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亲力亲为
2025年5月27日，是复旦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的校庆之日。在这天上午，学校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大会。在大会开始以前，主持人逐个介绍了与会的嘉宾。当介绍到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位长者身着烟灰色西装，系着红领带，在弟子金光耀教授的搀扶下，他缓缓起身，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就是94岁高龄的余子道老师。
参加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子道文集》是三卷本，总计150万字。文集里收录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创作于1956年，最晚的一篇写于2021年，时间跨度有65年。要是算上他在2024年12月写的后记，那么跨越时长为68年——这一年，余老师93岁！
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余老师出文集，并非那种“只挂名不编辑”的所谓“主编”。身为主编，他对待该书的每一页，都看得极为认真细致。对于关键章节和词句，他总是逐字逐句斟酌，反复琢磨，提出深刻独到的见解。记得去年4月，余老师受邀参加历史系1980级学生返校活动，原本约定是由我负责驾车接送的。后来活动结束，我打算送余老师返程，国防大学教授张云老师告诉我，他会负责送余老师回家，还说他们要去余老师家里，跟余老师详细讨论《上海抗日战争史》书稿 。
由此可见，余老师身为主编，确实做到了“亲力亲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不甘于处于安静状态，亲自参与其中——这对于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而言，是极为难得可贵的呀！
火种不灭，热情不减
余老师之所以精力旺盛、意志不懈，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1931年8月，余老师在浙江余姚出生。1949年春，人民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当时，余老师未满18岁，他离开就读的杭州新群高中，前往诸暨枫桥参加浙东人民解放军。之后，他随部队进驻宁波参加接管，成为军管会公安部工作人员。这段充满激情的岁月，是他后来研究军事史的原因，也是他心中火种不灭、热情不减的能量源泉。
1949年10月，余老师考入复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进入复旦就读的本科生，他起初在国际贸易系学习，后来在国文课老师陈子展先生的鼓励下，转入新闻系。1952年8月，由于国家需要，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和四年级同学一起毕业，大部分同学前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余老师是留校的三人之一，被安排在“新民主主义论”教研室任教。一个月后，他和其他五名年轻助教走上讲台，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依照复旦传统，助教不能独立上课。所以，当年六大助教上讲台讲课，成了校园里的一件大事。1953年，余老师被选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学习中国革命史，主讲教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大家何干之先生，还有李新和彭明等先生。他从研究班结业后，一回复旦，就调入了历史系，进而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余老师在校、系各部门负责过党政工作，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曾担任过历史系总支书记，还当过校党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也进行过艰难探索，是典型的“双肩挑”干部。那时，“双肩挑”压力巨大，若没有充沛的热情和毅力，根本无法胜任。
1999年1月，中日战争军事史研讨会于日本庆应大学举办。余子道先生在右三位置，金冲及先生在右五位置。
据原校党委书记程天权老师回忆，他在“文革”前考入复旦，余老师是他那时能接触到的“双肩挑”干部，他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对课程和政治抱有饱满、炽烈的热情，学生常能受到感染，有一次，余老师到程天权他们寝室，聊了一晚上毛泽东军事思想，毫不疲倦 。他对史实十分熟悉，讲述起来滔滔不绝，使得大家听得全神贯注，都舍不得他离去。等他离开后，有人发问：“他是什么人？”程天权老师回答：“他便是余子道书记。”
余老师让学生们由衷钦佩，同事们也对他赞不绝口。前不久，我遇见了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老师，他评价余老师说，余子道先生是他邻居，比他大五岁，笔头健，身体健康，记忆力超强，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已很少了。吴中杰老师写过《复旦往事》等校史著作，是公认的复旦校史见证者、写作者。但是，提到余老师，他满怀无限感慨说道，余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历史的完整参与者，也是亲历者，接下来，才轮到他们 。
为人低调，威望极高
余老师向来为人低调，极少张扬。1978年我考进历史系，由于余老师没给我们上课，也没参与我们的毕业合影，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系里有一位叫“余子道”的老师。
我知道“余子道”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毕业留校之后 。当年 ，我被分配到社科部任教 ，社科部如今是马克思主义学院 。9月开学后 ，社科部领导就让我前往西安西北大学 ，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中国现代史讲习班” 。这个讲习班，有来自北京的众多研究现代史的名家讲课，彭明教授讲授五四运动史，张同新教授讲授国民党新军阀史，杨云若教授讲授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史，蔡德金教授讲授汪伪政权史，可谓群贤毕至，规格很高。
和我一同前往西大讲习班学习的 ，是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刘其奎老师 ，他与我住在同一宿舍 。有一天 ，刘老师邀我前往西大招待所 ，去拜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先生 。彭先生和蔼可亲 ，嗓音浑厚 。他逐一询问刘老师复旦历史系的情况 ，提及了一个名字 ：“余子道” ，说他当年在人大进修过……就在那一天 ，我才知晓 ，历史系有位余老师 。回到宿舍后，刘老师对我说，在历史系，老余资历深厚、威望很高，每个人都喜欢他。我当时就思索，这个余老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不久，历史系传来一个重磅消息，谭其骧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系里决定进行民主选举系主任，经投票表决，余老师当选为新一届历史系主任，当年在复旦，“民主选举”是新鲜事，我对投票结果特别敏感。后来，公开的信息显示，那次选举中，实际参与的人数是102人，发出的选票有102张，收回的选票同样是102张，其中有三张是废票 ，余子道同志凭借99票当选系主任 ，这意味着余老师几乎获得了全部选票 ！
1982年选举系主任纪录
这次选举产生了结果，这让我真正领会了刘老师所说的“老余资格老、威望高”是什么意思。听说，远在北京的金冲及老师知道此事后，给余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夸赞他是“众望所归”。
朴素随和，谐谑有趣
大概是在1983年秋天，余老师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军事史”这门课程。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他开设的第一门课程。课程地点在第二教学楼底楼的一个朝南教室。那时我已经是社科部中共党史教研组的助教，于是连忙跑去旁听，最终见识到了余老师的风采。
余老师身材处于中等水平，衣着较为朴素。那个时候天气依旧炎热，记得他身着短袖白衬衫，脚穿一双凉鞋便走上了讲台。关于这双凉鞋，后面还有故事。有一回，余老师前往市高院查找汪伪政权历史档案，市高院领导听闻复旦来了大教授，赶忙去迎接那天，天下起了大雨，余老师出现 在门口，他打着伞，还蹬着凉鞋，领导们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中年人，竟是大名鼎鼎的“余教授” 。
“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版面
余老师在课堂上授课时，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分充足。我作为“旁听生”，哪怕是坐在那个狭长教室的最后一排，依然会有耳膜微微震动的感觉。然而，他的余姚口音非常浓重，存在几个关键词，必须要仔细结合前言后语，才能够听清楚明白……关于余老师的口音，还有一段有趣的传闻。1999年1月，中日战争军事史国际研讨会在日本庆应大学举办 。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日本学者，还有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余老师和金冲及老师等也在其中。日方表现得很客气，特意请了一位留学生来担任翻译。在会上，余老师按照惯例用他的余姚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然而那位翻译却完全听不懂，一时间场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时，金冲及老师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把余老师的话翻译成普通话，接着翻译又把普通话翻译成日语……这个场景，洋溢着谐谑的氛围，直至如今依旧是学者们有趣的笑谈。
我旁听了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我逃过几次课，有时是由于工作繁忙，有时是因为余老师的口音问题。所以，我没有像余老师的研究生金光耀、王建朗等同学那样，听课听得仔细认真。后来，光耀他们都成为了名教授，而我不仅逃过余老师的课，还离开了复旦，外出漂泊……如今回想起来，懊悔至极！
复旦传奇，道德标杆
虽然我称不上是余老师的优秀学生，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去写余老师。我时常思索，余老师对我而言，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
我认为，余老师堪称复旦传奇，他于1949年进入复旦，既是行政领导，又是业务骨干，既管理过系务，又主持过学校层面的工作，并且著作众多，在业界享有声誉，年近九十仍不停笔写作 。
我认为，余老师是一个道德标杆，他温厚平和，为人谦逊，从不仗势欺人。和他交往，会让人有如同沐浴春风般的感受。对此，我感受颇深。近几年来，我创作了好些校史作文，始终认为，这类作品，难以见人，故而向来不敢拿给他瞧，生怕他指责我不专注于正事……怎会料到，每次碰到余老师，他老是夸赞我，称我校史撰写得很棒——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从何处获取到我的信息的。
那天，在《余子道文集》新书发布会上，余老师一见到我，就夸赞我的校史文章写得别开生面，非常出色，他的仁慈与宽厚，几乎要将我的心融化。临别之际，他又亲切地叮嘱我向太太问好，还提及他曾在我居住在凉城新村时去过我家，那时我的女儿还那般年幼，说着他用手比画了一下 。
本文作者（左）与余老师合影
余老师记性极佳！上世纪90年代，我居住在凉城新村的复旦宿舍，余老师担任一部现代史辞典的主编，邀请我参与其中。记得那年盛夏时节，他曾多次来到我居住的小屋。小屋位于四楼，没有电梯，余老师每次登上四楼，都会汗流浃背……
这些年来，余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些美好印象，一直温暖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