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幼怀揣文学梦想，她凭借卓越的创作成就而享誉全球。她出版了 80 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在 50 余国畅销。早期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有细腻描绘；《使女的故事》对极权社会有深刻警示；“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有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她独特的视角以及深邃的思想让她赢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名。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获得了 140 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其中包含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项。并且，她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以及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投入了多年的精力。她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以下简称《诗性正义》），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这些方面之外，开辟出了新的路径。这部新作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来进行分析，并且挖掘出了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文学研究，从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它从多个维度对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进行了探讨，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
“跨界女王”的伦理观
袁霞探讨阿特伍德的伦理观，不仅涉及阿特伍德的小说和诗歌，还将其拓展到了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目的是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阿特伍德作为作家的身份大家都很清楚，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让更多读者知晓了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同时引领他们去思考阿特伍德是怎样巧妙地凭借漫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来传达独特的伦理之思。此书对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进行了分析。在这组漫画里，她独具匠心地把代表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作“幸存女”。同时，她又把象征美国的“超人”（superman）戏谑性地叫作“超级火腿”（superham）。从画面展现方面来看，这两个角色的体型差异很大，这暗示着加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表达出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深深的忧虑。
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外，还有演讲和报告。她觉得艺术家肩负着社会使命，应该积极地去塑造社会，对时弊进行批判，抒发自己的见解。1973 年，阿特伍德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让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得以振兴。1981 年她向哈佛财团提交了《加美关系：挺过 80 年代》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她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或许会引发激烈冲突。同时，她还对全球化进行了前瞻性预测。《诗性正义》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以及报告等领域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能够帮助读者深入领会这位“跨界女王”对于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看法。
家庭伦理叙事里的“黑暗面”
《诗性正义》剖析了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构思，从而揭示出作家隐匿在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对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进行了探讨，并且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和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以及德莱塞笔下单纯善良的珍妮不一样，她们自身存在着各种道德瑕疵。《可以吃的女人》（1969）中的玛丽安，《浮现》（1972）中的无名主人公，还有《神谕女士》（1976）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仅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说谎者，而是期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对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深入挖掘。以《神谕女士》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状态。所以她试图借助欺骗丈夫阿瑟等行为来获得认可，以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行为的描写，就如同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映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里的无奈与困境，还折射出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
在分析《神谕女士》时，《诗性正义》着重指出了阿特伍德对家庭中“隐形”父亲的描绘。父亲如同一个“隐形人”，这导致母亲不由自主地把她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投射到孩子身上。《诗性正义》梳理了阿特伍德笔下的三类“缺席的父亲”形象，分别是“工作狂”父亲、失意的父亲和长不大的父亲。它还逐一分析了这三类父亲给妻子和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揭秘了作家塑造这些“缺席的父亲”背后的深意。
这部论著通过深入解读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的精妙构思，从而带领读者洞悉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并且让读者了解到她在构建平等两性关系与和谐家庭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这部论著的这些方面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虚构领域和现实世界的桥梁
伦理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持有这样的观点：正义能够给予诗歌读者更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具备教诲的力量；对“正义”文学进行解读的话，会形成一种新样式的“公共推理”，推动正义从虚构的领域向现实进行过渡。袁霞在这本新著里参考了这一概念。她认为阿特伍德在文学创作中，把“人与人该如何相处”“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社会将如何进步”“人类将如何发展”这样的伦理诉求当作重要参考，凭借此来建构其“诗性正义”的伦理观。
科技飞速发展，人类探索和开发自然的能力持续提升，然而也引发了愈发严峻的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之下，对阿特伍德环境伦理观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诗性正义》中，袁霞进一步对阿特伍德作品里人与自然以及动物等非人类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羚羊与秧鸡》（2003）的部分内容由作家在北极的船上创作，当时她亲眼见到了冰川的消融，这让她深受触动。她的“疯癫亚当三部曲”呈现出了技术统治下的生态灾难，促使读者进行深入思考：在当今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等各种紧迫问题的情况下，人类应该怎样去寻找生存的希望？《诗性正义》通过对阿特伍德的作品进行分析，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回答：人类应当遵循自然所具有的生命周期，去学习自然所蕴含的语言，做到与自然和谐地共同生存，以此在地球家园中能够有安身立命之所。
《诗性正义》阐述了动物权利论所倡导的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还对“疯癫亚当三部曲”中人类与动物的共生共存关系进行了精彩阐发，揭示出小说所折射的生物中心主义理念，这不仅丰富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也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探索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新方式。
《诗性正义》总体上深入地阐释了阿特伍德在文学想象以及公共生活里对于民族与国家、女性与家庭、自然与动物等重要议题所秉持的观点。并且将文学的灵动与学术的严谨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使得这本书既具备学术的深度，又富有阅读的趣味。如果读者深入到该书的字里行间当中，就能够领略到阿特伍德所构建起来的伦理世界，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正义所具有的力量和温度。
袁霞著有《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该书于 2025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