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也对经济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
会议强调，要加快实施宏观政策，且要积极有为。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使其更加积极；也要运用好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
4 月 26 日，京东集团的副总裁是沈建光博士，他同时也是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的专访时，他表示，当下的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空间，在财政政策以及市场调控工具上也有空间。如果有必要，通过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政策利率，能够为银行体系释放出更多的长期资金，这样就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沈建光指出，会议把“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首次纳入政策工具箱，这是对“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进一步深化。
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受访者供图
二季度需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力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需加紧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把财政政策运用好、用足，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要运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还强调，应适时进行降准降息操作，以保持流动性的充裕状态，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货币政策的这种表述，你有怎样的评价呢？
沈建光称，今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即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延续了 202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着重强调“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加力支持实体经济”，这是由当前的形势所决定的。
当前价格水平处于持续偏低的状态。一季度的名义 GDP 同比增速为 4.6%，而实际 GDP 为 5.4%，名义 GDP 同比增速低于实际 GDP。GDP 平减指数连续 8 个季度呈现负增长态势。到 2025 年 3 月为止，CPI 同比连续 25 个月低于 1%，PPI 当月同比连续 30 个月处于负增长状态，这种情况致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被动地上升了。一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在持续地发酵。这种情况有可能会逐步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在二季度，需要加大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以此来为经济提供支持。
此次会议明确释放出一些信号，一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二是适时运用总量工具。当前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有空间，可通过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或政策利率，为银行体系释放更多长期资金，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在财政政策方面也有空间，可配合特别国债等工具来平稳市场；还可通过平准基金等方式来平稳市场，以扩大内需，进而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冲外部风险。
需探索财政补贴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机制
会议强调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且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支持科技创新，同时也支持扩大消费以及稳定外贸等。对此，你有哪些解读呢？
沈建光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与财政政策进行协同配合，从而强化对特定领域的金融支持。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改善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促使资金能够流向重点领域，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以及提升竞争力。
在科技创新领域，要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科技创新贷款、财政贴息以及政策性融资担保等这些财政金融方面的手段。支持民营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以及组织创新等各种方式，来提升服务的品质与效率。DeepSeek 的成功再度验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所具备的创造性和韧性，而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也是推动中国创新的一个关键所在。当前，民营企业在不少领域存在着市场准入受限的状况。平台公司上市也面临着较为困难的局面。中国经济在创新模式方面、监管安排方面以及对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等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在扩大消费方面，目前对于消费品以旧换新主要是借助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给予购买补贴。而在设备更新方面，除了有购买补贴之外，还对以旧换新贷款提供贴息。并且，人民银行为此安排了 5000 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来提供支持。当前各类机构正积极开展消费信贷业务，并且在探索金融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模式。然而，金融机构面临着息差收窄幅度较大以及风险防控方面的压力。为了能够更好地贯彻“大力提振消费”的政策安排，更充分地发挥消费金融，尤其是消费信贷在提振消费方面的功效，就需要去探索财政补贴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协同机制。
目前外贸的结构性工具相对较少。在稳定外贸方面，主要可能是引导银行加大对受外部影响较大的外贸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为其提供短期流动性，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来说，转向国内市场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办法。中国在一些商品消费领域的市场规模已远超美国。例如，2024 年中国汽车年销售量达到 3100 万辆，而美国仅约 1600 万辆。为助力外贸企业快速开拓国内市场，京东已宣布推出 2000 亿元的出口转内销扶持计划。
提振消费的政策还有增量空间
会议指出，要尽快对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进行清理。要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需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将“两新”政策进行扩围提质实施，同时要加力实施“两重”建设。对此，你有着哪些见解和建议呢？
沈建光称：此次会议首次把“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放进了政策工具箱。这一方面体现了对“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外部冲击所做出的积极布局。在提振消费的政策方面，我觉得是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的。
一方面，服务消费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被激发。经估算，在 2023 年，中美两国服务消费占 GDP 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服务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仅仅为 17.9%，与美国的 45.8%相比，要低很多。从消费结构方面来看，这种差距也十分明显，在 2024 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整体消费的 46.1%，然而美国服务消费的占比却高达 68.5%。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不同，服务消费不易透支未来消费能力，并且还利于吸纳更多就业岗位。如果进一步加力扩围“以旧换新”政策，是可以考虑将其推广至服务业的，这样能发挥服务消费的潜力。
一方面，养老保障尚有提升的余地。当下中国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以及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内部差距较为显著，而这些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也对消费增长形成了阻碍，尤其是对农村消费方面。以养老金为例，2023 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 6000 元。城市企业退休职工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 3000 元。农村居民的平均月养老金仅为 220 元。这使得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动公共服务差距的缩小，比如农村居民与城镇职工、公务人员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差距会缩小，这样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就会进一步被释放。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