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蛇山的南麓，在黄鹤楼的东边，有一座建筑，它是红砖红瓦的，掩映在葱茏的绿树之间，武汉人习惯把它称作“红楼”。
城市的绿色丛林包裹着红楼（全景），黄鹤楼在不远处，长江大桥也在不远处。
红楼经历了百年的动荡，它曾经是清朝时期的湖北谘议局，它还曾经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它又曾经是第一届中共湖北省委的办公地点。
如今，红楼是一座博物馆，它承载着革命先辈的英雄血脉，革命先辈有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它典藏着这座城市的一段集体记忆，也典藏着这个国家的一段集体记忆。
走进红楼
2000余年封建帝制在这里终结，共和纪元在这里开端。
红楼115岁了，它坐落在武昌区阅马场，这里曾是武昌城的中心，在明清时期，这里是校场，用于练兵演武、操练马术 。
红楼正面，前方立有孙中山雕像。
红楼的名字源自民间 。武汉文史学家刘谦定介绍 ，红楼建成之初 ，因其红色外观被民众称作“红楼” 。93岁的首义后裔邱耀先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 ，红楼的名字才被广泛运用 。
红楼大门外有一座雕像矗立着，那是孙中山先生的雕像。他穿着马褂，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握着礼帽，眼睛看着远方。这座雕像由雕塑家江小鹣在1931年设计建造，在2008年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孙中山雕像（近景）。
严格来说，红楼不是一栋单独的楼，而是由多个建筑构成的建筑群，它原本是清末时期清政府为“预备立宪”所设立的湖北谘议局的局址，该建筑群由用于办公的议场以及用于生活的议员公所共同组成，从高空向下看去，红楼呈现出一个规整的院落形态。
院落大门的左边有两间门房，其样子如同红色碉堡，院落大门的右边同样有两间这样的红色碉堡样门房，中间是黑色铁栅栏大门，它显得庄重森严，在两侧的门柱上，分别悬挂着“辛亥革命博物院”的牌子，还分别悬挂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牌子。
游客在广场上拍照留影。
198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于红楼建成，馆名由国家名誉主席、孙中山先生夫人及战友宋庆龄女士题写。2011年，武汉市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新建辛亥革命博物馆。2022年，位于首义广场南北两侧的两馆，合并成为辛亥革命博物院（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武汉红楼鸟瞰图。
大门两侧挂着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是“九角十八星旗”，它是武昌起义的革命旗帜，九角象征着华夏九州，十八星代表清末汉地18省，这面旗帜象征着18省人民的团结以及铁血的革命精神。
《武汉市志》记载，旗帜设计者赵师梅在武昌首义时担任秘密交通员，因其军功十分显著，被授予甲等功勋，之后，他投身于教育领域，成为我国知名的电机工程教育家。
院落的正中间，有一栋两层楼房，它是主楼，这栋楼红砖红瓦，显得庄重典雅，它就是原谘议局议场。楼体是砖木结构，楼顶的正中间矗立着方形望楼，从远处看，它呈现出“山”字形。门楣上写着“鄂军都督府”，其内部复原了鄂军都督府刚开始的格局。
红楼主楼正面顶部的造型，仍保留“鄂军都督府”几个大字。
刘谦定介绍，主楼望楼原本是圆形的，它的样子像清代的瓜皮帽。武昌起义以后，冯国璋指挥清军在汉口隔着江炮轰武昌，正好有一枚炮弹击中并损毁了望楼，现在的望楼是战后重新建造的。
主楼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红色小楼，它们略低一些。辛亥革命博物院研究部主任叶先培介绍，这两栋小楼最初是平房，二层是后期加建的。主楼背面有一座两层楼房，它红瓦灰墙，是原议员公所，也叫灰楼。
史迹陈列馆院内景。
1938年武汉保卫战的时候，灰楼遭受日军轰炸，损毁情况极为严重。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个时候，灰楼在原来楼体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全貌复原。如今，其内部陈列着《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展览。
7月24日，一名安徽大学生观展时感到很意外，这里居然有李四光。李四光被称为“中国地质之父”，受到国人敬仰。他在武昌起义后从北京来到武汉，担任过鄂军都督府理财部参议，还担任过实业部部长，这些事迹却不被人熟知。
红楼整体采用西方议院的建筑风格。有记载表明，其设计师是曾在上海和武汉工作的日本建筑师福井房一。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长梁华平先生在《近世文史微探》一书中记载，红楼的建筑图纸是照搬江苏谘议局的。江苏的图纸是派人参观日本议院后，参考多种建筑图案仿造设计而成的。
史迹陈列馆外立面，保有当年的造型。
刘谦定指出，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借助荷兰来学习西方的学术、文化以及技术，进而形成了兰学，其建筑风格也由此开始西化。在湖北谘议局建设期间，也曾派遣人员前往日本进行参观，之后仿照西方议会大厦的风格展开建设。
红楼于1910年9月建成。然而，颇为讽刺且具有戏剧性的是，这座建筑耗费了10万余两白银，是为维护清政府腐朽政权而修建的。它仅仅使用了13个月，便被起义军攻占，还成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指挥部。
起义军在此处成立了“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还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大门因此被开启。
首义枪声
1911年10月10日，秋夜时分，天气微微有些凉，武昌城里，一声枪响突然响起，打破了夜空的寂静，这声枪响发出了推翻腐朽清王朝的信号 。
暑期，辛亥革命博物院举办了“小小讲解员”夏令营活动，7月26日中午，稚嫩的童声讲解吸引了不少游客。8岁的崔茗煊就读于硚口区水厂路小学，他在网上观看了武昌首义视频后，渴望更深入触摸英雄之城的这段历史，经过两周培训，他正式上岗，而熊秉坤率队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
一小女孩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馆群像前拍照留影。
7月下旬，记者在武汉白沙洲的一个小区里见到了熊秉坤的孙子熊永铸，他75岁，身形瘦削，精神抖擞。在他的印象里，祖父为人正直，性格刚毅，行事大气，为人低调，很少向家人说起当年的壮举。
熊永铸说，广义上的“第一枪”，是武昌首义全体革命党人打响的，这是时势造英雄，祖父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角色 。
游客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馆。
1911年，熊秉坤26岁，他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一名正目，正目相当于班长，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共进会在该营的总代表。
起义的过程充满波折与意外。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在《辛亥首义史》一书中写道，武昌新军暴动事发突然，全国性革命领袖以及地方革命团体首脑都不在现场，事变是由下层人物当场随即发动的，带有很大程度的“突发”性质。
游客在陈列馆了解当年的革命历史。
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存在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大团体。1911年5月，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至武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与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刘公开始谋划联合起义。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汉三镇被一种风雨即将来临的紧张氛围所笼罩，清政府保持着高度警惕，革命党人则在暗中进行活动。
革命党人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他们计划于当年10月6日，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动起义，然而9月底时，湖南传来消息称“准备不足”，于是起义时间被推迟到了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一处民房赶制炸弹，炸弹不慎发生爆炸，孙武脸部和手部被烧伤，他紧急前往就医。爆炸引来了俄租界巡捕，此处是革命党人的联络点，革命党旗帜、名册等物品被巡捕搜走，起义计划因此泄露。
红楼正南方，有一条彭刘杨路，它将首义广场分割成南北两区，这条路的名字源自首义前夜英勇就义的三位烈士，他们是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
刘复基身为起义的军事筹备员，有着“小诸葛”的名号，他促使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起来，还是起义计划的主要制订者。彭楚藩是起义军事筹备员，负责信息搜集传递工作。杨洪胜是起义军事筹备员，负责弹药运输等工作。
宝善里发生爆炸后，当时事态十分紧急，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进行商定，打算在当晚12时紧急发动起义，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
深夜时分，清朝巡警展开全程抓捕行动，目标是革命党人，小朝街85号也在此次抓捕范围内。就在当晚，40多名革命党人被逮捕，而蒋翊武因为穿着打扮如同老学究得以逃脱。到了10日凌晨，彭刘杨三人被清政府执行处决 。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武昌城微模型。
10月10日，武昌城实行全城戒严，巡警在各处搜捕革命党人。紧张氛围在湖北新军的军营内弥漫开来，革命党的基层领导做出决定，于当天举行起义。
熊永铸介绍，祖父曾讲过，那时，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大多觉得，坐以待毙肯定会死，奋起抗争或许还有一丝生机 。
10日傍晚时分，在工程第八营里面，有一名军官察觉到有士兵带着枪和弹药，于是他上前去进行质问并抢夺枪支。从这个时候开始，冲突就爆发了，突然之间枪声响起，整个营都受到了震动。
熊秉坤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吹哨集合队伍，带领士兵朝着千米外的楚望台军械库奔去。武昌起义正式开始，新军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纷做出响应，经过一夜激烈战斗，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战斗场景雕塑。
起义当晚，湖北革命党三位主要领导人中，孙武受伤后住院，蒋翊武向外逃跑，刘公被困在汉口。激烈战斗时，起义军推选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军事才能出众，还曾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当时他的职务是工程第八营队官，这相当于连长 。
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湖北谘议局建立军政府，当时缺乏有足够威望和资历的领导人，于是“拉来”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让他出任都督。
一群游客通过陈列馆回顾革命历史。
红楼因此也被称作“鄂军都督府”，它为华夏5000年文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开端，拉开了一个新的序幕。
枪响之前
百年后的今日，武昌起义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已然融入了武汉的城市血脉当中。至于“首义”为何诞生于武汉，这似乎是历史做出的选择，若要探寻根源，还得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
游客们走过充满历史的廊道。
1895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领导，在广东发动起义，在云南发动起义，在安徽发动起义，在湖南发动起义，先后发动了10多次，他们慷慨悲歌，然而这些起义均遭到镇压 。
“首义在武汉，是天时地利人和。”熊永铸说。
冯天瑜觉得，辛亥首义绝不是一颗从云端掉落的幸运果实，短时段内首义的发生是由中长时段的社会变革导致的。
盘龙城距今3500年，它是武汉的城市之根。1800年前，汉阳建立了却月城。1800年前，武昌建立了夏口城。在之后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武汉一直是军事重镇。
古云梦泽渐渐消退，江汉平原得以成型。明朝中期时，武汉三镇的格局形成，其九省通衢的地位突显出来，随后逐渐发展成为区域行政中心以及商贸中心。
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馆还原了当年的办公场所。
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始对外通商，武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里有着千年城市文明的沉淀积累，中西方文化在此交汇融合，近代城市得以快速形成。
说到武昌首义，张之洞是绕不开的。他为挽救清政府的危局费尽心思，在武汉修筑铁路，建立工厂，训练新军，开办学堂，奠定了武汉近代工商业、金融、文教、交通的基础，然而最终却成了革命的铺垫。
他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这些人“开眼看世界”，他还培养了新军，他们手持由他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打响了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
张继煦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校长，他论述称，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根源 ，“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1912年，孙中山访问武汉，他感慨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奠定人才基础，还提供了物质条件。
湖北新军由张之洞创建，招募的是“身体强健，识字、略通文理之人”，仿照德日军制进行组建，还开办了军事学堂。
革命党人早就盯上了新军。熊永铸介绍，在首义发生前7年多，革命党定下“抬营主义”，要让最好的同志投入军中当兵，带动新军参与革命 。
1906年，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结束，大批有文化的青年人为了谋求出路，加入了新军，这些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湖北新军由陆军第八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构成，其总人数将近1.6万人，在起义的时候，加入革命党以及有志于革命的人数已经有4000人。熊秉坤所在的是工程第八营，该营400多人当中有284人加入了革命党。
一游客被起义战士的衣服所吸引。
纵览历史，在王朝末年的时候，总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天灾，并且政权腐败，这又大幅度地降低了抗灾的能力。
1909年至1911年期间，两湖地区每年都遭遇水患，粮食产量减少，百姓生活艰难，难以维持生计。1910年时，长沙的粮价翻了一倍，还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抢米事件。1911年，武汉三镇的水势很大，四周都成了一片汪洋泽国。
同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经济变得萧条，军队被裁饷，学堂被迫关闭，银行也倒闭了，民众生活艰难，民不聊生，然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进行赈灾，就像处于局外一样，民众对清王朝的不满达到了极点 。
武昌起义军发布的布告全国的檄文中写了这样的内容，全国有超过千万的饥民，因饥饿寒冷而死的人，在路上随处可见……再看清政府，从来没听说过有一点救济的举措。
时间再次回转到1905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开展了立宪运动，派遣人员出国考察，想要通过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拯救危局，“以奠定国家万年稳固的根基” 。
1907年，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央设立资政院，还要在各省筹建谘议局，次年下发了具体章程，要求各省成立谘议局，进行议员选举，根据财力，效仿各国议院新筑或改造议事厅，最终，全国各省除新疆外都成立了谘议局。
红楼前身湖北谘议局时期留下的部分文物。
湖北谘议局在1909年10月成立，一共选出了83名议员，还选址阅马场修建局址“红楼”。到1911年10月10日，这两年间，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议员认真行使自身权责，然而清政府实际上将谘议局当作装点门面的工具，议员们的决议大多流于空谈。
武昌起义爆发后，有一些议员很快就转变立场投向革命。议长汤化龙在红楼借助湖北谘议局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各省谘议局对反清革命给予支持。
推翻封建帝制的火种，从红楼起舞，烧向全国。
生生不息
红楼是地标性建筑，它见证了武汉的历史变迁，还承载着武汉的城市文化精神。
红楼正面全景。（远景）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经讲过，红楼是湖北武汉的一项重要优势，是一件珍贵宝贝。
百年间，红楼的功能多次发生变换。叶先培介绍，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总政治部”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进驻红楼。1927年3月，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红楼召开。1949年5月，武汉解放，湖北省委搬入红楼办公，此后30多年里，红楼一直是湖北省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办公机关。
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来到武汉进行视察，这是他首次来武汉视察 ，他在红楼听取了湖北省委的汇报 。
1958年，湖北省委提出了构想，要在红楼建立“湖北省革命纪念馆”，这是当时一些首义老人的心声。
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楼凭借“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这一名称，成为33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中的一处 。
熊永铸介绍，熊秉坤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针对建设纪念馆一事提出提案。1961年，熊秉坤前往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一场座谈会上，熊秉坤、溥仪以及鹿钟麟坐到了一起，鹿钟麟曾在1924年率部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三人还搂在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如今在红楼展出 。
据中新社当年报道，他们交谈甚欢，仿若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熊秉坤对溥仪讲，今天你已转变成为新人，我们都满心欢喜，期望你能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我也会努力争取多做事。溥仪回应道，我虽说已经55岁了，可恰似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仍需成长发育。
1979年，宋庆龄为红楼写下两方匾名，一方是“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另一方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1981年10月8日，红楼正式向公众全面开放。
红楼正面全景。（近景）
李女士在九龙井小区经营商店，与红楼毗邻而居长达30多年。她回忆道，20世纪90年代，数目众多的游客前往红楼，其中有不少是海外华人，他们触碰历史、缅怀先辈。在武汉，租借一套革命军军服前往红楼拍照成为了一种风尚。
熊永铸讲，红楼开馆之前，它作为一个靠口耳相传而广为人知的地名符号存在，然而多数人对其并无具体的历史认知。红楼开馆之后，它渐渐被民众所了解，进而成为武汉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在2000年前后，不管是全国各地的华人，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来到武汉时都会去打卡红楼，它也由此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以及全世界华夏儿女的纽带。
7月16日，洪蔡忆随家人到武汉度假，洪蔡忆是一名初中生，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在历史课上学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特意跟妈妈提出，要到辛亥革命博物院打卡武昌起义纪念馆。
如今，辛亥革命博物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是全国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是中国华侨文化交流基地，是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馆藏文物3.5万件/套 。近年来，该院每年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红楼曾经三次登上国家名片邮票。
史迹陈列馆院内（局部）。
在小红书上，有一位来自武汉的网友进行了分享，对于武汉人来讲，红楼不单单只是一个景点，也不只是一段历史 。“它是父母讲述给我们的内容，之后我们又会讲给孩子听 ，它代表着武汉人骨子里的英雄气概 ，这种英雄气概就如同长江一样，在血液里生生不息地流淌 。”
夏日的傍晚时分，暑气渐渐微微消退。从庄严又幽静的红楼走出来，首义广场上有自由穿梭的微风，小儿正在蹒跚地学习走路，学生们嬉笑打闹相互追逐，青年踩着滑板快速飞掠而过，夫妻手挽着手悠闲地漫步，老人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人间充满生活气息的景象，在暮色之中悠然地升腾起来。
天色渐暗，行至红楼东侧的首义公园，登上蛇山。
俯瞰，隐入葱茏绿荫之中的百年红楼，受精心呵护，相貌依旧；
环顾四周，在这百年的时间里，大城市迅速兴起，两江四岸一带，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辆行人往来不绝，众多船只竞相行驶 。
百年后的今天，远眺这座超大城市，它拥有1400万人口，如同长江穿城而过、奔涌向前，正昼夜不息、奋进向前。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影：记者胡冬冬)
【丁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