此同时，5G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不断推进，逐步在芯片模组、行业终端、虚拟专网以及共性能力平台等核心领域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国内产业链。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4月底，我国5G基站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43.9万个，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的总数三倍以上；三大运营商共同投入的金额超过了1.8万亿元，构建起了全球最大的5G独立组网（SA）网络体系。除了城市地区，5G技术还广泛应用于港口、电厂、矿井、农田等数十个不同行业的场景中。
然而，与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效益的显现相对较慢。据新华社2024年6月报道，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数据显示，自5G商用以来五年间，5G技术直接促进了约5.6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然而，5G套餐的平均每用户收入（ARPU）仅比4G高出大约10%。一些用户借助低价套餐或是免费升级功能享受5G服务，但这并未显著提高他们的收入。众多用户仅将5G用于观看视频、玩电子游戏，对5G带来的提升感觉并不明显。
尤为关键的是，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结束之时，尽管5G技术已渗透至97个国民经济门类的74个，然而在工业、交通、医疗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深度整合仍处于起步阶段。众多项目仅仅停留在远程监控、高清视频传输等边缘应用，还未触及生产环节的核心。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的试点项目中，甚至出现了“建成不用”或“使用不深”的尴尬局面。
直言不讳，5G在我国备受关注，但其带来的产业价值远不及4G，后者才是推动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真正动力。以移动支付为例，它解决了餐饮业流水真实性的难题，促使我国餐饮连锁企业纷纷上市，资本市场对海底捞、蜜雪冰城等企业的青睐程度，在3G时代简直难以想象。
遗憾的是，截至目前，5G技术尚未真正激发起资本市场的热情，它所呈现的更似一种“遥遥领先”的技术景象，而非能够惠及广大民众的、直观可感的实际利益。
美国企业另辟行径，星链实现弯道超车
与美国通过国家战略大力推动5G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我国在5G领域的政府介入程度较低。除了频谱分配和安全监管，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站建设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并未大规模介入。美国的三大主要运营商——Verizon、AT&T和T-Mobile在5G网络布局上较为谨慎，毫米波网络的推进也因成本问题而覆盖效果不尽如人意。
SpaceX打破了传统通信行业的范式限制，其旗下的“星链”（Starlink）计划竟然意外地成为了美国通信技术创新的实际突破口，这恰恰印证了那句“杀死你与你无关”的格言。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星链与5G目前是共存的状态，还远未达到你死我活的境地。
至2024年末，星链项目已成功部署7632颗卫星，其中6906颗在轨运行，已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号覆盖。其服务范围已涵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总数已超过400万。其显著特点是不受地面基站限制，仅需配备一台便携式卫星接收器，便能够享受高速宽带服务，下载速度通常在50至150兆比特每秒之间，延迟时间低于30毫秒，性能已达到4G网络标准，能够满足高清视频播放、远程工作以及物联网接入等多种应用需求。自2023年起至2024年，随着“星链”用户数量的增长，公司成功实现了从巨额亏损到盈利的转变。
“星链”在偏远地区、海上航线、沙漠营地等传统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有着显著优势。以2023年夏季夏威夷毛伊岛的山火为例，那场火灾导致当地的通信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大面积中断了通讯服务。救援队伍迅速安排了约650套星链终端设备，以恢复现场的指挥与通信联络；在南非，仅有1.7%的农村家庭能够接入互联网的情况下，“星链”技术能够绕过昂贵的地面网络设施，将高速互联网服务延伸至最偏远的地域，从而填补了传统服务供应商长期存在的服务空白。
此类点对点的实际应用展现了市场推动下技术发展路线的优越性。星链并非自始至终肩负着国家战略的重任，而是在SpaceX的商业模式中逐步得到验证、完善和拓展。观察其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成就并非源于政府的强力扶持，而是依靠商业客户和终端用户的支持，形成了盈利的闭环。
相对而言，我国5G在众多应用场景中尚需依赖政策扶持以实现推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反而显示出，若仅靠政策激励形成的科技体系，若缺失市场的内在推动力，其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可能会遭遇“盛极而衰”的困境。
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中国积累了丰厚经验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国众多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其中，那些基于相对落后的低轨道发射技术构建的星链项目，相较于其他产业，在商业潜力和技术发展前景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首个行业，指的是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迅猛发展。这一行业的早期成长并非得益于政策的扶持，而是在20世纪中叶的后期阶段，通过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平台的努力，如产品精炼、物流体系重建以及信任机制的革新，持续挖掘并唤醒了潜在的消费与流通活力。
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展现了较为宽松的立场，对于诸如“担保支付”、“七天无理由退货”、“平台佣金制度”以及“在线信用评估体系”等暂时的难题，大体上采纳了“先促发展，后加强监管”的方针，而非“先审批，后促发展”的做法。
正如乔治城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刘立之在其新作《从点击到繁荣：中国电商的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这种“战略性不管制”实际上成为了我国电商领域快速超越全球的体制优势，它使得电商平台得以自由尝试和犯错，并最终实现了商品分销、消费者行为以及城乡物流基础设施的全面重构。
另一个典型例证是社交通讯工具的兴起，特别是超级应用微信的迅猛发展。若电商领域变革了消费市场，那么微信便在产业领域悄无声息地成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基石级“协作平台”。
在我国最为活跃的中小企业供应链领域，亿万微信群将数以千万计的供应链企业紧密相连，实现了沟通与合作的顺畅，高效地满足了彼此的需求；与此同时，公众号取代了企业网站的功能，小程序演变为交易的新平台，视频号则被用于市场营销，而企业微信则承担着内部协作和客户联系的重任。
支付不用带钱包，办事不用跑窗口……
重返5G话题，我国在5G技术领域展现出系统化的实力，更在原生技术的推广方面具备了独特的实践基础。然而，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需求”的缺失，无论是B端还是C端用户，均未能借助5G技术实现价值的显著提升，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命脉所在。
反思“遥遥领先”崇拜，技术不能脱离真实需求
审视中美两国在通信行业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在技术领域走在了前列，然而在产业实施和市场反响方面，却暂时落后了半个身位。这其中的问题可能在于，社会对技术的期望值过高，而对市场所扮演的角色预估不够充分。
过分注重投入，却忽略了用户体验及企业的实际盈利。在5G标准刚提出时，人们对其预期了包括大带宽、低延迟以及海量连接在内的多种应用前景。但事实上，真正需要这些功能的行业应用尚未完全成熟。同时，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在使用视频、社交、游戏等日常业务时，他们对5G和4G之间的感知差异并不显著。
政策导向的力量超过了市场需求的驱动力，导致投资扩张速度过快与成果转化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众多地方政府将5G技术的应用纳入了评估体系，而运营商则因为网络建设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的压力，采取了“先建设后应用”的策略。在一些地区，由于5G基站能耗较高，导致覆盖成本难以收回，以至于建成的基站无法投入使用，只能闲置。
创新多元路径的空间受限。与星链等“偏离主流”的创新项目不同，我国在5G领域的发展更偏向于自上而下的技术规范和统一规划，创新路线较为集中。在体制的强力推动下，主流技术的发展方向迅速确定，而边缘性的创新尝试则相对较少。
这种倾向于超越市场规划的举动，在初期确实能够显著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然而，若长期缺少有效的反馈与调节机制，就可能陷入僵化的路径依赖，进而引发投入与产出效率的降低，且难以迅速作出调整。
应当肯定，我国在5G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在标准制定、设备性能还是网络品质上，都为全球通信业树立了榜样。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若一项先进技术无法与实际的社会和产业需求相结合，那么它很可能会沦为一个“技术孤岛”，甚至可能导致资源和市场的严重失衡。
所谓的“遥遥领先”固然让人感到鼓舞，然而，若能在领先之路上回望，或许更能明确我们能够走多远、持续多久。产业的突破与兴起，并非技术左右命运，而是市场的主导。真正的产业爆发，并非停留在预言之中，而是体现在演变的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