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哲学与人生意义》，由托马斯·内格尔撰写，胡昂俊和韦腾捷合译，由中信出版社于2025年1月出版发行，全书共320页，定价72.00元
当代美国知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其学术涉猎广泛，包含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以及心灵哲学等诸多方面，他的核心作品对国内读者而言也较为熟悉，诸如《利他主义的可能性》、《心灵和宇宙》、《人的问题》、《理性的权威》、《本然的观点》以及《你的第一本哲学书》等等，这些都是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读者群体相对广泛。他的部分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托马斯·内格尔不仅是分析哲学领域里成就斐然的理论家，也是热心关注社会政治议题和公共事务的评论员，他体现了自古典时期延续下来的哲学美德：学术研究与人生实践紧密结合，主张哲学反思应立足于现实生活行动和公共道德规范。他在《人的问题》里研究生命的目标、内涵和意义，将分析思想的核心观念与关注现实生活的行动准则和意义探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最近阅读了内格尔的《分析哲学与人类生活》，该书由胡昂俊、韦腾捷翻译，于2023年出版，预计2025年1月由中信出版社发行，这是一本以书评、对学者的致敬文章以及对友人的追忆文章等组成的合集，其中大部分书评最初都刊登在《纽约书评》上这些文字以更明晰、顺畅的表达方式，讨论了生死、伦理、道德观念、实在性等核心议题，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从哲学角度审视现实人类生存状态、评估价值取向及其后果、探究真理应有的心态等问题的阅读氛围。这些篇章的刊发时间大多集中在最近十年左右，其中不少主题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相当贴切。内格尔在2022年8月为该书撰写的“引言”里谈到，这些评论文章带来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对近些年哲学及关联学科的前进和辩论进行周全的审视，其中伦理学及道德心理学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而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和普兰丁格对于科学和信仰的观点的文章，则关联到我特别重视的议题（引言，i）。探讨“成长与分歧”的意义，核心在于围绕主观与客观的不同见解及回应、阐释，这始终是内格尔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分析哲学路径持续钻研的核心问题。他对客观性科学阐释的正面反面剖析，促使本书引导读者对生活诸多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审视，特别是针对个人得失与人类整体福祉之间谁先谁后、价值衡量等错综复杂且难以捉摸的议题，进行了周密的探究。
书中首篇文章题为《分析哲学与人类生活》，源自内格尔2008年荣获巴尔赞道德哲学奖时的获奖演说，该演说内容经过提炼，概括了其求学经历、任职情况及思想求索的主要轨迹。对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生命哲学的演进过程进行阐释，同时追述作者亲历的个体感悟，能够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思路清晰且富有哲理吸引力的思想图景。内格尔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学业期间，深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深刻启发，采纳了其研究思路，认为许多哲学难题的症结在于对语言运作机制存在认知偏差。留学牛津攻读硕士期间，深受J. L.奥斯汀以及保罗·格赖斯诸位学者关于日常口语表达具体层面的探讨之启发。此后于哈佛大学修毕博士课程，接触了更为体系化、依托逻辑的语言学探究路径，该路径以W.V.奎因（W. V.Quine）为典型代表，其思想根源可上溯至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学术建树（1-2页）。
此处能看出内格尔的学术基础牢固地建立在分析哲学的语言探究领域之中，维特根斯坦、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分别从不同角度赋予他极为深刻的语言剖析训练，他对这一学术发展轨迹的说明以及关于分析哲学分支演进的准确描述颇为出色，具体而言，对言辞的重视促使概念明确性成为规范，也培养了依靠辩论与驳斥来严谨检验哲学命题的作风。当前状况下，晚近分析哲学的历史展现出三条主要演进脉络，这些脉络对我而言蕴含着更为重要的内涵。第一，哲学与科学展现出深度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日益显著。第二，道德、政治以及法律哲学领域迎来了显著复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第三，部分学者重新关注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即对生命根本性问题如生死等议题展开深入哲学探讨，形成了新的研究取向。（两页篇幅）使用概念的明确性，不只是应当遵守的标准，更是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构成了学术培养的核心环节，由此构成了包含逻辑推理、质疑驳斥、实证检验和立场坚守的学术准则体系。分析哲学三大流派的发展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他从分析哲学起步进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学、知识论以及心智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探索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他并不自诩为分析哲学流派的热心传承者，该流派仅是他学术探索的思想背景。“这同那个年代欧陆哲学的氛围截然不同，后者充斥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存在主义思潮和现象学理论。从精神层面讲，我向来对欧陆哲学的若干特质怀有浓厚兴趣——马克思追求平等的观念、存在主义描绘的虚无氛围，以及现象学强调的主观观察的重要性。然而，我是在分析哲学的体系中研究这些关注点的。（两页）内格尔与众多分析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虽被视为英美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内心却始终受到欧陆哲学运动的思想方式、探讨议题及精神风貌的深刻影响。我们这些并非哲学领域的人，可能会在这里产生一个疑问：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的哲学涉猎受何种倾向性影响，可以说欧陆哲学的分量远超英美分析哲学，除了分析哲学在科学、数学及语言解析等方面的高门槛，更关键的是它与思想解放、个体主体性塑造以及将哲学作为改造现实工具的特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当时诸如存在主义、现象学这类思潮的影响，与中国新儒学及欧陆哲学之间关联不大。分析哲学研究领域里，西方学界正经历分析思潮的激烈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兴盛，使得语言、逻辑推理及意识问题的研究需求大增，从而凸显了分析哲学的价值。这一现象对中国哲学界的影响也将逐渐显著。
在此情境下，内格尔这位分析哲学家的剖析格外重要，因为他指出，分析哲学流派常受科学主义观念的侵蚀，这种观念主张，不论何种议题，自然科学、数学及逻辑不仅界定了有价值的探究方向，更被视为唯一合理的认知途径，这种倾向严重妨碍了我们对自身存在的全面认知，也束缚了我们深入探讨各种价值议题的空间。这部分内容指出了分析哲学作为方法论和科研手段的不足之处，其认识十分透彻；特别是“全面认识自身”以及“研究各种价值议题”这些观点，给人很大启发。
内格尔意识到分析哲学存在不足，他在心灵哲学探索中发现，那些在科学革命后成功解释物理世界的理论，并不能让人完全明白心灵，这成为他早期那篇著名文章《成为蝙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中思考论证的主要观点。他主张人类感知的独特性，或任何具备独立观察角度的生命体所感受的世界，都不可以单纯通过行为表现或大脑中枢的物理运作来解释，尽管这三者彼此关联密切。他强调核心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探索如何把握这种联系，同时确保意识层面的不可分割的个体体验得以保全。另一方面，既然对物质世界的最准确说明也无法完全呈现世界的整体，那么什么样的自然规律的认识才算得当呢？这确实是一个有待后人解答的课题。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议题上实现根本性突破持消极看法，理由是“要解决心物关系难题，需要几代人的集体智慧”（出处同前）。在当下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与人类前景的探讨背景下，基于分析哲学的心灵哲学探索可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进展领域。
以我之见，比起对心灵哲学的探究，更为关键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哲学领域对于实质性的道德观念以及实质性的政策议题的关注程度逐步提升”。他提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复兴，比如伊丽莎白·安斯康姆探讨战争的伦理问题，以及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的区别，还有H. L. A.哈特分析道德的实施，并且他和帕特里克·德夫林就同性恋、色情和卖淫的法律合宪性展开争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包括民权运动的发展，越南战争的进行，以及围绕堕胎和同性恋问题的激烈争论。他本人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创办并负责编辑《哲学与公共事务》这一学术期刊，该期刊在推动哲学研究与当下公共议题相结合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自那时起，我持续创作涉及公共领域诸多方面的文字，诸如军事冲突、赋税制度、个人隐私、社会公平举措、国际贫富差距、性取向权利、信仰与政治体制等议题的文章。在纽约大学期间，我身兼哲学系与法学院双重职务，此经历亦彰显了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5页）。提及此事，恰巧今日读到一篇题为“于XX，人文研究者与世俗生存的关联是：毫无关联”的文章，虽系戏言，却不得不承认此乃普遍现象。
内格尔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文字表达，同他的学术探索和内心剖析息息相关，他表示：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里一直存在的核心议题是个人私利和整体福祉的权衡，以及何种样态和层级的公平是伦理学和政治公正的合理根基。我特别留意，促使我们降低社会与经济差距的驱动力，怎样能够与我们天生形成的对自己及亲近之人的偏爱心态相协调。（六页）关于这个他特别重视的议题，他的看法十分清晰：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如果我们确认自身的重要性、珍视我们的存在、幸福和兴旺，那么就必须同样地尊重其他人的生命，给予他们同样的公正评价（同前）。这种关注推动他从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层面阐述对平等关怀和自由原则的见解：这些问题在政治理论中，关联到对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多重审视。一方面，从客观角度审视，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均等的；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又都天然地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持有独特的关注。若能周全顾及这两方面，我们当遵循何种准则对待同袍？依我之见，须借这些准则来衡量公共权力、个人自由及各类平等间的关联，由此亦可维护一种平等取向的自由主义理念。此种自由主义里，国家与个人间存有伦理上的职责划分。换言之，政府单位须着重突出个体间的一致地位，个人品德需据此建立，使人得以在不损害他人权益时，无拘无束地实现自我价值。（7-8页）此处他阐述的“平等化自由主义”是核心论点，既是公共领域人士内格尔所笃行的准则，亦是我们在长久公共辩论中持续探讨的议题。特定环境不一样，道德角色的实际状况差别很大，不过，宣称从事政治哲学的人，必须把探讨扩展到对当前环境法律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构造的审视上。
这篇演讲稿末尾探讨了生死议题，包括生命是否荒诞或充满意义，怎样面对死亡，以及人类生命与广阔宇宙的关联等层面。（8页）他坦言，依照分析哲学所倡导的明晰标准，很难深入剖析这些议题，不过他同时指出，这些问题已不再是欧陆哲学的专属范畴，并且他常常在著作中涉足这些话题。内格尔并非信仰者，却开始探究科学与宗教的关联性。他不确定是否需要寻获一套能够令人信服并带来慰藉的学说来阐释宇宙及其中的我们之位置，不过他强调“思想之演进并非源自对这类议题给出终极定论，而是在于提升我们对它们的认知深度”（第8页）。这观点确有道理，毕竟这类问题并无终极答案。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在评论家探讨塞缪尔·谢夫勒所著《死亡与来世》的文章《在我们离世之后》中得以延续，文中指出谢夫勒的著作有力地展示了分析哲学如何能够介入到关乎大众的根本性思考层面，这一点在第33页有详细阐述。
早先提到过，内格尔在开篇致辞里提及那篇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文章，指出其中探讨的议题是他格外重视的方面，而这恰恰也是我最为关注的主题。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对比，前者的声名远不如后者响亮，然而在犹太人大屠杀的学术探讨中，它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奥斯维辛。这篇文字是对阿德勒所撰写的《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一个被胁迫社区的面貌》一书的评价,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内容聚焦于一个受强制管理的社区状况。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地处布拉格北方，核心任务是将捷克、奥地利及德国的犹太民众聚集于此，再押送至波兰的灭绝营。该营对外呈现自治式犹太社区面貌，意图制造犹太人经人道程序撤离德国的错觉。集中营虽由犹太组织负责运营，实则完全置于党卫军掌控之下。在1941年11月至1945年4月期间，超过十四万人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其中，大约有三万三千五百人不幸离世。这些人的死亡，多数源于疾病或者严重的食物匮乏。
内格尔在注释里提到，他的祖父和祖父的妹妹都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这或许是他关注并评论这部作品的关键原因。那位作者阿德勒是那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妻子原本也有机会活下去，却因为不愿意离开她的母亲，两人最终一同死在毒气室里。创作进行到那个阶段，内格尔补充了一条说明，指出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1944年7月，特雷西恩施塔特有六百位女性甘愿和孩子一起走向死亡之室，其实她们本可以抛弃孩子去从事劳作（出自第50页，第2条注释），这无疑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
阿德勒是一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和学者，时间跨度为1910至1988年。他经历了大屠杀，并且有十八位亲属因此丧生。当他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后，他内心并不认为能够存活下来。不过他仍然下定了决心，要把自己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本书超过八百页，篇幅宏大，资料翔实，考据缜密，里面还收录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和文献记录，堪称一部内容充实、见解深刻且富有思想启迪的经典著作。虽然阅读过程令人感慨万千，但它的历史价值是无法估量的（51页）。这件事让人联想到奥地利作家让·埃默里，他生于1912年，卒于1978年，曾先后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三个集中营被囚禁，在六十年代发表了若干反思自己在奥斯维辛经历的著作，如《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等。他意识到尽管世人对于“奥斯维辛”的议论已多，仿佛所有话题都已探讨殆尽，但他仍觉得有诸多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问题，仍需探究“我与奥斯维辛”的牵连（让·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 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13页）。阿德勒的情况亦然。
《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一书由历史、社会、心理三个篇章构成，其中社会篇章最为详尽，涵盖了集中营的诸多细节。著作内容的一半源自真实文献，包括政府文书、行政往来、数据统计、组织规章和法律文件，以及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他并未寻求维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立场，其文字里遍布着道德层面的评判，意图从人类面对那些难以形容的境遇时的所作所为中，获得道德层面的启示，而这，构成了该书的核心宗旨（52页）。
这个关押了十四万以上人员的收容所由约二十名纳粹军官和一百二十名捷克警官看管，依靠犹太人内部的行政组织运作，纳粹的指令总是口述而非书面传达，而犹太的行政单位则借助许多书面文件、清单、档案和便条来落实这些指令。囚犯们在囚禁场所依然能进行艺术活动，音乐家们照常演奏乐曲，画家们持续创作画作，文学家们不断撰写文章，各类学者经常开展学术分享，阿德勒还策划了卡夫卡六十岁生日的纪念仪式。但是集中营的物资和实际生活条件被官僚机构把持着，由此引发了惊人的腐化现象，特别是在向党卫军递交转移人员名单和分发食物这些环节上，阿德勒在书中描绘了困境中人性与德行的普遍溃败情况（54页）。内格尔表示能够明白犹太管理者所做的各项抉择，却依旧觉得不可思议，他补充说，"在那种情境下，谁又能断定自己会怎么做呢"（55页）。阿德勒似乎也无法评判长老们的抉择。他把批评指向了那些在得知内情后，不仅偏袒自己的同伙，还借助转嫁矛盾来铲除异己的人（55-56页）。阿德勒另外强调，连他自己这种刻意避开任何权力位置的人，也属于集中营构建的“罪愆集体”。内格尔认为：“这确实是一种实在的感受，仿佛暗示了加入任何以杀戮为终极目的的团体都会构成责任。”（56页）这恰好是埃默里想要探究的“我与奥斯维辛”的关联。政治领域里，以杀戮作为最终目的的团体确实为数不多，然而，被迫加入那些实施非正义、反人道集体迫害的个人遭遇却屡见不鲜，像阿德勒那样，明明意识到自身在整个事件中毫无影响力，却依然自视为“罪恶集体”一份子的学者又有多少呢？研究哲学的人，不论属于分析哲学派还是欧陆哲学派，倘若不勇于直面或推演自身在类似情境下思想情感及行为抉择的深层心理动因，也不情愿在极端严酷的压迫环境和条件下探究人类普遍价值的实在性与易变性，又怎能遵循那个古典的哲学传统，即要求从业者需关注“生活实践”的要求呢？
阿德勒对于人类及人类社会持有非常负面的态度，他在著作中表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所经历的进程以及诸多暴行，以极为典型且压缩的程度，集中体现了原本散布于各处的所有痛苦与恶意。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类及其制度里那些丑陋、可怕、不明智和可耻的方面，通常都会被掩盖和粉饰，然而，在这个地方，它们却以怪异又狠毒的形态暴露出来，这就导致……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这种普遍现象假装没看见。”（59页）这个集中营表面上以花卉和艺术活动来掩盖死亡与苦难，阿德勒旨在揭示其真实面貌。针对犹太籍管理者，阿德勒的批判并非针对他们作为纳粹帮凶的行为，因为这是他们为延缓犹太人被驱逐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之举。他指责的是，这些管理者中的许多人，在任职期间丧失了人性。话说得过于精准，见解也极其透彻，在那个特定环境下，领导者所显露的丧失同情心，是让经历者最为心灰意冷的。
内格尔在文章末尾部分，似乎在和阿德勒进行交流，核心观点是，虐杀与迫害的运作方式及表现，到现在依然可见。他表示，阿德勒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把种族灭绝看作是历史上特殊且难以解释的惨剧。他认为，这种灾难是个体层面和政治体系普遍存在某些问题的结果，这些问题至今没有消失。历史进程中，针对特定群体的暴力行为屡次发生，皆因思想观念的误导所致，对于此类事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或许不会表示丝毫意外。掌握体系化权力的机构不断助长着大规模罪行的萌芽，而那些富有勇气的人士却难以抵挡这种丑恶现象。
当今读者或许会感到十分意外，倘若阿德勒知晓此刻加沙地带正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他会做出何种回应呢？内格尔撰写这篇书评时，显然未曾预想到此事，不过他确实点明：阿德勒亲眼见识了人性中极端的恶意与沉沦，这让他对人产生了合乎情理的恐惧，而他对集体力量可能造成的毁灭性认知，也令他对国家抱有深深的怀疑。战后英国社会环境虽算平和，此类猜忌依然未能根除。不过，自由民主体制及其对个体权益的维护，堪称当前最有效的屏障机制，既可能阻止‘人人相互倾轧的冲突’发生，又能约束群体氛围中易滋生蔓延的恶行。如果人性中那些比较容易动摇的特质，能引导大家因为共同遵守某些规则而凝聚起来，那或许才是真正的期待所在。毕竟，目前全球的动荡局势，让人很难判断阿德勒的消极看法和内格尔对体系的向往究竟哪个更靠谱。
“致敬”篇章里，对托尼·朱特《记忆小屋》（The Memory Chalet，2010）的评述极富感染力，让人深切体会到一种知音般的才智与情怀。内格尔开篇便指出“这部作品既是追忆往昔，又是人格写照，亦是思想表达”（11页）。这些珍贵的个人往事饱含着时代感，同时它们也展现了托尼·朱特鲜明的立场和看法，突显了他的独特个性，令了解他或研读其著作者难以忘怀。朱特对于集体归属感非常小心，他虽是英国人，却怀有强烈的全球视野；他身为犹太人，却毫不掩饰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他认同平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又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坚决维护优绩主义的原则。（13页）这本书《记忆小屋》在我的书架上放了很长时间，确实令人动容。关键在于，（15页）他虽然政治立场偏左，倡导缩小社会和经济差距，却对多元文化这类标榜平等却实质不同的思潮以及政治正确毫无共鸣。朱特是个典型的老式自由派左翼人士，
他自己表示过，他们这一代人既觉得自己属于激进群体，又觉得自己是精英的成员。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协调，那是因为他们在大学期间无意识地继承了某种自由主义传统，而这种传统本身就存在矛盾。内格尔对此评论道，这种现象带有讽刺意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既想降低经济差距，又想维持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选拔，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传统的左翼人士来说，这根本就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他们明白并非所有不平等状况都等同，均衡教育体系对贫困群体并无益处。朱特属于学术上持保守态度的老派左翼人士，他能够进行区分，而这类人如今已十分罕见。”（同前）这确实是知音间的肺腑之言。他还有许多守旧之处，比如坚定拥护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不赞成重要公共服务被私有化，并且认为体面的社会应当避免市场经济导致巨大贫富差距的现象。他甚至将当今社会对市场主流观点的普遍认同，比作欧洲知识分子过去对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盲目信奉。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了。意识形态层面存在诸多教条化倾向，然而，关于当局怎样发挥资本主义在创新制造方面的效能，以便增进公众福祉，无论是依据实践还是道义，都还有诸多坦诚的探讨尚未得出结论。（16-17页）内格尔十几年前阐述的政府如何善用资本主义的这些设想，如今看来依然值得深入反思。
朱特身上体现出极为鲜明的犹太民族归属感，十五岁起，他就全面投身于激进派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并担任了该组织要职。然而六日战争后，他在戈兰高地目睹以色列青年对待战败阿拉伯人的方式，令他深感震惊和不安，从此不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他最富争议的作品见于《纽约书评》，主张取消以色列的回归法案，并且期待最终在巴勒斯坦地带构建一个犹太裔与阿拉伯裔共存的联合体——这种刻意营造的天国构想，彰显了他对身份政治的彻底否定，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自己的犹太身份（19页）。
苦难普遍存在，邪恶横行无忌，财富大量积聚，生命岌岌可危。托尼·朱特借用奥利弗·哥德斯密斯《荒村》里的名句，为他的著作《沉疴遍地》（杜先菊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撰写了引言，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史学家的深切忧虑，针对的是当今世界的实际状况。他意识到当前弊病丛生，而社会依旧被盲目、冷漠的风气所笼罩，急需激发人们认识现状、探析难题、革新世界的决心。朱特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指出了在他看来最为核心的政治议题：当弊病丛生之际，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国家与政府（《沉疴遍地》，7页）。在全球一体化与去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审视的议题。
内格尔在文章末尾提及，朱特临终时曾与他们探讨过死亡议题，朱特期望人们认识他本真性情，他在此身体状况下完成写作，实属壮丽且坚韧，这部著作堪称他这样卓越人物的恰当遗产（21页）。内格尔在这篇书评里对朱特的评论与敬意，同样非常恰当。
李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