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在算法的驱动下，处于高压的工作环境里，常常要面对巨大的时间压力，同时也承受着身体负担，这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2023 年 8 月，外卖骑手小徐送单一直到深夜。他在公厕陷入昏迷，之后不幸骤然离世。其家人依据“众包骑手意外险”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60 万，但遭到了拒绝。最终，年迈的母亲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最近该案件的审理得出了结果。最终，上海金融法院进行了二审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约定由保险公司赔付 50 万元。
法官曾透露，小徐通常从早上十点多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一点钟。
外卖小哥深夜在厕所昏迷后猝死
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2023 年 8 月的一天，时间来到晚上十点多。41 岁的众包骑手小徐，被发现晕倒在上海松江区的一处公共厕所里。之后他被送医抢救，经诊断为脑出血。（补充：外卖骑手分为“专职”和“众包”两种。大部分骑手属于“众包”，他们以个人方式参与平台配送，按单赚钱且自配保险。）
眼看救治已无希望，为使小徐在临终之时能够与家人相聚，小徐的哥哥连夜将他送回了老家。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称无法抢救过来，因为大脑血管破裂，无法进行手术。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当人情况危急时，最好回到家里，让其在家中离世。
小徐在回家途中不幸离世。其家人得知，小徐曾为自己投保了“众包骑手意外险”，该保险的猝死赔偿金为 60 万元。之后，小徐的家人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然而遭到拒绝，随后便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
根据保单的约定，猝死保险金的理赔条件是：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岗位上，身体出现急性症状后，即刻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过抢救仍然无效而死亡。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死者在送完外卖的这一单之后，前往洗手间的过程中遭遇了死亡事故。其死因是脑出血猝死，在我看来，他当时仍处于持续工作的状态。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当天小徐突发疾病时已结束工作，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小徐在未经充分治疗的情况下，被家属接出医院，且在送回老家的途中死亡，不满足“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理赔条件。
被告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称，小徐是在返回安徽路的途中死亡的，并非在医院内经抢救无效而亡。当时家属主动提出要出院，要是不出院的话，小徐或许能得到更好的救治。
一审法院：保险公司赔60万元
二审调解后约定保险公司赔50万元
那么，小徐的情况是否符合猝死赔偿金的理赔条件呢？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徐的历史接单记录显示，在一天当中，他常常会有多次开工和收工的情形。而事发当天的“收工”状态，并不能表明小徐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工作。
陈巨澜是松江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的法官。从徐先生日常工作时间的分布情况来看，通常是从早上十点多开始，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一点钟。而本案中的这个事故，是在晚上十点多发生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大概率还是处于工作状态。
外卖员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保险公司以昏迷地点是厕所为理由，认为这不在工作岗位上。我们觉得这一点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常理。
法院就小徐是否符合“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理赔条件与医院进行了确认。陈巨澜，松江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表示，经确认，小徐当时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将小徐带离医院返回家中，让其与母亲进行临终告别，这符合家属和患者的精神需求。保险公司不能轻易以这种情况为由，剥夺家属的理赔权利。
上海松江法院接着作出判决，让保险公司向小徐母亲偿付 60 万元保险金。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表示不服并提起了上诉。最终，上海金融法院在二审中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双方约定由保险公司赔付 50 万元。
类似案件：郭某配送途中意外死亡遭拒赔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64万元
4 月 3 日，甘肃高院披露了一起类似案件。2024 年 2 月 15 日，被保险人郭某，他是某平台的外卖骑手。在给客户配送物品的途中，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此过程中产生了 4 万余元的医疗费。郭某是众包配送员，投保人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众包配送员郭某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事故发生之后，双方针对保险理赔事宜进行了多次协商，但都没有结果，于是引发了纠纷。在该案开庭之后，由于原告律师没能获取到被保险人郭某处于非正常死亡时间段的街面视频监控以及其他关键性证据，导致案件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法官基于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考量，依据原告律师的申请，依法签发了律师调查令。2024 年 8 月 30 日，原告律师携带律师调查令前往某公安分局。在该公安分局，他们调取了郭某处于非正常死亡时间段的街面视频监控。该分局调取了相关监控并出具了事故情况说明。此情况说明清晰地还原了郭某某死亡前的行动轨迹。这为法院审理该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的事实认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被告律师通过第二次开庭质证，对律师调查令所调取的证据予以了认可，并且将此情况反馈给了保险公司。
法院审理觉得，郭某的保险身故受益人提起本案之诉是由郭某与某保险公司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所引发的。保险合同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愿，其内容合法且有效。保险合同的双方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全面地履行各自的义务。由于郭某在外卖配送过程中遭遇了意外事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该事故处于保险期间内。被告需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给付义务。
法院认为某公安分局的“情况说明”对事故当天郭某送外卖的地点某某小区楼梯上有疑似血迹进行了清晰描述。经 DNA 比对，该疑似血迹被确认为死者郭某所留。同时，结合众包收入支出明细以及在郭某非正常死亡时间调取的街面视频监控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被保险人郭某在外卖配送途中发生了意外事故这一事实。因此，法院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官表示：在本案中，郭某身为消费者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然而，郭某死亡之后，其身故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可保险公司却以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为理由，拒绝进行理赔。于是，郭某的身故受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当事人取证遭遇困难的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签发律师调查令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关键证据方面的难题。最终，依法判决保险公司给付保险受益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以及医疗费共计 64 万余元，切实保障了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让其家庭生活得以保障。这增强了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信任与认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法治保障，也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法治保障，进一步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民事审判在促进民生保障体系规范化方面发挥了司法护航作用，同时在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中也发挥了司法护航作用。
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8400万人
经济日报：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夯实保障
互联网技术应用与数字经济发展同步，平台经济快速崛起。新就业形态的用工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且复杂。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职业应运而生，这些职业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型法律问题。如何有效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经济日报》于 4 月 4 日刊发了一篇名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夯实保障》的文章。该文章指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并且推进扩大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工作。当下，在管理服务层面，怎样去填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存在的空白，以及怎样更好地对这些劳动者的工作进行支持，这些都是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新就业形态指的是互联网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劳动者与服务消费需求在大范围和大规模层面上的组织、调配以及任务分派等活动，从而达成劳动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一种就业形态。比如外卖骑手能够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难题，网约车平台可以组织夜晚接送医护人员的车队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崛起的新兴力量，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层次。他们在道路上穿行，在云端进行工作。他们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据相关统计，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 8400 万人。
这一群体面临着诸多急难愁盼问题且不容忽视，他们在权益保障和服务关爱方面存在诸多短板。从劳动关系层面来讲，他们与平台企业的关系不明确，缺乏明确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一旦遇到劳动纠纷，劳动者就容易陷入维权困境，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归属感、生活幸福感以及工作积极性产生了影响。对此，要秉持管理与服务同样重要的理念，并且要积极去探索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路径。
在管理方面，强化制度建设以及规范引导是很重要的，这能筑牢权益保障的基础。要加快把法律法规完善起来，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标准，对工伤认定流程进行优化，让劳动者的权益有稳固的法律保障。通过立法把劳动关系清晰地界定出来，防止企业借助模糊地带来逃避责任。应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管，让其规范用工管理。要合理制定劳动规则，完善与平台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平台企业是新就业形态的关键组织者，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加强内部合规建设，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杜绝不合理用工行为。
在服务方面，要全方位地提升服务的能力以及保障的水平，补齐优质服务所存在的“不足”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事情。需要持续地提高就业服务的质量，强化零工市场的规范化建设，使服务功能得以完善，为劳动者提供精准的岗位信息对接方面的服务，以此帮助他们通过多种途径达成就业。同时，要优化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在现有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基础之上，持续总结经验，把试点范围逐步扩大，进而逐渐将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保障体系当中。使就业地能够为畅通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渠道，参保手续得以简化，参保及待遇享受的便捷性得以提高，从而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大力打造服务阵地，让工会驿站、党群服务中心、“司机之家”等场所充分发挥作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吃饭、喝水、歇脚、休息、充电、如厕等便利服务，使他们在奔波的工作中拥有温暖的停靠港湾。此外，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强法律援助。要针对他们面临的劳动纠纷特点，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制。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要为他们提供纠纷调解服务。帮助他们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从新闻坊、看看新闻、话匣子、甘肃高院、经济日报以及公开资料等多处综合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