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经济工作,张道根谈应对贸易战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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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真实目的__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

_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_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真实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5日召开会议,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也对经济工作展开了分析研究。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经济工作与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定就业、稳定企业、稳定市场、稳定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张道根研究员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对全世界的贸易战,破坏了长期稳定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必须深入挖掘超大规模市场这一最大优势并充分利用好它,用更大力气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是他在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论坛上的演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80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身处的国际环境更加不确定 。该如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在我看来,中国有不少应对之策,其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前首要任务 。加快构建一种新发展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关乎新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 。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集中力量全面加快推进落实。

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阶段,我们一定要凭借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去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

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原本趋于均衡,然而这种格局难以维系,地缘政治冲突和世界大战的潜在危险正在上升。二战后,世界进入长和平时期,这促进了全球的合作、交流与发展,不过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地缘政治冲突也在加大。中东、北非、欧洲、亚洲等地,地缘政治冲突没有停歇,民族或种族争斗也没有停歇,超级大国、军事强国战略竞争加剧,对抗冲突加大,极易擦枪走火。

二战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这普遍提升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这也致使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出现发展分化,使得经济社会不平等状况加剧。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其政治、社会、族群等方面的分化分裂态势愈发严重。美国的政治呈现分裂状态,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程度达到过去百年间的最高水平,国内政治斗争变得日益激烈。二战结束后,欧洲渴望消除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冲突,打造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构建一个自由、民主且繁荣的区域。然而,欧洲未能充分利用好单一市场,致使欧洲大陆经济不断下滑,内部的分歧、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如今,我们身处一个冲击和动荡远超以往的世界,全球经济政治的稳定性有所降低,长久以来的和平局面面临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全世界都必须保持警醒,避免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正在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方向上,将发展的根基置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持战略上的稳定,不被外部世界愈发复杂多变的情况所迷惑,集中精力,毫不动摇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聚焦解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的突出问题,要聚焦解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要着力实现国内与国际经济发展与循环的再平衡,要着力实现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与循环的再平衡,要着力实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循环的再平衡。

二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互惠互利多边经济贸易体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世界秩序加快转变,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单边主义体系。战后世界吸取了两次大战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新构建了多边体系,该体系以自由国际秩序和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建立,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独立主权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越来越多的独立主权国家加入了各类国际机构组织,平等、独立、合作、互利的多边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在不断拓展。

然而在当下,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体系产生了冲击 ,许多国家仅仅关注本国自身的供给情况 ,对供应链的来源地进行调整 ,宁可牺牲效率也要追求就近的安全 ,国家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开始抬头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针对全球的贸易战,凭借政治经济强权逼迫他国接受不合理的苛刻条约,肆意撕毁与别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彻底摒弃自由、公平贸易原则,破坏了长期稳定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构建一个世界普遍认可接受的国际秩序并非易事,破坏却轻而易举,而重新构建则难上加难。

纵观世界历史,人们向往多边主义,然而在许多时候,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乃至军国主义会再度兴起。令人忧虑的是,当今世界似乎正再次朝着这个方向演变。无论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如何进行,不管是实际开打,还是虚张声势,多边主义世界秩序都已分崩离析。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把握大势,下决心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下决心减少对国外需求的依赖,以我为主,眼睛向内,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持续用力激发国内需求,持续用力促进国内需求,加快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培育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目前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长周期滞胀型衰退,二战结束后,世界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与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兴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推动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的工业国转变,世界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让贫穷落后的中国,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实现了40年年均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奇迹。当下,中国稳稳位居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之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高于25%。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中国经济从两位数增长回落至5%左右 。世界经济高增长的阶段已然过去,诸多国家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负债率出现了上升的情况,赤字率也有所扩大,货币政策变得宽松,美国等30个国家的总债务占比大约为300%,大约六成的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债务困境,越来越多的国家遭受了高通胀的袭击。同时,世界贸易增长明显萎缩,投资增长也明显萎缩,全球资产价格风险加大,世界自然资源紧缺,绿色低碳成本上升。未来世界经济大概率进入“L形”减速轨道,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通道也会开启,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时期即将到来。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增速换挡阶段,处在结构调整阶段,处在动能转换三期叠加阶段,更要警惕外部世界长周期滞胀冲击,要防止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同频共振。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经济逆周期调控,还要加大跨周期调控,加快财政政策调整转变,加快货币金融政策调整转变,加快产业政策调整转变,从促出口、扩外需转向促内销、扩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的发展方式转型,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推动中国经济向内需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型。

二、发挥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其秘诀在于,要运用好自身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还要运用好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毫不动摇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充分借助庞大的人口、劳动力红利以及资源要素成本优势,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外技、引入外企,实施外向型经济大循环战略,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难以处理的储蓄不足问题,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难以处理的内需疲弱问题,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难以处理的技术与企业家人才稀缺问题,达成了从低收入落后国家到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今天,中国发展步入新阶段,比较优势出现重大改变。2011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越过高峰后开始下降,近三年人口总量持续负增长,资源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制造业占全球35%,部分产能出现过剩,外贸竞争激烈,原有的优势持续削弱。历经四十多年的高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18%。中国有14亿多人,人均GDP达1.3万美元,有4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经济依然保持5%的增长率,是全球最大且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居民消费占比低,消费结构正处于大规模优化升级阶段,超大规模市场在长时间内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要深入挖掘这个最大优势,并且充分利用好它,用更大的力气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第一,要切实摆脱经济增长对于投资以及出口的依赖,要全面贯彻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全面贯彻内需带动经济发展战略。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投资来驱动,依靠出口来拉动 。由于大规模基建投资的空间逐渐收窄,工业化进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房地产业进入长周期的深度调整,世界贸易增长变得缓慢,贸易冲突不断加剧,所以中国必须加快转向依靠消费驱动以及国内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新路径 。党中央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大战略,并且陆续出台了有力的政策措施,然而落实落地的情况并不够理想,具体办法也不多,实际效果还不明显。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很多人依旧习惯采用促进投资、抓好基建、扩大出口等见效快的老办法。所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实践中推进存在较大困难。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一定要坚决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靠,要从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方面,将经济发展转变到由消费和内需拉动的新轨道上来。

第二,要聚焦以人为中心,制定并实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记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建立起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建立起全球最庞大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我们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国制造业规模堪称世界第一。中国物质生产能力堪称世界第一。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要切实转变,不能再只注重物质产品生产,不能再只追求供给总量扩大,不能再只追求增长速度,而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要下定决心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稳定并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展财产性收入渠道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然而增长并未加快,劳动力就业率提高幅度不大,劳动报酬占比提升较为缓慢,不少群众财产性收入减少。这是何原因呢?生产决定分配,有怎样的发展模式,便会有怎样的分配方式。不加快改变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很难改变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是由低工资、低福利、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和投资拉动的,还难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分配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分配制度创新能够带动发展模式转型 。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有效的措施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 ,尤其要提高劳动报酬与工资水平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体系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 ,增强托底保障水平 ,提高人民群众消费能力 ,促进居民消费和国内需求持续增长 。

二要下定决心调整公共资源的投向,中国国家公共资源规模极为庞大,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投向生产领域以及供给端,这尽管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合理性,然而已经无法适应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从供求关系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国内总需求出现萎缩,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所以必须调整公共资源的投向与结构,重点是促进最终消费需求,还要支持民生改善,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以及就业增加,进而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尤其要支持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中国政府具备世界各国中少有的庞大公共资源,它完全有能力,并且也应当更好地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要下决心改变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重心,财政政策要熨平经济周期,货币金融政策也要熨平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要促进收入分配关系优化,货币金融政策也要促进收入分配关系优化,财政政策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货币金融政策也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货币金融政策也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财政政策要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扩大,货币金融政策也要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扩大。新形势下,国家财政要优先考虑加大转移支付,更多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加快推进实质性城市化以及农民市民化,加快提高最困难人群的最低收入,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水平,要大力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等 。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要发生转变,从重视保增长、促投资、增出口,转向加大推动调结构、促消费、扩内需,畅通以国内需求为主体的经济大循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转型,以适应新发展格局构建。

第三,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举措。要是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如今的中国,也不会有中国的未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健全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

要解决市场发育不充分的问题,要解决市场机制不够强的问题,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最大的发展优势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存在诸多原因,国内市场存在行政分割现象,规则规制不一致,地区之间保护主义严重,城乡之间保护主义也严重,这严重抑制了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妨碍了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壮大。要切实改变各地唯GDP的导向,依法严格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严格规范各级政府任意干预市场的行为。完善统一的制度,完善统一的规则,完善统一的标准,放宽准入限制,强化统一监管,充分发挥超大型统一市场的作用,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持续激发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

二要解决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低、能级不足的问题,大力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国际环境越是复杂多变,我们越要坚定信心,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既是世界贸易大国,又是国际投资大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中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的最高点64.5%,下降至30 - 32%。2024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286.3亿美元,中国已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转变,转变为直接投资流入流出总体平衡,且出大于进的大型资本输出国。但是,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依然低于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账户、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开放方面,同样低于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基础领域以及关键环节上,制度型开放仍存在较大差距。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对国内需求的扩大形成制约,阻碍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保持良性互动。

我们具备充足的能力,拥有坚实的基础,也存在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按照国际惯例、通行规则,对照国际最高水平、最好标准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广泛且深入地融入全球贸易、投资、金融以及产业链、创新链体系。以往,我们凭借开放推动改革,发挥了中国长期积累而成的比较优势,缔造了长期高增长的奇迹。现在,我们要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发挥好超大型国家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地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思想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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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根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也是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还担任过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注于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以及发展政策研究,著有《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等 (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

栏目主编为王珍,文字编辑是王珍,题图来源于解放日报,由张海峰拍摄,图片编辑为邵竞,编辑邮箱是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