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是塑造当代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指出，美国已进入“镀金时代2.0”，存在多种与19世纪末相似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包括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国家权力被精英阶层掌握、金融风险难以消除等。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这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反弹给美国的内外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何解释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是理解当代美国的重要问题之一。现有的解释大多聚焦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人口与种族问题等。以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代表的研究，将不平等简单地视为收入分配问题，而忽视了生产领域的变化，因此无法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对19世纪的不平等问题做出深刻的阐释。
本文试图从技术和产业组织变迁的角度，指出美国当代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革命息息相关。随着美国传统制造业的“旧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衰落，信息技术革命中诞生的软件、芯片、互联网等新经济企业成为20世纪末美国的主导行业。
新经济革命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促使技术范式由系列化生产向平台化生产转变，引发新旧经济产业组织模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美国大公司由管理资本主义向股东价值资本主义转变，企业资本配置策略由再投资逻辑向股东分配逻辑转变，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空心化、基础设施衰落。
新经济的技术与产业组织革命
“新经济”一词起源于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时代，当时用来指代软件、芯片、互联网等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区别于传统的大规模制造业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新经济已不再新鲜，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2001年，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中，除微软外，有四家来自旧经济（石油、制造业、零售业和银行业）。到2022年，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中有四家（苹果、微软、谷歌和亚马逊）都是新经济公司。
那么，新经济中的“新”到底是什么，它带来了哪些永久性的变化？要理解新经济，首先要理解它所取代的“旧经济”。旧经济其实并不旧，它起源于1850年前后兴起的美国制造业体系，以大规模制造为特征，20世纪初从制造业蔓延到零售、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并逐渐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化国家的主导经济模式。
凭借大规模制造所创造的巨大财富，美国得以取代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遗产中停滞不前的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战后的日本则通过精益生产方式改进了美国的大规模制造，一度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
旧经济大规模生产的基础是流水生产的技术范式，它包括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流水线生产是分工的技术平台。流水线生产利用专用设备，将复杂的生产工序简化为一系列简单、高效的动作，充分发挥分工优势，通过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例如，世界上第一条大规模自动装配线——福特汽车公司高地公园工厂，1913年，通过45个工序，仅用93分钟就可组装出一辆福特T型车。
流水线要实现规模经济，就需要有纪律的工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动作，保持流水线高速运转。因此，大规模制造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广泛采用科层制管理，控制技术水平低下的蓝领工人。
当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大企业出现时，必然会利用规模经济带来的竞争优势，大大提高行业进入的门槛，从而带来大规模制造业的第三个特征——寡头竞争。
大型旧经济企业要充分发挥连续生产范式的竞争优势，必须调整企业内外的社会关系，以维持单位时间的大规模生产。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旧经济模式，就是完全适应连续生产的产业组织形式。
在战略上，美国的旧经济公司将连续生产的逻辑进一步延伸到企业间关系，通过垂直一体化战略整合上游供应链和下游分销网络，以管理控制取代市场交易，消除生产和销售的瓶颈。在组织上，为维持连续生产的稳定性，大型一体化公司需要相对稳定的员工队伍，这迫使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通过持续的激励和培训来维持高级员工的忠诚度。
从融资角度看，持续生产需要持续投入昂贵的专业化设备和劳动技能，因而需要将利润保留在企业内部，转化为职业经理人控制的产业资本。在战后的黄金时代，正是因为旧经济中的大企业生产了大量优质廉价的商品，提供了稳定高薪的就业岗位，抑制了金融资本的活动，才使得美国实现了长期的繁荣和收入分配的公平。
新经济之所以“新”，是因为它颠覆了旧经济连续生产的技术范式，永久改变了美国的产业组织模式。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经济出现了以平台生产为中心的新技术范式。
首先，在分工过程中，模块化平台取代了流水线生产，成为新的技术平台，构建了基于标准化模块和接口的分工。最早的模块化平台是IBM在1981年在计算机界率先推出的开放式架构，该架构使IBM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模块化个人电脑（PC）生产体系。
因为在IBM制定的标准下，零部件厂商可以通过兼容接口参与到生产体系中，甚至进行技术更新迭代，而品牌终端厂商只需按照标准组装零部件，就能生产出兼容电脑。凭借模块化生产的产能和价格优势，IBM的PC和兼容机迅速打败了传统的垂直整合型微型计算机厂商，成为个人电脑的主流。
模块化平台要比连续生产体系更具优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接口标准化，让过去连续生产的步骤可以拆分到不同的组织，使生产过程模块化、碎片化；第二，碎片化的产业链要比垂直整合生产更高效，能够更快地适应变化。这两点的实现，都有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
信息技术可以把过去存在于现场工程师头脑中、生产所依赖的隐性知识编码成标准接口，集成到通用平台中，使企业间的信息流与协同不亚于一体化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管控。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芯片的计算能力按照摩尔定律快速提升，模块化平台逐渐在工业生产中普及。
得益于模块化生产带来的产业分工机会，美国高科技公司有机会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设计、软件开发领域进一步专业化。但进一步专业化的前提是引入规模经济，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实现大规模分工。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是高度集中的，由少数精英程序员主导，他们紧密合作，开发过程往往高度个性化和手工化。例如，程序员曾经普遍认为，“编写最重要的软件……必须像建造一座精美的大教堂一样，由一位伟大的巫师或一小群术士在纯粹孤立的环境中建造”。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以Linux操作系统为代表的开源软件社区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分工方式。开源软件打破了用户与开发者之间的界限，让用户可以参与到软件开发中来，将大型软件项目自下而上地分解成无数个开源项目和模块，从而突破了面对复杂代码时自上而下的管控分工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以Google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平台开始大量采用开源软件开发模式，在开源代码基础上构建大规模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使软件开发成为一项大规模、独立的产业活动。至此，为推动软件开发模块化生产而产生的以用户与开发者一体化为特征的劳动过程成为新经济革命的第二个技术特征。
新经济革命的第三个技术特征，是用平台竞争取代寡头产品竞争。在平台生产中，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还取决于其所处的平台生态的整体水平。经典的例子是诺基亚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崩盘。原因不是诺基亚的生产制造水平不足，而是其垂直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其在多样性和功能性上无法与苹果、谷歌构建的软件生态系统相抗衡。
技术范式的转变必然要求产业组织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随着美国新经济企业的崛起，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也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战略上，垂直一体化的价值下降，产业链碎片化，控制平台生产所依赖的共同规则和共享资源成为企业新的竞争优势来源。
以计算机芯片行业为例，20世纪70年代，垂直整合生产计算机的IBM仅靠生产自用芯片就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而20世纪90年代，专注于芯片设计和制造的英特尔通过为分散的个人电脑行业提供核心部件和制定标准，成为新的行业领导者。
随后，台积电引入纯晶圆代工模式，将芯片设计与制造进一步分离，并于近年在制造技术和规模上超越英特尔，成为碎片化芯片产业的重要节点。总之，与一体化的旧经济大企业不同，新经济中的龙头企业往往在平台生产的“瓶颈”节点上高度专业化，通过提供核心部件、技术标准等平台公共产品，成为整个生产网络的领导者。
在组织方面，旧经济中的科层制受到挑战，新经济企业的用户-开发者一体化流程将技能控制权下放到基层程序员和工程师手中，扁平化组织比科层制管理更加高效。新经济企业所依赖的开源开发模式也导致技能的企业专属性下降，员工跳槽更加容易。
随着产业的碎片化和国际供应链的发展，旧经济中的大企业逐渐收缩在产业链中，退出其失去竞争力的领域，最终导致旧经济内部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性强、跳槽现象普遍的硅谷式就业体系。
在融资方面，随着连续生产范式的衰落，持续投入昂贵的专用设备和稳定的劳动力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资本也逐渐开始摆脱职业经理人的控制。1980年代以来的新兴新经济公司多为高风险的初创企业，集中在软件、互联网等轻资产行业，依赖风险投资作为早期资金来源，并经常使用股票期权来吸引流动性高的高级员工。
这些公司的成功，给投资者和公司高管带来了股票市场的丰厚回报。结果，旧经济时代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越来越受到股东的压力，不得不将资本从公司抽离出来进行再分配。这样，公司治理的中心任务就从旧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控制下的持续投资，转变为新经济时代股东价值最大化。
于是，以碎片化生产网络、高度流动的就业体系、金融市场主导的资本配置为特征的新经济产业组织模式成为21世纪美国经济的主导模式（表1）。
新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后果
新经济革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基础。然而，从旧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伴随着巨大的阵痛，也深刻改变了主导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旧经济中，基于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理念，职业经理人通过内部人控制掌握着大企业的资源配置权，这种以管理为先的意识形态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旧经济中的大公司面临着三个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国际竞争，特别是日本、德国企业的崛起，导致美国企业在汽车、电子、机床等传统优势行业，乃至整个消费电子市场丢失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二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大型制造企业丧失了竞争优势，股价低迷。
三是高通胀，美联储为对抗通胀而实施的高利率政策推高了国债收益率，打击了大公司传统股息政策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这些变化使得职业经理人在与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争夺大公司控制权的过程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管理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股东价值资本主义。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推出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大放松了反垄断监管，直接引发了80年代美国的并购浪潮。此时金融机构意识到大型旧经济公司的市值低于其资产的潜在市值，于是机构投资者利用垃圾债券等金融创新加杠杆，对大公司展开恶意收购。
1981年至1986年间，美国平均每年进行2900起并购，这些收购重组往往伴随着资产剥离和大规模裁员，牺牲消费者、供应商和工人的利益，为作为股东的机构投资者攫取大量财富。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将代理理论引入企业理论。代理理论将企业抽象为股东与管理层、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并认为在这些契约中，只有股东没有预先约定的利益，因此股东承担着公司经营的风险，应当享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因此，企业的目的被抽象为代理问题，即股东对其代理人（职业经理人）提供激励与约束，促使后者采取最大化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措施，包括从企业中榨取“自由现金流”并分配给股东。金融机构、企业高管和商学院利用代理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话语体系，共同推动股东价值理论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尽管股东价值理论的倡导者宣称他们的方案可以提高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但股东价值理论的盛行实际上加速了美国旧经济的崩溃。美国公司在与德国、日本的竞争中失去的消费电子、汽车、精密机床等行业的市场份额至今未恢复。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公司从一开始就全面拥抱股东价值资本主义，将股价作为评价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标准，并通过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将高管的收入与公司股市表现紧密挂钩。
随着新经济公司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股东价值资本主义逐渐盛行，与股东打交道的职业经理人越来越积极地通过股票市场来分配企业利润。这种分配一般通过两个渠道进行：
第一是分红，即按照持有的股份，将部分利润作为股息分给股东。美国大公司利润分配中，股息一般占30%到50%。第二是股票回购，即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回购流通股票，减少市场上的股票供给，推高每股收益（EPS），提高股价，增加股东手中股票的价值。
1982年11月1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第10b-18号法令，为股票回购提供了安全港规则，规定只要公司每日回购量低于前四周日均交易量的25%，就无需披露，并免于被指控操纵股价。此后，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支出在利润分配中的占比从1981年至1983年间的4.4%跃升至21世纪的40%至60%。
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2010年至2019年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支出高达6.3万亿美元，信息技术行业的大型新经济公司是股票回购的主力军（表2）。苹果是全球股票回购支出最高的公司，过去十年回购股票3200亿美元，将几乎所有（97%）净利润通过股息和回购分配给股东。
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无线通信技术和芯片公司高通将192%的净利润分配给股东，这意味着高通必须通过债务或资产出售来维持对股东的资金分配。而旧经济的代表通用电气十年内将313%的净利润分配给股东，并在2018年创造了高达220亿美元的亏损。
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经济不平等的恶果。一方面，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主要受益者是富人、企业高管和金融机构。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持有上市公司85%的股份，这些富人是股息和回购的主要受益者。随着金融市场成为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金融机构在美国企业总利润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10%左右大幅上升到2000年的45%。与股东合作的企业高管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股票回购可以推高每股收益，使高管更容易达到华尔街制定的季度目标，从而获得丰厚的奖金。
此外，越来越多的高管薪酬以股权形式支付，股价上涨也使高管薪酬大幅上涨。标准普尔高管薪酬数据库（S&P ExecuComp）的信息显示，美国500强高管的平均收入已从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1590万美元低点上涨至2020年的4090万美元，其中以股票期权（包括既得股票奖励和股票期权行权）形式获得的收入占比从60%上升至80%以上。
股东价值资本主义最受伤害的是工人、制造业和纳税人。战后管理资本主义时期，美国旧经济的大公司中存在着职业经理人、工人和政府之间的隐性契约：职业经理人通过不断投资生产设备和提供稳定的工作岗位，获得对大公司的内部控制权；工人在配合管理层的条件下，分享企业成长的收益；政府通过高税收提供高福利，投资基础设施，为大规模制造业创造市场。因此，这一时期工人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
1948年至1979年，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18.4%，同期平均工资增长了107.5%。在股东价值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同步增长被打破，劳动收入占比迅速下降。1979年至202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1.8%，而同期工资仅增长了17.5%。
在股东价值理论的指导下，管理者往往通过裁员、削减福利、外包等手段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将原本流向工人的“自由现金流”转移给股东。20世纪80年代以前，股市普遍认为裁员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反映出公司陷入困境，会导致股价下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裁员被看作是对股东有利的信号，意味着股市可以对管理层施加压力，要求管理层将裁员节省下来的资金返还给股东。因此，无论公司经营状况如何，裁员都可以刺激股价上涨。
股东价值理论的压力也导致工人福利的降低，例如1985年以前，在旧经济中，大量美国工人从雇主那里获得固定收入的养老金，退休时可以按时领取固定数额的养老金，这笔钱由他们的工龄和退休时的工资决定。
到了 1990 年代末，这种养老金类型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缴款养老金，即雇员和雇主每月将养老金存款存入一个账户（“401K 账户”），这个账户里的余额就是雇员可以领取的全部退休福利。这些福利支出的节省可以用来扩大利润，提高股价。
增加股东价值的另一项重要策略是外包。除了外包非核心业务以节省工资和福利外，公司还将工厂、办公室和设备等设施外包。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公司拥有这些设施，它们将在财务中被记录为“资产”，从而增加计算资产回报率（ROA）时的分母。
如果企业将这些资产出售，然后以租赁的方式使用这些设施，既不会对企业的运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又能大大提高资产回报率。这种对财务指标的追求，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特别喜欢将重资产制造业务外包。随着碎片化的全球生产网络日趋成熟，一些美国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全部外包。比如耐克曾经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制造企业，但现在其主营业务只保留了产品设计和营销，以保持极高的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
最后，以股票为基础的收入分配让富人更容易避税。根据美国现行税法，政府只对资产（包括股票）出售时的增值部分征税。如果资产持有时间少于一年，则按一般所得税率征税。如果资产持有时间超过一年，则征收高达23.8%的资本利得税。不过，23.8%的资本利得税远低于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37%。
相比中下层，富人和高管组成的强势利益集团更有可能对政府施压，在税收上获得更多优惠。比如，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企业的大规模减税中，四分之三的减税资金用于股票回购。这一切都意味着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承担了更多的税负，政府更难维持对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的支出。
“新经济”的政治反弹和长期影响
股东价值资本主义主导美国的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制造业空心化、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了解这一变化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当前很多问题的根源。比如，2016年以来，美国连续选出两位八十多岁的总统，特朗普甚至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美国人为何如此“怀旧”？一部分原因是，这反映了美国中下层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向往管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相对公平、稳定的生活。
但是，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不再存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技术状况和工业组织基础，一旦建立了碎片的全球生产网络，它所代表的荣耀就很难复制。
随着劳动力过程的变化，旧经济大型公司的官僚主义管理风格既没有效率的优势，也没有吸引新一代员工的高技能程序员。
更重要的是，股东价值资本主义已经在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上深深地根深蒂固：随着大多数美国工人通过其养老金帐户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与真正富裕的股票相比，他们从股票市场上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认同股东的价值。
但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引入的关税和贸易战争政策也打破了美国政府对自由贸易的无条件支持，并为自2021年底引入了一系列PORVERES以来，对股东的价值也加剧了。
2021年11月15日，拜登（Biden）签署了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以支持美国在运输，环境，能源，通信，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筹码和科学法》，标志着美国工业政策的正式回报。
该法案计划在十年内为筹码行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资助，以促进芯片行业对美国的回报。能量。
显然，拜顿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法规实现罗斯福的新交易，就像罗斯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收入分配调整结束了美国的1.0年龄，他还希望成为吉尔德（Gild）的总统，但如前所述。
拜登的政策只是刮擦了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表面，即使是臭名昭著的10B-18法案，很难在将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联盟，以取代高管，股东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大量资金，这是股份的大量资源。可能不是缺乏补贴，而是股东价值。
例如，在该法案通过后不久的7月28日，英特尔立即宣布了40亿美元的股息，以安抚股东，此前第二季度亏损了4.54亿美元。
股东价值理论统治美国的40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美国公司建立全球供应链的时机相吻合，这使中国能够利用其现有的工业基地快速整合到全球生产系统中并实现全面的工业化。
一些美国公司在抢劫股东和高管的竞争力中失去了竞争力，例如，中国公司赶上了通信设备行业的崛起，这是由于其自身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引起的，也是因为北美电信设备巨头（例如卢克特（Lucent），诺特尔（Lucent），诺尔特尔（Cisco），诺特尔（Cisco），诺尔特尔（Cisco），诺特尔（Cisco），诺特尔（Cisco），诺特尔（Cisco）造成了很多现金， 。
大型美国公司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股东价值意识形态，保留公司内部的“自由现金流”并利用它投资于创新和就业，这将是中国政府和公司在未来时期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