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拍摄于 1982 年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国际商业史会议期间。
第一排：邱锡贵（右一）、林隐（右二）、钟博生（右三）、饶宗颐（右四）、王贵民（右五）、郑振祥（右六）、张光远（右七）、张光志（右八）。
第二排：高志喜（右一）、杜正胜（右二）、张从东（右三）、安金怀（右四）、高有德（右五）。
第三排：右起易秉权、右二为伊藤道晴、右三为高岛健一、右四为张正阳、右五为杨锡章、右六为洛塔尔·冯·法尔肯豪森。
第四排：周洪祥（右）、Edward L. Shaughnessy（右二）、高去训（右三）、夏鼐（右四）、David Goodrich（右五）、Jean A. Lefeuvre（右六）、Ann Holmes，右八书记李毅（Paul LM Serruys）。
第五排：David S. Nivison（右一）、胡厚宣（右二）、Terry Kleeman（右三）、Akazuka Tadashi（右四）。
《凤凰归来：纪念夏汉仪教授七十寿辰散文集》编辑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版社要加照片，夏汉仪先生精心挑选了一些给我看，其中一张是1982年9月在夏威夷檀香山召开的国际商业史大会的合影，照片中有31位甲骨文作者和商业史研究者。夏先生提供了一些姓名注解，我愿尽可能把注解补充完整。
1. 合影
四十二年前，夏汉仪还是一名研究生，他站在第四排右二，他左边第四排右一的，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周鸿翔，他和周鸿翔教授在学术交流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于1990年组织了洛杉矶国际夏文化会议。另外两位组织者张国强和DW凯斯则为檀香山商业史会议承担了更多的工作。[1] 最左边的哈佛大学张国强在9月7日下午发表了《殷祚五号墓及殷祚考古中的盘庚、孝辛、孝义时期问题》。张广志是殷祚发掘负责人李济的学生。 1955年，李季将张广志送往南京，张广志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商朝王室中存在两大群体，轮流继承王位。基思·吉尔伯特说，张广志的《商代文明》“彻底改变了西方关于早期中国的教学。张广志的贡献就像圣经，人们从中开始，并一次又一次地从中获取信息。”[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David N. Keightley 遗憾地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中，他在 9 月 11 日上午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王权和亲属，晚商》王志熙。
照片中夏汉仪身后第五排右一人，是他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的戴维·S·倪德威。倪德威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9月8日上午发表《甲骨文中的‘真’字》，10日上午发表《夏商断代论》。此时的倪德威兴趣已从章学诚转向甲骨文和金文，从此直至2014年去世，他一直坚持研究断代学和《竹书纪年》。他和夏汉仪共同发明了西周“二王论”，并为此讨论、争论了几十年。1978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夏汉仪在倪德威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表现出对甲骨文的兴趣。他回忆说：“谈话的语气发生了巨大变化。”[3] 1979年，倪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在谈到新发现的陕西扶风柏庄魏氏青铜器时，倪教授首先提到了青铜器。铭文上的年代与《竹书纪年》有关。倪教授的课程培养了三位杰出的学生：大卫·凯斯、汉娜·哈珀和大卫·潘克尼尔。潘克尼尔后来成了天文史学家，大卫·凯斯则是一名旁听生。哈珀告诉我：“倪教授会说凯斯是他的老师，至少是他的甲骨文老师。凯斯在1960年代末访问台湾时学习了甲骨文，在伯克利任教七八年。倪教授经常越过旧金山湾向他学习甲骨文。”凯斯后来用甲骨文写了《商代史料》，夏汉仪用青铜文写了《西周史料》。基思晚年因车祸导致脑部受伤，康复后也彻底失去了阅读法语和中文的能力。
夏汉义右边是高去训（四排右三）和夏鼐（四排右四），两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老朋友，35年后再相见，有说不完的话。7日下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殷代玉器》。会议期间，他两次到图书馆查阅汉斯福德的《中国玉雕》。第五排右二胡厚宣和第三排右四张正阳也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9月8日上午，张正阳发表了《妇好简述》。9月9日上午，胡厚宣发表了《“日月复蚀”甲骨文》。
杜先生回忆说，张广志组织这次会议，是为了把殷虚发掘的老人召集起来。可惜石章儒未能出席，杜先生便替他坐了第二排右二。他主持了殷虚第十四至十二次发掘，与郭宝钧共同主持了第十三次发掘，与梁思永共同主持了第十四次发掘，1937年独立主持了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发掘。他和刘曜（殷达）是很好的朋友。得知同样受邀的殷达不能出席会议，他便把位子让给了刚进史语所的杜先生。殷达次年病逝。第三排右一人是随史语所迁居台湾的张秉权。 9月8日上午，张氏发表《妇好甲骨文考释》。张秉权的第二本书《小屯》《殷虚文字B》成为1979年倪德威与同学们教的第一本书。颜世宣师兄看到照片时，误以为张秉权是他的老师李小鼎。后来我们从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到了李小鼎和张秉权的身份证和工作照，终于证实了这一点。罗泰回忆说：“檀香山会议有两岸资深学者参加，如北京的夏鼐、张正阳（1912年生）和胡厚宣（1911-1995），还有台湾的高去训（可惜石章儒未能随行），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交流机会。这也是1950年以后参加安阳发掘的大陆学者与研究战前发掘资料的台湾学者第一次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为以后双方频繁交流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5]
唐继根弟兄认出了第三排右五的杨锡章。杨锡章从1962年起就在安阳工作站参与殷虚发掘。杨于9月11日上午发表了《商代墓地制度》。第一排右六的郑振祥就是继根。孟梵志弟兄是我哥的老师，她当时是安阳考古队的队长，1976年主持了殷虚妇好墓的发掘。孟梵志弟兄确认了第三排右六的罗泰。罗泰的样貌变化很大。王涛弟兄说：“有点像他，但我不太确定。”很多先生看了照片后，都认不出来了。罗泰当时刚在哈佛读研究生，之前在北大读书。 1988年获博士学位，师从张广志。梵志兄又请聂飞先生确认高志熙，即第二排右一。陈星灿兄确认安金怀，即第二排右四。20世纪60年代初，安金怀根据陶器的特征，提出夏商分界应在偃师二里头，即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1977年，安主持登封高城镇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当年11月的登封会议上指出，这里可能是夏代城址，也可能是夏代早期的阳城遗址。当天上午，安金怀发表了《郑州商代城址及有关问题》。星灿哥也确认了第二排右五高有德。高氏当时在哈佛大学师从张广智，1985年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上的名字是“高氏离开，去了美国”。蔡哲茂先生说，他的老师松丸道夫很遗憾不能参加会议。松丸已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再论殷旭甲骨文中的狩猎》。夏鼐的日记记载，9月11日上午，“宋琬因眼疾不能前来，由钟文代替。”钟博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殷旭甲骨文中所见的农业地理》。钟是第一排右三，当时在花莲师范学院任教。1983年8月，钟被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甲骨文研究室主任。钟先生说，会议原是为地理组讨论准备的，邀请了研究殷商地理的学者。李学勤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1959年，李学勤发表了《略论殷商地理》。
当时学术界刚开始与国外同行交流。夏汉义先生提供给我的照片中，有一张1980年五人在金门大桥的合影。星灿兄和郑彦兄看到后，都说了同样的话：“你看！张长寿先生高兴极了，邹衡先生是受到檀香山商业史学会的邀请，因北大不愿出旅费，失去了去美国的机会，张先生很失望。”[6] 这次会议发表的《商代气象学的统计分析》论文，由周鸿翔和沈建华合作撰写，但沈没有出席会议。她告诉我，她所在单位的领导说：“我没去过美国，你怎么这么有本事去美国？”后来，饶宗颐计划编纂甲骨文，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沈氏前来参访协助工作，但申请被单位拖延，直到次年4月才得以前往。我知道夏汉仪第一次到上海博物馆做访问学者时，博物馆也曾有限制研究的人员与他联系。饶宗颐是第一排右四，他是研究甲骨文占卜图的，他的著作《殷代甲骨文综合研究》获1962年法国朱利安汉学奖。9月8日下午，饶宗颐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殷代《易经》占卜问题》。钟博生告诉我，台湾的五位学者来参加会议很不容易，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另一位台湾学者张光远是第一排右七。张先生长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青铜器。
从右至左：夏寒逸、夏鼐、张正阳、马承元、张长寿。1980年《中国青铜时代》展览期间在金门大桥拍摄的照片。
杜先生说第五排右边第四人长得极像尹伟章，这立即遭到几位好友的否认。尹伟章9月7日上午发表了《二里头文化再探》，但他并没有出现在照片中。他判定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为商代早期，并推断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可能为夏代晚期。吉根哥确信第五排右边第四人是童恩正。童先生并没有出现在夏鼐的日记中，夏寒逸明确否认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童先生1981年访问哈佛，1982年张与童先生约定筹备联合考古发掘，他有可能以外国大学身份出席会议，没有被记录下来吗？我找曹伟等几位先生，问他八十年代前后的照片，他们都说不出来。张广志和童恩正多次商量哈佛大学和四川大学合作勘测“西南文化走廊”一事。“西南文化走廊”是以横断河流域为主轴，从西北到西南，乃至南亚的走廊，以及通往东南亚的文化通道。由于遭到反对，该项目从未完成。[7] 童恩正先生于1997年去世，张广志写了《悼念童恩正先生》。[8]
2.夏奈的日记
照片上的每位先生都得到了几位熟人或学生的确认，或者找到了一张确认的照片。这些学者都是久负盛名、备受推崇的学者，所以工作非常轻松，很快就接近完成。只剩下三位。以下人无法辨认：第二排右边第三位的胖先生；第四排右边第七位的红衣女士；第五排右边第四位的先生。
第二排右边第三个胖子
第四排右起第七位红衣女士
5先生，右边第四位
夏鼐的日记记载得十分详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共十人，夏鼐为团长，成员有：胡厚宣、张正阳、安金怀、郑振祥、高志熙、林青、尹伟湛、杨希湛、王贵民。邱锡贵以华盛顿大学代表的身份随代表团前往檀香山，饶宗颐先生从香港飞到东京机场迎接他们。日记记载了发表论文但照片中无法辨认的五人，分别是赤塚正志、张从栋、许锦雄，以及澳大利亚的诺埃尔·巴纳德和美国女学者弗吉尼亚·C·凯恩。巴纳德专门研究商周青铜器。张光宇先生说，他跟随老师走遍了世界各地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巴纳德对大量青铜器进行铭文研究。错。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会议上，我见到了八十多岁的白居易，他双目失明，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一排，听着年轻人宣读论文。
夏汉仪先生向我指出，第二排右起第三人是赤塚正史，第五排右起第四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张从栋。这个领域的西方女性学者很少，第四排右起第七人中的红衣女子可能是Virginia C.Kane。但夏汉仪先生三次明确否认，指出红衣女子是Anne Underhill。这三位不一定在五人之列。
不排除照片中有当地的教授或东道主，如李方桂、李浩、罗锦堂、索辛二世、马有源、蒋连成、土姑夫人、曾兆和（有和）、孙克之女孙穗英、王树林等。李方桂是夏威夷大学退休语言学家，罗锦堂研究中国戏曲史，马有源研究中国小说史。索辛二世是东南亚考古学家，前一年冬天在巴黎认识了夏鼐，并送给夏鼐一篇其论文重印本。王树林送给夏鼐《论语》（上下册），曾有和送给夏鼐一套画作和三卷中国书法。曾的已故丈夫艾克撰写了第一本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解调查报告。
更有可能的是中途加入大学的外国教授，比如赵陵阳和尹乃宣。许倬云拄着拐杖，肯定不在照片里。他当时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1980年当选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夏鼐的日记里说，尹乃宣是唯一一位研究殷学的韩国人，他送给夏鼐两本书，分别是《商史研究》（1978）和《中国原始时代》（1982）。赵陵阳和饶宗颐一起来到檀香山，在此之前的几年，他们几乎同时在香港，各自出版了一本有关正统的书。赵著《论历代正统之争》，1976年香港学进出版社出版。饶著《论中国史学正统》，1977年出版，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新版。另外，可能还有研究生跟着教授一起来。
夏汉仪在檀香山会议上担任翻译。会后，应美中交流基金会邀请，与会的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为期两周的美国之行。行程为：夏威夷—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夏汉仪随行。夏汉仪说，旅行期间，他每天早晨和张振阳、傍晚和林清一起散步，收获颇多。[9] 第一排右起邱锡贵先生作为华盛顿大学代表出席会议，未参加旅行。邱锡贵于9月11日上午发表了《甲骨文中“天”、“目”、“尉”官职研究》。保罗·L·M·塞鲁伊斯是华盛顿大学教授，第四排右起第八位。1981年，他70岁。退休后，他到台湾翻译《小屯、殷虚字》第二卷，1985年由高岛健一继续翻译。9月10日上午，司立毅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甲骨文的音义对应：字形辨识与音学阐释》。司立毅的古汉语功底深厚，培养了一批北美最权威的古汉语学者，包括丁邦信、马继道（Gilbert Mattos）、高道谦一（高岛健一）、柯伟南（W.South.Coblin）、Axel Schuessler等。第三排右三是高岛健一，他当时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研究方向为甲骨文形态学。高岛健一发表了《甲骨文名词化与音义衍生》 “名词”。
3. 胖先生
许锦雄出席会议，并于9月10日下午发表了《以象形文字解读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论文。1968年，许先生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整理馆藏甲骨文。林志鹏师兄联系上了许先生。许先生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王贵民，后来几次来北京，王贵民夫妇、齐文心都请他吃饭，两人成了好朋友。王贵民是第一排右五。许先生说，照片里应该是他，站在钟博胜后面。志鹏师兄说：“对，好像老师是第二排右三。照片上看这个位置的人名字也省略了，所以很可能就是你。”许先生也同意了。杜先生也说，右边的胖子很像许先生。许先生指着自己说，当然，文字的分量才是最大的。但至少有五六个认识徐建军的人说，徐建军从来没有这么胖过，其中包括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了十多年的同事。
刘少刚先生署名为《凤凰来袭》，他建议在《说文解字》微信群里提问，群里有很多古文字学的资深学者。此前，另外两张老照片的批注，也得到了群里很多先生的帮助。采访中的徐福昌先生给加拿大的徐先生打了电话。这次询问的结果出乎意料。徐先生说，第二排右三不是他，应该是右二，但这个位置是杜先生。右边那个胖子肯定不是徐锦雄，因为照片里没有徐先生，徐先生的视力很差。
于是夏寒逸原本提到的赤塚忠之人就变得有可能了。但蔡哲茂和杜先生这些认识赤塚的人都否认了这一点。我给夏先生写信，告诉他结果：“这个职位空缺，其他人都已经确定了。”
夏先生的回复又把我带到了最低谷。“如果第二排右起第三人不是赤冢忠志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张从栋。我上面指出的张从栋可能就是赤冢。我知道徐锦雄参与了，但照片里没有他。其他人都可以证实。”考据学最基本的原则“证据不能掩盖”，把我逼到了绝境。如果当事人有新的怀疑，我只能完成这两个人的取证。感觉那位胖子先生看上去更像日本人，而后排最左边那位看上去更像中国人。我问了日本古代史学者高木知美先生，他说很遗憾没能有机会见到赤冢先生。但高木先生记得日本的东方学曾出版过赤冢忠志先生的专刊。第二天，高木先生去了图书馆。 《东洋学》第126期第一页是赤塚忠的大幅照片，上面有他的签名。高木写道：“和你猜的正好相反。”第二天我给你发了一张赤塚的照片。第五排右四位是赤塚忠。9月9日上午，赤塚发表了《商代十二支的意义》（夏鼐的日记误写为《商代十二支的意义》）。赤塚1977年在东京角川书店出版了《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商代十二支的意义》——殷代的祭祀。
因此，右二排的胖子可能就是张从栋。证据陆续拿到。出版社转发了程绍宣师兄的提醒，说这张照片发表在《新果集》上。另外，新版《甲骨文》和《商史》也刊登了这张照片，刊登在第六期。两本书的照片都有部分无法辨认。前者漏掉了八个人，后者有三处位置标明“不详”。右七的红衣女子无法辨认。但第二排右三的胖子，却被明确标明是张从栋。张从栋在9月10日和11日上午的会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关于周原甲骨文的论文，遭到了林先生的批评。夏鼐的日记，用史书的笔法写得惟妙惟肖：“张从栋《周原甲骨文释义及其年代来源论》认为，这批甲骨是殷人占领周原，俘虏文王东去时留下的，宫殿被焚毁，后来并未重建，只是胡乱的假说。”林清站出来批评。林先离开去见吉林大学原来的客座教授，其他人继续讨论。”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他们中途离开房间，场面相当激烈。林先生想必对此印象很深。庞先生无疑就是张从栋。第一排右二就是林英，九月七日上午发表了《再论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的关系》。少宣兄后来为《林英文集》作序。第四排右五位David Goodrich，中文名叫顾道伟，曾为林英翻译过一篇论文，可惜《凤凰归来》已经出版，无法标注。
4. 红衣女子
夏汉仪先生指出，第四排右边第七位穿红衣服的女士是安妮·安德希尔，她当时还是研究生，现在是耶鲁大学考古学教授。夏先生强调了她的研究生身份，认为作为同样跟随导师参加会议的研究生，彼此之间可能有更多的接触。安妮·安德希尔的中文名字叫温德安，毕业于加拿大UBC，导师理查德·皮尔逊是张广志的学生。星灿哥和方晖哥以前都和温德安共事过，他们都说照片里的人和温德安本人有点像。当然，四十年前照片里的人都是年轻人。
少宣还是认为Virginia C.Kane的可能性大一些（他说他和蒋玉斌、赵欣淼讨论过这个问题）。Virginia C.Kane在9月8日上午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安阳五号墓出土的各种诗文》。苏荣裕弟兄告诉我，Virginia C.Kane是南方青铜器研究的专家，80年代后与学术界联系不多，2000年左右去世，我找不到她的照片可以对比。
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间接证据，请方晖先生亲自去问温德安教授，结果温先生的回复特意把“NOT”大写，并且把字号放大，另外她（这个已经得到证实，倪德伟2米的身高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这本书即将付印。对于红衣女子的标签，星灿哥表示，“我觉得‘未知’是更好的选择。虽然夏日日记里有维吉尼亚·C·凯恩参与的记录，但照片也可能是别人的。有人指出是她，所以更确切地说，说是未知更合适。”星灿哥说得对。如果无法确认，就只能接受失败的结果。这很令人失望。
突然又收到夏先生的来信：“我刚才问了罗泰，他认识她，她是凯斯·基思的学生安·霍姆斯，没有毕业，也没有继续深造。”照片标注出乎意料地完美。夏寒衣记忆力惊人，居然能记住一个和“安妮”很接近的名字。罗泰先生能如此准确地记住她的名字，真是令人惊叹。四十年前，其他大学教授的研究生还是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在学术界，他一定记了非常详细的日记。
注释工作完成后，我将笔记整理成文，请夏先生审阅。夏先生指出了原文中的两处错误。基思·基思向赵林学习甲骨文，并非1970年代初在美国，而是在此之前基思·基思到台湾时。赵林先生回复我的询问，说他1967年至1969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教，“基思·基思不时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看书，向我请教，每次问答时间约30-40分钟，通常是午餐时间，约持续一年。”第二天，他又来信说明，他已于1968年8月请假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因此确切的授课时间为1967-1968年。信中还附上当时在胡适班上课的照片。纪念堂前的照片说，Xia先生指出的另一个错误是，我说，基思·基思（Keith Keith）是第一个认识到的美国人，最初是夏威尔（Xia）的人。
Xia先生附上了一张黑色和白色的照片，证明弗吉尼亚州不是红色的女士。略带中年的白人妇女戴着大型玻璃杯和大型奈（Xia nai），表明这张照片是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与照片中的中国专家相结合的。 Ni Dewei和Keith Keith陪伴我们陪同我们参观东部的艺术博物馆。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只参观了古铜色的部分，并快速浏览了近东和东方部门，我们去了楼上的楼梯Gaozi，Xie Ruihua和Li Side向我们打招呼。
右边：Barna，Ma Ma C. Kane，Xia Nai，Xia Hanyi，Zhang Zhengyang，Zhang Changshou于1980年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拍摄。
跑了烟
贝格利先生还证实，弗吉尼亚·凯恩（Virginia C. After him, Luo Yue had a number of disciples: Anne de Coursey Clapp (Grampie, Ming Dynasty painting, Wellesley College), Thomas Lawton (Luo Qin , former director of the Freer Gallery), Robert Maeda, Susan Bush (Bu Shoushan, early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Susan Nelson (Song and Yuan Dynasty paintings, Indiana University), Louisa Fitzgerald-Huber (research on Qijia culture), Doris Dohrenwend (jade, Royal Ontario Museum), CC Riely (Li Huiwen, expert on Dong Qichang), Robert Bagley (Bagley, bronzes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Su Fangshu (bronzes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egley is an expert on bronze artifacts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Xia Hanyi and Lu Weiyi edit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and Begley wrote the section on "Archaeology of the Shang Dynasty". 当时，弗吉尼亚·凯恩（Virgini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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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ia Hanyi和Zhu Yuanqing，“远处的当前时间：对Xia Hanyi的采访”，论文，2023年6月14日。
[2]基思·基思（Keith Keith），“死亡生命：张广为的贡献”，《世界上的贡献：纪念考古学家Zhang guangzhi》，第196页。
[3] Xia Hanyi，“序言”，Ni Dewei，天文学，年表和历史：Ni Dewei在中国早期的精选作品，第2页，中国书公司，香港，2021年。
[4] Xia Hanyi，“序言”，Ni Dewei，天文学，年表和历史：Ni Dewei在中国早期的精选作品，第2页，中国图书公司，香港，2021年。
[5] Luo Tai，“为了纪念Zhang guangzhi”，《世界是我的家：纪念考古学家Zhang guangzhi》，第264页，桑利亚书店，2002年。
[6] Zou Heng，“永恒的友谊：回忆我与Chang Kwang-Chih先生的互动”，在世界上是我的家：为了纪念考古学家Chang Kwang-Chih，第11页，Sanlian Bookstore，2002年。
[7] Yu Weichao，《过去的回忆》，在我的家中：为了纪念考古学家Zhang guangzhi，第18页，桑利亚书店，2002年。
[8]张广为，“为儿童哭泣恩zheng先生”，《考古人类学论文》，第176-180页，桑利亚书店，1999年。
[9] Xia Hanyi和Zhu Yuanqing，“远处的当前时间：对Xia Hanyi的采访”，论文，2023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