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智能科技已经广泛渗透到语言文字教学的各个环节：机器快速评价文章，智能软件创作示范文本，声音感应辅助诗词朗诵……这种技术的便利确实大幅提高了语言教育的成效，不过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果文章评价更侧重于“文章布局是否周全”“重要词语是否包含”，如果文本分析借助机器提供的“标准答案”，语言教育最根本的育人价值会不会被工具化的思维模式削弱？
“语文”这个概念所蕴含的三种重要意义，正好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难题。部分学者指出，“语文”这一概念源自民国时期的“国语”和“国文”，它融合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演变历程；另一本名为《中国语文》的刊物，其早期英文版本被译为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明确体现了语言和文字的紧密关系；从学科角度来看，“语文”又被赋予了语言能力和文学素养的双重教育目标。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都指向一个中心思想，即语文关乎人的培养，是文化延续的工具，是情感抒发的渠道，也是思想形成的根基。面对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浪潮，语文教学改革必须坚守这一中心，强化其人文内涵，以免变成单纯的技术性文字操练，从而达成“培养品德、塑造人才”的最终宗旨。
2025年6月2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小召小学的孩子们在早晨读书，照片由丁根厚拍摄，来源于光明图片
重审“语文”三重内涵
语文的各种层面，都包含着机器无法取代的人性光辉。如果只从技术角度分析语文，就等于把繁花似锦的景象变成数字图表，失去的正是语文教学的精髓。
这种说法指出，“国语”和“国文”合在一起，体现了文化延续的深厚情感。民国期间，“国语”的推广是为了让语言交流变得统一，“国文”的教学则专注于文言文的深入学习，这两者共同形成了口头交流与书面传承的文化循环。当前，机器虽然能够制造出符合语法规则的日常语言，也能借助程序“模拟”古文，却不能复制古文里承载的文明特质——当学子阅读《岳阳楼记》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体会到的是范仲淹的爱国心胸；当人们吟诵《静夜思》吟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时，感受到的是穿越时空的思乡之情。该中学曾经进行过一项对比研究，让机器创作一篇关于思乡的文言文，其用词确实恰当，对仗也相当工整，不过学生却认为它如同缺乏情感的说明书；另一方面，学生们写的关于外婆家老槐树的作文，虽然存在一些语法问题，却因为记录了在槐树下听故事的真切经历，使得读者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语文教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模仿语言的外部形态，而在于传达文化中的情感内涵。这种传递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而非算法的拼接。
第二点在于，“沟通”与“书写”的结合，展现出的是心意传达的真挚。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语文”，它既涵盖了声音、词语、句法等实用成分，也蕴含着“措辞必须出自真心”的沟通原则。古人有言：“话语是内心的反映。”语文的根本是明白如何借助语言文字抒发实在情感。现在，人工智能写作工具可以依照优质范例撰写“帮助老人过马路”“享受充实的一天”这类被称作“安全作文”的文章，智能批改系统也会因为文章条理清晰、词汇得当而给予高分评价。不过，文章中缺乏实质内容以及情感表达的不真实却被忽视了。某小学对作文进行了抽查，发现借助人工智能完成写作的学生，其文章中有百分之八十五存在模式化现象，特别是在“帮助他人”“参与公益”这类主题上，相似内容占比接近百分之七十。这种表达方式过分强调工具性，完全背离了语言文字应有的内涵，语言并非为了迎合评分标准而进行的符号操作，文字也不是单纯为了堆砌华丽辞藻而存在的装饰品，语言文字的本质是个体对生活现象的体察，是内心情感的整理，是思维成果的展示，人工智能或许能够改进语言文字的呈现方式，却无法赋予其真实的情感，语文教育绝不能纵容这种虚假表达成为主流。
第三点在于，“语言”和“文学”的相互依存，肩负着提升审美能力的使命。中国学科的根本在于“语言是手段、文学是精神”：语言探索注重“怎样表述”，文学探究强调“表述何物”，这两方面共同形成了语文教学的审美层面。人工智能能够解析《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关联网络，也能统计李白诗作里词语出现的次数，但无法领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所蕴含的悲怆情感，也感受不到“飞流直下三千尺”所展现的壮阔情怀。有个大学的文学专业曾试图借助机器学习解读《春江花月夜》，程序能够准确识别出互文手法和意象的反复使用，却对“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两句的深层含义视而不见。对思想性的探求，转化为“问句的句法作用”。这种工具化阐释抽离了文艺的欣赏意义——文艺并非语言素材的累积，而是借助字句塑造的意境空间。审视《孔乙己》，需要领会“茴式部”的多种形态，同时领悟鲁迅对底层读书人的同情；审视《背影》，需要掌握细节刻画的技巧，同时感受朱自清对父亲的内疚与眷恋。语文教育的价值，在于引领学生进入作品的深层内涵，提升他们体会美、领悟美、表现美的水平，这是机器的数据分析所不能取代的。
直面人工智能对语文教育的挑战
当前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愈发凸显。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语文教育朝着考试导向的方向发展。部分学校为了提升考试分数，把人工智能当作提分手段：借助智能刷题系统让学生持续练习字音、字形、病句辨析，运用人工智能写作框架指导学生迅速套用答案，借助语音识别技术要求学生规范朗读。这种借助技术的应试训练，把语文教育归结为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和技能的机械重复。一位重点学校的汉语言教师表示：当前借助人工智能批改作文，十分钟可以处理完一个班级的作业，主要检查是否切合主题、是否存在错字、文章脉络是否清楚，至于文章中是否蕴含真情实感，根本没有时间仔细品味。情况更加令人忧虑，学生开始习惯于“迎合AI进行写作”的方式，他们了解到人工智能倾向于使用排比句作为开头、名人名言作为结尾，就故意进行模仿；他们清楚人工智能对某些题材更为青睐，就选择避开真实的困惑与深入思考。这种专门取悦AI的表达方式，不仅违背了用文字展现自我的写作初衷，更丧失了“修辞应当真诚”的优良传统。
接下来，中文领域内长期存在的分裂状况在数字智能时代更加明显。吕叔湘先生曾经点明语言学上的这种分裂，就是说，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和主修外国语言文学的人，在学术研究上难以相互结合。当前，投身人工智能研究的人员，在思维与行动上配合不够充分：一些语言学者忙于建设汉语资料库、设计机器语法检查工具，却很少考虑技术对文学教学的作用；另一些文学学者则沉溺于分析经典著作，却忽视了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造成技术与人文学科相互隔绝的局面。例如，某大学研制的“人工智能古诗分析平台”，能够准确判别平仄、识别押韵，却不能帮助学生领悟诗歌的内涵；同时，文学教育者在讲授《诗经》时，依旧采用逐字解释的旧方法，缺少借助技术手段激发学生互动的环节。
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人工智能标榜的“统一分析”正在削弱汉语的丰富性。汉语的吸引力，体现在其文本诠释的不拘一格——同一部《红楼梦》，部分人感知到情爱的凄美，部分人体察到家族的浮沉，部分人洞察到封建制度的败坏；同一首《登高》，有些人领会到“万里悲秋”的萧索，有些人领悟到“潦倒新停”的刚毅。这种解读纷繁复杂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内涵。然而，当前一些人工智能分析工具追求快速生成结果，把文本分析模式僵化为固定模式，例如，把《背影》的核心思想简单概括为“亲情”，却遗漏了其中代沟问题、社会环境等深层意义；把《孔乙己》的主旨归结为“批判科举制度”，却回避了创作者对人类内心孤寂的思考。这种刻板化的阐释方式会束缚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削弱了语文教育原本要塑造自主思想者的目标。可以预见，如果学生长期依赖机器提供的所谓定论，或许就失去了挖掘文本深层意义的动力，最终沦为知识灌输的被动接收者。
回归人文性的解决之道
应对人工智能给语文教育带来的难题，核心是重新确立“人文性优先”的共识观念，吕叔湘先生提出的“跨领域结合”理念，同“各方共同探讨、遵循专业原则形成一致意见”的途径高度契合，这种途径可以汇聚语言、文学、教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资源，同时保障语文教育始终围绕人文精神展开，为数字信息时代的语文教育革新开辟了有效途径。
要建立由多方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使人文精神成为共同认识的基础。语文培育不仅牵涉语言专家、文学专家、教师，还与语言能力研究者、法律人士、表演者、创作者等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员紧密相连。我们能够跨越学术领域的界限和职业的区分，建立灵活且运作顺畅的探讨团队：请语言分析专家介入中文教学方案的制定，务求科技手段有助于文化教育的宗旨，譬如，设计出能判断文章情感真伪的作业评估工具，既注重文字的准确性，也重视表达的真挚性。邀请影视界人士和曲艺表演者进入教室，借助富有感染力的朗诵、形象的语言演绎，传达作品的情感内涵，例如，以戏剧方式诠释《雷雨》，使学生直接体验角色的心理矛盾。请法律从业者从思维条理与道德层面指点写作，训练学生“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表述能力。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使语文教育中的人文内涵，从模糊概念转化为实在行动，防止某个群体垄断造成的“工具化倾向”或“人文表面化”。
其次，要重新构建语文教学体系，将“技术作为手段、人文作为核心”的理念融入其中，在追求高效与注重情感之间寻求恰当的结合点。人工智能并非语文教育的反面存在，而是可以提供支持的助手——它能够负责那些需要反复操作的教学环节，从而使教师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人文精神的培养上。例如，借助机器进行文字读音和形态的初步校验，老师便可以引导学生赏析《荷塘月色》中的通感手法，领悟“风拂过时，传来阵阵幽香，如同遥远高楼隐约传来的歌声”，领会其意蕴；又比如，让机器归纳《史记》相关的历史背景信息，老师则可以引导学生分析“项羽乌江兵败”的悲情色彩，探究英雄与运数的关联。写作课程中，可以借助智能系统来提供素材来源，不过学生需要依据个人体验来完成创作。这种做法，既有助于减轻教学负担，又能增强人文关怀的效果，既能提高语言学习的成效，又能维护教育的本质精神，能够防止只重视工具而忽略内涵的错误倾向。
此外，探寻传统文学教学中的文化内涵，达成“古今贯通”的突破。我们无需彻底摒弃旧式教育方法。举例来说，“作对子”不仅是文字娱乐，还是对概念联系、情感呼应的锻炼：上联“春风和煦”对下联“秋月清冷”，既要求词性匹配，更要领悟时节所隐含的情绪分别。我们可以将这种训练方式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建出“上联库”，学生需要想出对应的“下联”，老师则负责指导他们分析意境是否贴切、情感是否诚恳，这样做既能增强语言运用水平，也能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比如说，常规教学注重“博览群书，游历四方”，我们能够借助虚拟现实（VR）手段再现“杜甫草堂”“苏轼赤壁”等文学意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文本的生成环境，并且配合现场考察，撰写出兼具实践感受与深度见解的文章。这种“古老理念+前沿科技”的结合，能够使语言教学的文化内涵焕发新的时代气息。
最终，要构建丰富多样的语文考核机制，挣脱功利化思维的局限。惯常的语文考核偏重于测验结果，假如机器智能的应用只是强化这种倾向，必将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设计评分体系：在文章评判时，要提升情感真切度和见解新颖度的比重，即便存在语言错误，只要表达诚恳、见解独到，依然可以给予高分；在文本分析评判时，要提倡个人化见解，只要论述合理，就接受学生的阐释，不必执着于“唯一答案”；在才能评估时，不仅考察语言运用水平，还要重视文化归属感和情感修养。借助家乡文化考察文献，可以考察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借助书信撰写，能够考察学生与人交流的情感技巧。这种多样化的考察方式有助于推动语文教育回归人文精神，让学生领悟到：语文并非迎合考核标准的工具，而是抒发个性、认识世界、延续文化的媒介。
数字化时代的文学教学，并非科技覆盖文化，而是科技辅助文化；文学的三种意义，一致指向人的培养这一中心——它帮助人们掌握交流，理解他人，形成见解，这个阶段既需要科技提供支持，更要求文化根基稳固。语文教学的最大宗旨，并非造就语言操作精准的工具，而是培育情感丰富、见解深刻、具备文化归属感的人：这些人能够从机器制造的众多资讯里分辨真伪，能够在统一规范的话语中展现独特风格，能够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坚守民族根基。因此，我们须跨越学术与思维局限，汇聚教育见解，促使语文教学借助智能科技，既紧随时代步伐、运用技术进步，又坚持根本、扎根人文精神，以人文精神肩负文化使命，用语言魅力滋养心灵成长，为新时代培养出兼具科技意识与人文素养的优秀人才。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31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