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 日，2024 年度的个税汇算开始了。许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拿到退税的“红包”。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个税改革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余淼杰是著名经济学家且为辽宁大学校长，《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得知，今年他将提交议案，议案内容为《关于适度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更好促进公平共享的建议》。
余淼杰代表提出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升到 10 万元每年，而目前是 6 万元每年。在叠加赡养老人以及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之后，家庭每年的免税额度能够达到 16 万元。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针对性地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从而释放消费潜力。同时，建议把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 40%，以此来提升国际人才的竞争力。
消费动能存在不足的问题，并且国际税收竞争也在加剧，这些问题依然对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制约。余淼杰代表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简称 NBD）记者的专访时表示：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这成为了深化财税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激活内需的潜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余淼杰的两会建议
优化个税制度是“关键抓手”，有三大理由
NBD：个税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当前个税改革为何如此紧迫？
余淼杰称：2024 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内部结构性矛盾之下，一直承受着压力。宏观经济展现出了复苏的态势，然而消费的动能存在不足，国际税收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这些问题依然对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制约。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了深化财税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激活内需潜力，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NBD 询问如何理解这个“关键抓手”，同时也询问个税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余淼杰指出，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提振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亟需税收政策精准发力。
2024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8.79 万亿元，且同比增长 3.5%。虽然保持着正增长的态势，然而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同比增长 8.0%）相比较，其增速明显放缓了。同时，消费复苏所具备的动能依然显得不够充足。深入探究其原因，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增长受到了限制。并且，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相互叠加，对消费升级起到了抑制作用。
二是应对国际人才竞争与税收博弈，要求税制对标全球标杆。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税收政策成为了各国争夺高端资源的关键工具。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 37%，然而我国依然维持着 45%的最高边际税率。这样一来，高端人才的税后收入竞争力就显得不足，并且还有可能使“高端人才逆差”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能够更好地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并且可以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推动共同富裕，需强化税收对三次分配的调节功能。
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一直在持续扩大。2023 年，社会捐赠总额达到了 1363.8 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 25.7%。然而，捐赠主体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企业来主导，个人捐赠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比较低。深入探究其根源，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着制度方面的短板。现行政策规定，个人捐赠在税前扣除时有一定限额，这个限额是应纳税所得额的 30%。同时，该限额不可跨年度结转。这些规定严重抑制了民间公益的活力。
提高个税起征点，定向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
NBD 询问您在议案中提出“提高个税起征点至 10 万元/年”。NBD 想知道为什么是 10 万元这个数字。NBD 还想了解提出这个数字有什么考量。
余淼杰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升到 10 万元每年。在叠加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之后，家庭的年免税额度能够达到 16 万元。具体包括 10 万元的起征点，3.6 万元的赡养老人扣除，2.4 万元的子女教育扣除以及其他扣除。
能够覆盖年收入处于 12 万到 16 万元这个范围的中等收入群体。整体的政策将会极大地释放消费方面的潜力，并且能够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增长。
余淼杰代表提出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 6 万元每年提升到 10 万元每年，以下是个税示意图。
具体来说，在北上广深等成本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起征点为 10 万元/年，主要是为了缓解高房价带来的挤压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通过“赡养老人扣除翻倍”以及“给予返乡就业补贴”这一组合方式，来激活县域的基础消费市场。
这样，通过“全国普调”和“区域试点”这两种方式，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普遍减负，并且针对不同区域的情况来破解消费抑制难题，以此为“提低扩中”的目标提供多层次的支撑，同时也为稳定社会以及公平共享注入核心的动力。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
NBD：您在议案中提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至 40%。这一举措是否会对税收公平产生影响？又该如何在国际竞争力与收入调节之间取得平衡呢？
余淼杰表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并非是对公平的舍弃，而是要通过“结构性优化”这种方式来提升国际人才的竞争力。
我国现行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是 45%，这已经偏离了国际竞争力的基准。我提议把最高税率降低到 40%，让它与美国（其税率为 37%）、新加坡（税率为 24%）等经济体相衔接，从而缩小高端人才在税后的收入差距。
以年薪 200 万元作为例子。税率进行调整之后，税后的收入从 110 万元增加到了 130 万元。这样的变化将会明显地提升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可以设立跨境人才税收特区。对于符合条件的境外专家，实行“五年免税期”政策。可以参考深圳市境外人才税收补贴政策，为境外高端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
余淼杰代表还建议设立跨境人才税收特区，图为人才补贴示意图
我国税率与政策进行调整，这不仅仅是税制的优化。同时，这也是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的一次战略升级，并且为我国核心技术攻坚战储备了关键的人力资本。
强化三次分配税收激励，激活民间公益活力
NBD 询问如何借助税收激励来激活三次分配，以及个人捐赠政策在哪些方面能够取得突破。
余淼杰：当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比低，根源在于税收激励不足。
我建议把个人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提高，从现在的 30%提升到 40%到 50%之间。同时，允许未使用的额度可以跨年度结转，并且最多能延续五年。这样做，一方面能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另一方面，也能让捐赠行为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其次，关键在于简化捐赠流程。因为推出了“电子捐赠票据”系统，所以捐赠者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捐赠确认以及税收抵扣，同时大幅减少了捐赠手续的处理时间，也提升了捐赠者的参与度。
另外，要提升捐赠资金的透明度。这样能保证公益项目切实落地，还能增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为此，可以让公益组织按时公开捐赠的用途以及项目的审计报告，以确保资金能被高效使用。
可以设立奖励机制，尤其针对捐赠大额资金的个人或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荣誉称号，以进一步鼓励社会各界投身公益事业。
这些措施综合推进后，会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起到有效推动作用，也能促进更广泛的公平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