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蚕丝和茶叶长期是上海以及中国最为主要的两类出口商品。1870 年的时候，丝茶占中国出口总值达到 88%。1880 年，其占比为 84%。1890 年，占比是 65.2%。1899 年，占比为 58%。在 19 世纪的下半叶，上海凭借其在对外贸易里的优势地位，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在此期间，丝茶贸易可以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并且，中国主要的产丝大区就在上海附近，茶叶和蚕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方便。他认为，“上海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同时也将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在同一时期，英国的第二任驻沪领事撰写了诸多有关上海丝茶贸易的报告，并且预言上海有潜力超越广州，成为英国在华的贸易中心。
中国的主要蚕丝产区位于长三角区域，而这一区域恰好是上海的核心腹地。中国南方遍布茶叶产区，并且优质茶产区大多有能够直达上海的水路。中国史学家罗兹·墨菲对茶叶和蚕丝的运输费用进行了陆路与水路的比较。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若运输 200 英里的距离，蚕丝每吨的陆路运费是 24 镑，而茶叶每吨的陆路运费是 21 镑。同样是 200 英里的距离，当茶叶和蚕丝通过水路运输时，每吨的运费大约是 14 镑。
这种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为贸易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1844 至 1845 年度，上海出口的蚕丝有 6433 包，广州出口 6787 包，其中上海所占比例为 48.7%；1845 到 1846 年度，上海出口蚕丝 15192 包，广州出口 3554 包，上海所占比例为 81%；1846 至 1847 年度，上海出口 21176 包，广州仅 1200 包，上海所占比例为 94.6%。
上海在茶叶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优势地位的时间，比蚕丝贸易稍晚一些。1844 年上海茶叶的出口比重为 2%，到 1851 年上涨到 37%。然而，广州的茶叶出口比重为 63%，相比之下，差距较为明显。这是因为茶叶产区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在长江尚未对外开放的时候，湖南、湖北以及江西的茶叶主要是通过翻越大庾岭或者骑田岭运输到广州进行出口。这是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下茶叶外销的历史惯性所致。
1851 年初，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太平军与清军在广西、湖南展开缠斗。这种缠斗阻塞了从湖南进入广东的传统贸易通道。于是，两湖的茶叶开始沿长江而下，从上海出口。1852 年，上海茶叶出口占比剧增至 61%。经济学家张仲礼认为，从 1852 年开始，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早期海关大楼
「东亚流通网络中心」
丝茶集中到了上海，棉布等进口商品也随之集中到了上海。19 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致使全球白银产量大幅减少，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因为白银短缺，所以中外贸易只能采用“以货易货”的交易模式。英国人兰宁和库寿龄所著的《上海史》中表示，由于白银短缺，“接近原始形态的以货易货，几乎成了一种必要”。
“货换货”这种交易方式，促使西方进口商品集中过来，推动上海进一步成为洋货集散的中心。1875 年，从上海等国内口岸转运而来的棉织品进口值，在天津棉织品进口总值中占比达 99.4%；1871 年到 1904 年期间，经上海转运的洋货进口值，在烟台进口总值中占 70.3%，在营口进口总值中占 79.7%。
在日本，神户和长崎等港口的情况也是这样。1875 年，上海向神户复出口的本色市布，在神户进口的本色市布中占比 90%。驻长崎的英国领事在贸易报告里说，长崎进港的货物，大部分是从中国尤其是上海进口的。所以，长崎的进口价格会受到上海市场的影响。并且，从上海复出口到长崎的本色市布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朝鲜。日本学者古田和子在《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 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一书中指出，上海在 19 世纪后半期是东亚流通网络的中心。同时，某些日本的开放口岸以及朝鲜的开放口岸，是这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洋商曾尝试把棉布直接从欧洲运到天津、神户等东亚港口城市，这样就省去了从上海转运的麻烦和费用，然而他们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将棉布等进口商品运到上海销售，所获得的白银能够迅速转变为收购丝茶的资本，而用现银购买丝茶的话，丝茶价格至少能便宜一成以上。
一份产自利物浦、价值约 886 英镑的衣料发货单，在上海变现为 717 英镑，损失约 170 英镑。而将从上海购入的茶叶带回英国卖掉，能获得约 416 英镑的利润。这是上海所独有的贸易环境。
天津等地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无土货出口，海关贸易报告明确写道：“出口货数量少且价格低，读统计册内的出口部分会深感乏味。”由于没有“以货易货”的交易环境，洋商直接运到天津等地的棉布难以像在上海那样有大幅降价销售的空间。
上海丝绸仓库
「信用交易网络中心」
中外商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以货易货”的交易模式逐渐被其他模式取代。其中一种被取代的模式是信用交易模式。这种信用交易模式是以上海钱庄的庄票和外国银行的支票作为商业结算工具的。
近代之前，上海钱庄通过庄票进行商业结算，华商对其并不陌生。1846 年，洋商在交易中第一次接受庄票。到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庄票被洋商广泛接受。伴随上海金融市场自下而上的长期信用建设，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庄票已被当作“现款”。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内埠际贸易的兴盛，内地钱庄纷纷来到上海开设“申庄”。
以上海钱庄为基础构建的金融信用体系，对棉布等洋货的内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 世纪中叶，四川商人在汉口购进洋货时，需要汉口票号提供长达三至六个月的长期信用。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缘故，山西票号把集中在汉口的资金转移到了上海和山西两地。原先在汉口购买洋货的那些四川商人，如今不得不将进货渠道转向上海，原本用于支持洋货贸易所必需的长期汇票，也改成由“上海殷实钱庄承兑”了。
19 世纪 80 年代之后，天津土货的出口贸易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然而，在 19 世纪下半叶，天津的进出口贸易一直高度依赖上海进行转运。这主要是由于天津对外贸易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贸易资金、贸易结算以及货币汇兑等方面都必须在上海得以解决。
上海钱庄获得了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的大量资金注入，所以放贷规模快速增大。同时，内地的钱庄纷纷到上海开设“申庄”。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的信用网络已经形成。不仅如此，一些票号还在日本、朝鲜等地开设分号，这使得华商拥有了遍布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关系网。
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在论述东亚棉布进口贸易时提出，“华商的优势归根结底在于金融方面的实力”。华商大多会运用“信用交易”这种方式，总店与分店之间会相互进行沟通，并且会将销售额记录在账本上，每年会分两次来结算货款，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其竞争力。
沪北钱业会馆
「东亚航运信息中心」
上海为了能方便地将中国的货物运往世界各地，能方便地将世界各地的货物运往中国，还能方便地将洋货运往广大内地，能方便地将内地土货运到上海，于是迅速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的航运中心。
上海的中外商家为在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动位置，想尽各种办法获取各种信息，而新闻报刊也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中欧之间的电报线路迅速得以落地；国内的电报线路虽然是因军事原因而建立的，但却因为商业而兴盛起来。晚清时期的电报总局常年设立在上海，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从这一点来看，称上海为近代中国的信息中心似乎并不过分。
上海的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等各种中心，是基于中外商品集散中心这一基础而来的。同时，这些中心也是缘于丝茶能够以更低成本集中到上海这一原因而形成的。
中国史学家罗兹·墨菲在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指出，中国在茶丝这两项贸易上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持续的时间，或许比其他任何产品的垄断地位持续的时间都要长，并且长到足以让中国获得及早发展成为领导全国贸易中心的机会。
实际上，丝茶贸易主导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从 18 世纪就已基本形成。单说丝绸，它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始有贸易往来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航海大发现之后，丝绸的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通过丝绸换回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的赋税制度以及经济社会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从商品交换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贸易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维持，关键在于中国有能力生产出“朝贡国”所需要的大量产品，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在工业革命尚未发生的物资匮乏时期，掌控大量物资便能成为权力网络的核心。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传统时代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与国内贸易的中心城市通常是相互分离的。明清政府为管控对外贸易，努力将其限制在“边缘地带”，像晚明的漳州月港以及清前期的广州港。从国内贸易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是苏州。
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前，以长江、大运河以及沿海这三条主要水路作为基础，中国已然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在传统时代，主要动力为畜力，而水运相较于陆运，拥有大得多的优势。长途贸易大多集中在三条主要水路之上，并且江南地区处在三条水道的交汇之处，处于全国水运网的中心位置，全国的大多数地区都能够借助主要水道及其支系与江南地区开展贸易。江南内部密布着水运网络，这使得江南的市场化程度比全国其他地区要高很多。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苏州成为了全国市场的中心城市。
最能体现这一情况的是苏州在全国粮食贸易里的领导地位。在鸦片战争前的两个世纪当中，苏州与全国五个“经济巨区”之间的米价变化系数相关性较为显著。苏州的米价不但会对区域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影响，还会对全国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影响。近代之时，苏州的中心地位仍然延续了一段时期。
但上海能够维持这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以丝茶为主的对外贸易。
进一步来看，在古代中国，虽然处于有限开放的状态，但帝国的商业贸易重心是国内贸易；在近代中国，随着逐步开放，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持续提升。这一趋势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版图进行了重塑。伴随着近代上海的发展，客观上，内贸中心与外贸中心相分离的这种状态发生了改变，初步达成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大流通和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