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俄语女诗人，除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你还能想到谁？
在俄语文学领域，有一位女诗人。她被视为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现代俄罗斯文学联系的纽带。她的诗歌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当作“俄语诗歌艺术中的瑰宝”。她是在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之后，俄语诗歌界第三位极具影响力的女诗人。
她是贝拉·阿赫玛杜琳娜。她在俄罗斯 20 世纪后半叶有着重要地位。她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家。她曾获得苏联国家奖和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她表示：凭借着最为具体的生活方面的缘由，我的诗才来到这个世间。对于我所有的诗作，我仅仅知晓：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以及是从哪里而来的。
阿赫玛杜琳娜
今年年初，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玫瑰的行为：阿赫玛杜琳娜诗选》。这是中文世界首次集中引进阿赫玛杜琳娜的诗选，并且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嘎从俄语进行直译的。
并且是一位格鲁吉亚文学翻译家。
近日，王嘎针对阿赫玛杜琳娜的人生经历、诗歌特点、文学功绩以及对中国诗人的影响等方面，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1960 年代一直到如今文学逐渐衰落，阿赫玛杜琳娜在俄语诗歌界一直处于非常显著的地位，几乎能和茨维塔耶娃以及阿赫玛托娃并驾齐驱，并且深受俄语读者的喜爱，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玫瑰的行为：阿赫玛杜琳娜诗选》
（一）
1937 年 4 月 10 日，阿赫玛杜琳娜诞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官员家庭。她的父亲是喀山鞑靼人，曾担任苏共中央副部级的高官。她的母亲是意大利后裔，擅长多门外语，是克格勃少校军衔的译员。
阿赫玛杜琳娜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诗歌创作。1955 年，她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之后，她进入了全苏最著名的文学殿堂——高尔基文学院。1958 年，“日瓦戈风波”在知识界蔓延开来。阿赫玛杜琳娜是唯一一个拒绝联合起来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学员。因为这个原因，她被学院开除了。（次年她恢复了学籍。）
1964 年，她在一部影片中饰演记者。这部影片是由小说家、电影导演舒克申执导的，名为《年轻若此》。并且，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金狮奖”。
《年轻若此》海报
1962 年，阿赫玛杜琳娜 25 岁。在这一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琴弦》。之后，她又相继出版了《寒颤》《音乐课》《诗篇》《秘密》等多部诗集。
“字里行间皆是灵魂的震颤。”王嘎说。
阿赫玛杜琳娜
总体而言，阿赫玛杜琳娜的诗作数量并不算多，出版也并不顺利。
1970 年代，阿赫玛杜琳娜多次前往格鲁吉亚。“梯弗里斯和丁香花”所具有的异域风情，成为她重要的诗歌创作主题。同时，她还翻译了诸多格鲁吉亚作家的作品。1979 年，由于她参与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所以遭到了当局的封杀。
时代变迁后，1989年，她的诗集《花园》获苏联国家文学奖。
阿赫玛杜琳娜
阿赫玛杜琳娜到了晚年，视力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情况。她几乎不再进行创作。一直到 2010 年 11 月 29 日，她在莫斯科郊外因病离世。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他沉痛地表示：俄罗斯失去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优秀继承者。贝拉通过诗行以及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并且始终坚定地站在受难者的身旁。
当年冬天，这位昔日的诗坛女神被葬在了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她的墓碑上刻着她最后的诗行，诗行内容为：无论怎样都不会去诅咒。我只为这一份轻盈而送上祝福，那是你短暂的烦忧，也是我长眠的静寂。
（二）
阿赫玛杜琳娜刚开始登上文学舞台的时候，正处在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解冻”这个词是源自爱伦堡的同名小说，它意味着严酷的旧秩序正在逐渐消融。
王嘎称，随着革命叙事的消逝以及个人主体意识的兴起，空前的诗歌热开始出现了，一个年轻的诗歌群体很快便显露出来。他们在各类公共场所朗诵新创作的诗歌，以个性化的嗓音道出被禁忌的话语，在那一时段，吸引了众多听众，其社会声望犹如首批登上太空的宇航员那般。
其中，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是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此外，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也是群体中的领军人物。
叶夫图申科认为应借助诗歌充当道德良药，把社会从具有腐蚀性的犬儒主义里解救出来。沃兹涅先斯基则努力为“新时代”构建一种全新的、具有实验性的语言。吟游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凭借他饱含情感的歌吟，缔造了在苏联广为流传的道德理想主义神话。
阿赫玛杜琳娜和她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王嘎认为，在那些稍后被命名为“响派诗人”以及“舞台诗人”的人群当中，阿赫玛杜琳娜毫无疑问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
阿赫玛杜琳娜认同诗歌同行的创新精神。她渐渐意识到，获得公共文化空间很重要，然而过度亢进的公共活动意味着诗人迎合大众文化且丧失主体性。与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不同，她开始谨慎对待“舞台上的死和速朽的事业”，政论体抒情诗口语化的倾向越来越难以吸引她。
她的诗歌表达为保持文学界限和艺术纯度，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她更多地运用精巧细致的意象和隐喻，以此来传达思想情感和精神状态的细微变化。这样使得她的诗作富于音乐性和饱满张力。正因如此，布罗茨基认为阿赫玛杜琳娜是远胜于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的诗人。
阿赫玛杜琳娜作品集
（三）
从《玫瑰的行为》能够看出，阿赫玛杜琳娜创作了许多献给她的艺术家朋友或诗歌前辈的诗，这些诗的创作者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王嘎发出感叹，阿赫玛杜琳娜是诗歌领域的宠儿，然而却绝非命运的宠儿。她经历过三次婚姻以失败告终，长期遭受伏特加以及尼古丁的侵害，还被苏联作协排挤和打压……生活中所遭受的伤痛以及爱情的失序，使得她对友情格外珍视。
她如同茨维塔耶娃那样，把友情直接视为爱。爱那些必定孤独且失败的人，爱那些无人怜悯的人，爱那些敢于冒险、“经受人类侮辱”的人。
阿赫玛杜琳娜
她向来喜欢以友情为主题创作诗歌。在《玫瑰的行为》这部诗集当中，看不到任何“文人相轻”的痕迹。反而有许多描绘友情的美妙诗篇，这些诗篇是献给奥库扎瓦、维索茨基、阿克肖诺夫以及布罗茨基等艺术家朋友的。并且，她的友人也常常以诗来回应这种真挚的情感。
友情之外，由“天才崇拜”所驱动的代际关系更为显眼。在整部诗集中，有献给普希金的献诗，有献给莱蒙托夫的献诗，有献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献诗，有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献诗，有献给茨维塔耶娃的献诗，还有献给阿赫玛托娃的献诗，且纪念茨维塔耶娃的诗作数量最多，一共收录了 23 首。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阿赫玛杜琳娜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性更容易被识别，这一点比同时代人更为明显。这既表明了诗人向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致敬的姿态，又能帮助她从传统中汲取艺术滋养，打磨自己的“手艺”，进而营造出一种相对于当下的不同现实，让困顿的身心能够有栖息和安顿之处。
王嘎称，阿赫玛杜琳娜本人曾直白地说：“在我那不太灵巧且纯真的喉咙中，有着俄罗斯古老词语的伴音。”她还自称作“在现代外表之下陈旧的动词”。
（四）
阿赫玛杜琳娜具备女性所特有的敏感与美好。当我们翻阅《玫瑰的行为》这部作品时，能够察觉到她的诗常常会涉及花朵、月亮等元素，并且会写到具体的生活情境。
谈到俄语女诗人时，人们往往只能想到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曾有这样的表述：“人们不应该嫉妒在本世纪的俄罗斯进行诗歌创作的女性，因为在每一个拿起笔的人的头顶上方，都有两个巨大的身影笼罩着，那就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安娜·阿赫玛托娃。”
那么，在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之后，我们为何也需要去读阿赫玛杜琳娜呢？
阿赫玛杜琳娜雕像（塔鲁萨，奥卡河畔）
王嘎回应称，到现在，一直有论者觉得，处于成熟期的阿赫玛杜琳娜如同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那样，擅长塑造清晰的形象以及精致的细节，能够在修辞的平衡里捕捉到细腻且闪变的心理状态；有人着重指出她在形象综合性方面对阿克梅派（阿赫玛托娃是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借鉴，把她的写作归为“新阿克梅派”；还有人在一个伟大时代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直接把阿赫玛杜琳娜称作白银时代最后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阿赫玛杜琳娜与对阿赫玛托娃的赞颂有所不同。她对阿赫玛托娃是庄重且节制地赞颂，而她甚至以茨维塔耶娃的影子自居。
在《嘘，别作声》这首诗中，阿赫玛杜琳娜抵达了塔鲁萨女教徒墓地，茨维塔耶娃曾渴望在那里安息。她缅怀茨维塔耶娃那如梦幻泡影般的人生，不禁感慨道：“我为何不去拜访自己的影子呢？”
阿赫玛杜琳娜雕像（塔鲁萨，奥卡河畔）
当然，如果阿赫玛杜琳娜仅仅是追慕和效仿两位前辈，那么就无法摆脱布罗茨基所说的两个巨人的身影。实际上，阿赫玛杜琳娜后期诗作中时常插入的超现实主义画面，与阿赫玛托娃固有的古典气质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她诗歌语言所具有的黏稠质感和滔滔不绝的特点，与茨维塔耶娃“电报式”短促简洁的文体截然不同。
王嘎觉得，阿赫玛杜琳娜与她的那两位前辈之间存在着诗学源流的关联。或许可以用中国古人的诗意文论来对这种关联进行概括。就如同古人所说：“一边瞻望着星辰，一边歌唱着幽人。今日如同流水般流淌，而明月仿佛是前身。”
（五）
显然，阿赫玛杜琳娜也影响了一批中国诗人。
王嘎向澎湃新闻记者告知，1963 年时，《及其它》这本书在中国得以出版。这本诗集仅有 131 页，并且标明“供内部参考”，它是一本苏联青年诗选。此诗选仅收录了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和阿赫玛杜琳娜三位作者的诗。在他们三人身上分别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在反动舆论界声望很大”“怪诞难解”以及“充满颓废感伤的调子”。
谁能想到，这样一本对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反面教材”，给 1980 年代诗歌的中坚人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直至今日，诗人王家新依然能够背诵“娘子谷”的一些篇章。
《玫瑰的行为：阿赫玛杜琳娜诗选》内页
而今，从《及其它》开始，到阿赫玛杜琳娜的诗作以《玫瑰的行为》为题首次结集出版，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
王嘎明确表示，在开始动笔翻译之前，阿赫玛杜琳娜对于他而言仅仅是在文学史上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而如今，他有幸能够亲眼目睹她的玫瑰和稠李重新焕发生机，内心确实充满了欣喜。
但翻译活动会“摧毁”某些东西，也会稀释难度，带有鲜明个性和民族文化特征的诗歌语言、音韵系统及诗歌结构，可能根本无法再现，更别说进行诗性的还原了。按照弗罗斯特那个经典的说法，“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在译语的废墟之上，还能留存多少珍贵的部分呢？时过境迁，这部诗选即便有机会展现出诗人的风貌，又怎能与“娘子谷”当初刻印在中国未来诗人心中的印象相联系呢？想到这些，我怀着惶恐与不安，期待诗歌读者和写作者给予指教。
王嘎没有避讳这一点，阿赫玛杜琳娜的诗大多比较冗长，这对阅读的耐心是一种挑战。她笔下像“房子”“额头”“蜡烛”这类的意象，重复得让人觉得过于执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心灵”或者“灵魂”之类的大词，也不一定能与那种轻逸、隐微的文学体验相契合。阿赫玛杜琳娜后期的诗作包含许多文化典故，同时还有一些诸如“第一百零一公里”“鱼雷”“星期六义务劳动”之类的用语，这些用语影射了某些社会现象，倘若脱离了历史的语境，那么也都不容易被理解。
阿赫玛杜琳娜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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