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苏格兰探险家蒙哥·帕克发表了一份报告，记录了他在西非腹地的“探险”。报告中包括了当时英国著名制图师詹姆斯·伦内尔少校于1798年出版的非洲海岸地磁影响图（宋年深在其著作中也讨论了这位制图师在印度次大陆的地理勘测工作。见：宋年深：《制作亚洲：地图上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87页。下文引用该书时，只标注页码）。地图上清晰地标注了贯穿西非腹地的尼日尔河，以及从尼日尔河以南，距西非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开始出现的、一直延伸到中非腹地的山脉。在记录中，蒙哥也清晰地记录了这座雄伟的山脉。芒格在1796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一大早就出发，在当地人的带领下“穿过寒冷的山谷走了两英里”。由于疲惫不堪，他不得不“回到平原，继续向东走”。中午时分，他到达了另一座山峰。当他“爬上山顶，向东南方向远望”时，芒格描述说他看到了“远处的山峰”，并肯定地声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高山位于强大的孔王国”。作为深入探索尼日尔河并“发现”其自西向东流动的第一人，芒格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孔山脉”。
这条山脉在1798年至1892年欧洲出版的非洲地图上被清晰地描绘出来。在1805年英国著名制图师约翰·卡里绘制的非洲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细节：清晰的埃及和北非，非洲大陆海岸线上的港口和一些河流，空白的中非和南部非洲内陆——这部分在地图上被明确地标记为“未知部分”，而“刚果山脉”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在地图上，在那一片空白的“未知部分”，唯一可以确定存在的，就是这条长长的山脉。
按照汉语拼音惯例，把这座“刚果山脉”称为“空山”也许更为合适。因为这座山脉并不存在。当欧洲人第一次“发现”巨大的尼日尔河时，他们基于“科学常识”确信尼日尔河必定发源于一座高大的雪山。“空山”在19世纪欧洲人的头脑和地图上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末，当蒸汽船的能源效率显著提高，欧洲人可以沿着尼日尔河和刚果河逆流而上，“探索”非洲内陆，填补地图上那一大片空白后，这座“空山”才正式淡出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取而代之的是被欧洲人凿出的破碎大陆。
芒格眼中的“空山”，以及詹姆斯笔下的“空山”，都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秩序观“绘制”世界的产物。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个世界是极其真实的。遍布非洲的“空山”不仅激发了欧洲人“探索”世界的欲望，也证实了他们对于如何理解世界的傲慢观点。
没有什么比地图更能以最直观的形式将“空间”概念背后的历史与政治本质呈现给读者。地图作为对世界复杂秩序的抽象，以静态的方式将“地理知识”的横截面展示给读者。同时，这种横截面的展示隐藏了创造这些知识的主体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原本从特殊性经验中产生的理论抽象被包装成普遍性知识，在此基础上将复杂而未知的现实切割成可以用理论抽象解释的形式。“空山”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倒置关系中，在欧洲世界存在了一百年。
创造亚洲：地图上的历史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由时间碎片化所营造的普遍性幻觉？用宋年生的话来说，就是“把地理知识积累的动机和过程带入地理学的讨论中”（第16页）。在新书《制造亚洲：地图上的历史》中，宋年生以地图作为思考的起点，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将地图作为知识的横截面堆叠起来，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地方性知识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这种普遍化的过程，始于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区分，并逐渐通过把自己的秩序观“投射”到他人身上而实现。因此，这本书明确地将地图视为“人对空间的想象”（第21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带有“后殖民”和“后现代”色彩的研究，以福柯的方式着力解构普遍知识，强调知识生产背后隐藏的强大权力关系，以及知识在建构权力文化霸权中的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地图被从客观性的神坛上拉下来，成为一种纯粹主观的“想象”和权力的“制造”。比如马克·蒙莫尼尔在其名著《如何用地图说谎》中直言不讳：“用地图说谎不仅容易，而且必要”，因为“把三维世界投射到二维平面上”这一活动，本身就充满着抽象和扭曲。
在这种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语境中，“帝国”是被预设的政治实体，它拥有权力，积极地利用一切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源，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换言之，“帝国”是这种“想象”和“建构”的天然主体。后现代对地图的分析与批判，就是要解构帝国的“投射的力量”（Arthur Jay Klinghoffer，《投射的力量：地图如何反映全球政治与历史》，2006）。在这种投射之下，西方地图学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抽象，被等同于现实本身。理论抽象的主体也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在现代人博尔赫斯式的“过度智化”过程中，普遍性浮现出来。在这种“普遍性”的想象中，现实也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头脑中支撑理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空山”在芒格等人的现实视野中，在热内等人的理论抽象中，已经作为“事实”存在了一百年。
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对于权力的解构，看似无懈可击。在宋年生的书中，他也明确地回应了欧美地图学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第21-28页）。我们也很容易把他的问题意识简单化为这一思想谱系的延续，即用亚洲案例来论证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尝试。然而，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宋年生用“先从中国开始”（第28页）这句话，将主体性问题带回讨论，并由此消解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背后隐藏的普遍主义霸权。
后现代理论对权力的解构，假定了权力本身的同质性。这一假定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秩序观念，其普遍主义的霸权隐匿在否定“被统治者”和“被殖民者”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后现代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展开的秩序关系，是一种几乎外在于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能量流”，因此，人们只是试图利用“权力”这一工具而已。而掌握更多权力的“国家”总是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来统治和惩戒“弱者”或“那些流动的人”。在这种认知框架中，国家机器被视为一种“简化的”自上而下的暴力。通过将“现实的社会活动”压缩成一张“简单的地图”，国家权力开始以统治的名义塑造事实。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3页。）小规模的群体互助行为被一些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理想化为一种自然存在的“自发”和“自治”秩序。这种理想化的小规模自组织行为也被想象为超越现有“趋于固化”和“服务于主导利益集团”的国家体系的唯一途径。（詹姆斯·斯科特：《论自发性六论：自治、尊严与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9-23页。）
在这个层面上建构起来的普世霸权，是建立在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消除之上的。乍一看，这一理论考虑到了人类社会的长期变迁，似乎使用了不同文化和社区的研究样本。然而，在这种虚假的多样性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与殖民者几乎一模一样的世界观。殖民者将欧洲之外的世界他者化的认识论，旨在强调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他人的“合法性”。这种世界观将自己所处的时空经验想象成一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普世经验。并决心将现实改造成他们所信仰的。而这种理想形态无疑是建立在自己所处的时空之上的。从“国家”的角度看，殖民主义的捍卫者和实践者坚信自己有责任“启蒙”和改造世界。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中诞生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并没有在认识论上真正超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霸权，而只是在形式上宣称要跳出“西方”、“国家”乃至“人类”的中心主义，凭空创造出一种否定性哲学。这种形式上的反抗表现，依然牢牢地遵循着西方启蒙时代开始形成并随着殖民扩张而在全球蔓延的一系列二元对立。
霸权者打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旗号，宣称要恢复那些被殖民者视为“他者”的主体性。但事实上，从这个角度“发现”的那些“主体”仍然背负着西方启蒙世界观规定的认识论枷锁，仍然遵循着“国家—个人”、“西方—东方”、“统治—被统治”、“现代—古典”、“工业—农业”的严格二分法。因此，反霸权斗争被简化为个体对国家的反抗、用西方经验替代东方经验、被统治者为逃避统治而采取的社会行动、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性的复辟、用工业彻底替代农耕（甚至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等。在这场戴着“反抗”面具的表演中，被认识论霸权压迫的人们不仅失去了主体性，失去了国家，失去了生命，而且失去了未来。他们还未来得及拥有一个好的国家，就已经失去了能够保障他们安全和发展的国家；他们还未见过现代化，就已经被剥夺了走向现代化的权利；他们还未成为世界上平等的主体，就已经被永远锁在了时间胶囊里。
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未来已来，只是分配不均。”我很难想象，当面对被殖民者屠杀的巴勒斯坦人、巴西的无地农民、印尼的工农、刚果和纳米比亚的矿工被帝国主义军事和金融机器无情剥削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结构性暴力机器的时候，那些生活在美国、西欧、在大学或城市里的人们，仍然心安理得地继续喊着非国有化、非工业化、反现代化的口号，把这种第一世界的虚假意识形态当作拯救世界的药方，包在反权威、反压迫的面具下，重新灌输给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们。
正如宋念深在书中所揭示的，现代地图学对世界的规制，与现代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建构密不可分。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背后，是极不均衡的物质发展。这个建立在全球分工基础上的世界体系，通过点对点的航海、航空贸易线，以及沿着这些贸易线生成的信息线，把世界连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网络。在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些连接着这个世界网络的贸易线和信息线，最终都汇聚在少数几个关键节点上，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这个世界网络中，边缘都要通过中心来连接。这个世界网络无疑把世界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但透过网络中的裂缝，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小不一、性质各异的共同体组织、不同性质的国家，也从这个网络的裂缝中脱落，被遗忘。
相比之下，这个世界网络背后的认识论霸权则显得更加不可捉摸。它之所以不可捉摸，不是因为它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隐藏在虚假意识的面具后面。要发现它，一方面需要我们“颠倒”视角，从被统治者、被遗忘者、被管制者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网络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用历史化的路径，祛魅这个世界网络建构起来的一系列自诩为“普世”的全球秩序话语及其认识论，将它们还原为特殊语境、特殊社群、特殊时代中不完美且不断演化的人造物。
事实上，这种世界网络所建构的全球性，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这一进程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用霸权主义的一元论秩序观来理解、规范并最终垄断世界。这种秩序观假定秩序的来源必须是一元的，由一个或一组被视为“强国”的机构提供。强国的存在不仅保证了和平，也确保了国际经济秩序高效、有序的繁荣与稳定。秩序的形成是权力自上而下向“无序”空间的延伸，也意味着强国对空间的占有和控制。
在这种秩序观下，技术进步意味着控制空间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空间本身的延伸。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可控空间逐渐从陆地扩展到海洋、天空、宇宙，以及今天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新的数字化空间。这里的空间不仅仅意味着前文所说的物质空间，还包括物质空间所承载的人的精神空间。因此，霸权中心秩序观对世界的“创造”，必然是一种试图通过武力、制度、法律、标准、规则、知识、文化等手段实现的整体性垄断。
“从中国出发”就是反对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一种中心主义取代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是要使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知识的结构性霸权成为现实。
通过主张“中国”的主体性，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多样性得以再现。在宋年深的论述中，“从中国出发”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地理知识及其世界秩序观与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地图学”的有机互动（第221-230页）。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欧洲传教士试图以“大陆”来解释“宇宙”，以“帝国”来理解“中国”，也有清政府试图动员传教士首次以“图国”的视角来测绘国家，绘制《皇舆全览图》，并以此来审视和管理自己所处的空间（第264-269页）。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世界”到“国家”的转变，并不是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不同主体相互学习、交流、互动的有机结果。
事实上，正是在多元主体的有机关系下，在西方殖民秩序对世界的支配力量与世界不同主体对支配的反抗之间复杂的互动中，现代世界秩序才得以形成。秩序既不是某种神秘力量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人们“自然”的“自主”倾向产生的。我们不能假定，自启蒙哲学以来所构想的原子化个体是分析世界唯一可能的基本单位。
宋念深的讨论充满了多元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蒙古”等“国家”，“欧洲”、“亚洲”、“东亚”等地域概念，以及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等“非国家主体”，当然还有传教士、探险家、欧洲殖民时代的殖民官员、与他们相对立的亚洲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主体并非独立于各自的时空而存在，也并非被某种虚假的普遍性所遮蔽，而是作为实践的、活生生的、动态的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中回应自身和时代的问题。秩序在主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有机形成并不断变化。同时，秩序并非外在于时空，而是在时空中不断塑造不同主体的自我认知。主体性正是在这种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张力中真正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