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呵，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记得高中毕业那年，我年仅十六岁，曾深深着迷于蒙古族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嘎达”意为幼子，“梅林”则是官职（掌管骑兵卫队）。这首歌以“鸿雁”迁徙为引，赞颂了蒙古族一位民族英雄带领民众对抗王爷和军阀的英勇事迹。那时我年少懵懂，常常幻想将这首叙事歌曲改编成一部宽银幕电影。开篇以这首民谣的曲调作为引子，镜头里展现出辽阔的草原景象，风吹过草地，草低下隐约可见牛羊，一群起事的人正骑着强壮的良马飞驰而过，他们手中舞动着蒙古族特有的圆刃和月牙刀……那个大约发生在七十载前的愿景，至今不时在我心中浮现。
电影《嘎达梅林》（2002）剧照
有部分文字说明称《嘎达梅林》为蒙古族的一种英雄叙事作品，但经典意义上的叙事长诗，是参照马克思对古希腊诗歌的阐释，以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典范，具备古老传承的特质，被视为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结晶。《嘎达梅林》是一首运用马头琴演奏和五声音调传唱的叙事性民歌作品，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背景、社会意义、文化内涵和艺术成就，其素材源自1929年发生在科尔沁草原的真实历史故事，距离现在不足一百年，因此只能看作是一部体现史诗风格的长篇英雄赞歌。然而，从宽泛意义上说，只要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作品体量巨大且艺术表现力很强，同样可以看作是现代史诗的范畴，例如国内享有盛誉的《东方红》就被认定为音乐与舞蹈相结合的史诗性作品。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保留着史诗的传承，诸如藏族有《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有《江格尔》，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些作品都相当著名，其中《格萨尔王传》篇幅极为宏大，超过一百万行诗，两千万字之多，时至今日依然广为传颂，堪称当今世界仅存的一部“活形态长诗”。围绕这部史诗开展的学术探讨，催生了一门专门的学科，通常称为“格学”。苗族、瑶族、侗族、壮族、彝族、畲族等，也各有各的史诗。
汉族是否存在史诗，对此观点并不一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湖北神农架及邻近区域，寻获一部题为“黑暗传”的手抄文献，其中记载有“起先仅有一缕烟，昏昏暗暗笼罩四野；存在一位祖师名唤黑暗，世间事务皆由其掌管”。这部有三千行篇幅的诗歌作品，涵盖了盘古、女娲、炎黄在内的十六位神话角色，以及九次水患、三次开天的神话叙事，依靠鼓手表演和乡间薅草歌谣进行传播。2002年时，经过编撰的版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到了2011年，它被载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之中。
学术领域对于《黑暗传》的属性存在分歧，该书成书于明清之际，文本存在缺失，其内容融合了东汉方兴未艾的道教及两汉引入中国的佛教成分，应当看作地域性的民间神话体诗歌。所以，《黑暗传》是否能够当作汉族的古老史诗，学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汉族的文化传统里，关于英雄事迹的宏大叙事作品比较少见，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分析过，这主要是因为汉人更注重现实生活，不太相信虚无缥缈的想法。“贬低”和“拒绝接受”是这种态度的表现。《论语·述而篇》提到，孔子不喜欢谈论神灵鬼怪，认为这些内容会妨碍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把epic称作“故事诗”，觉得“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质朴而不怎么有想象力的民族”。还有些学者——比如蒋智由、王国维等——也有相似的看法。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这本书里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神话被当作历史看待”以及“当时社会上没有能感动整个民族的大事”，是造成汉族史诗缺失的缘由。或许存在部分史诗未能保存下来，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蚩尤》，因此不能确定汉族没有史诗。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史诗研究领域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汉族没有史诗。其二，汉族拥有史诗。其三，汉族的史诗未受主流文化关注，仅零星散见于《诗经》《楚辞》等古代文献之中。比如《大雅·生民》，就记述了后稷降生的经历。《商颂·玄鸟》，描写简狄吞下燕子卵生下商族祖先的传说。
这种说法或许值得商榷，毕竟汉民族并非缺少想象力。试想，一个被认为缺乏超凡想象力的民族，怎会孕育出《搜神记》《聊斋志异》这般奇诡的志怪作品，又怎会诞生《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充满神幻色彩的神魔故事呢？此外，文学体裁的丰寡绝不能作为评判文化整体高下优劣的单一标尺。各种文学形式如同园中百花竞相绽放，各自展现独特魅力。恩格斯认为，荷马史诗诞生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鼎盛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因此这部作品带有远古色彩且难以复制。与其在“史诗”的定义上纠结，不如拓展现代文艺创作的宏大叙事性。
我认为，伟大作品理应具备史诗特质，这种特质不仅表现在叙事的波澜壮阔，还必须包含对时代风貌的深刻反映，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及对英雄气概的颂扬。
虚构的口头文学属于史诗，其中也包含着历史的实质内容。例如《伊利亚特》就展现了古希腊从原始走向开化阶段的诸多方面，包括铁器制造、陶器工艺、航海技术、建筑艺术和防御工事。个体创作同样能够体现史诗的特质。比如巴尔扎克明确肩负起“法国社会记录者”的责任，其作品《人间喜剧》便勾勒出1816年至1848年法国社会的演变历程。托尔斯泰的作品揭示了俄国农民革命的优势和不足之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写道：这些文章和《花边文学》，是我去年一年间，在官方和民间明里暗里，强硬和温和的打击“杂文”的笔和刀下汇编的，所有写成的都在这里了。当然不能说是诗歌般的历史，里面却有着那个时代的轮廓。
具有时代特征，这是史诗的核心特质。鲁迅的创作，堪称对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刻描绘，其价值堪比任何一部同类文献。
一个民族的根本在于其独有的文化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民族魂魄之中，成为这个民族能够团结一致，持续繁荣的精神支柱。自中国步入新时期，所展现的抵御洪水、应对地震灾害、以及当前积极倡导的抗战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热爱国家、坚守气节、坚信必胜的集中表现。“诗歌表达心志。”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应当以传播这种民族优秀特质为精神准则。
史诗的显著特质在于其展现英雄性。史诗创作，英雄形象以及战争场面三者往往密不可分。然而，远古时代的史诗所描绘的英雄多数兼具神格与半神格，他们气势恢宏，出身显赫，其事迹大多围绕战事展开，不过部分英雄也具备“普通人”特质，他们的崇高与平凡相互交织。例如《伊利亚特》中的赫克托耳，便是一位以集体福祉为念的“平凡英雄”。新时代的杰出人物要继承古代传奇中英雄们的报国情怀和博大胸襟，其精神实质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和公众的无私付出，于日常小事中彰显卓越风度，成为民族的中坚力量和参照。他们所做的事业无需借助迷信和虚幻来加以美化，能够惠及当下，启迪来者。
现在，全球结构展现出多元化态势，地球正经历着深度演进、重大重塑、根本性转变的时代阶段，对咱们国家既是良机，也构成考验。国家建立以来，不论在歌曲、舞步、画卷、篇章等艺术范畴，均诞生了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作。此类创作既是具体的历史写照，又是一种深厚的文化支撑。“宏大叙事的文学化”，亦逐渐演变为世界文坛的普遍走向。文化随时代发展而繁荣。当世需要责任感，责任推动行动。有伟大使命感的现代文学家，要为时代留下不朽篇章，为世界贡献更多珍贵的精神食粮。现代的不朽篇章，就是后世的历史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