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地区谋求和平的过程中，我们怎能轻易促使以色列认同“两国方案”？倘若以色列拒绝采纳“两国方案”，那么中东地区的和平前景是否会变得遥不可及？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两国方案’，然而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以色列对‘两国方案’的接受度日益降低。从长远角度考虑，若以色列真心希望解决其安全问题，巴勒斯坦的建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仅周边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威胁，以色列自身长远且可持续的安全也将难以得到保障。”7月4日，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构建中东持久和平”小组讨论会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唐志超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到。
自去年10月起，中东地区的安全状况急转直下。在今年的6月13日至6月24日间，以色列与伊朗发生了大规模的直接对抗，期间以色列和美国战机对伊朗的多个核设施进行了轰炸。尽管目前双方已宣布停止敌对行动，但近期美以两国仍多次发出警告，表示可能对伊朗发起进一步的攻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院长阎学通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中东地区的冲突尚未结束，此时探讨如何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以及构建一个能够确保地区长久稳定的安保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2025年6月2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栋住宅楼不幸遭受了以色列的空中打击。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两国方案”仍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路径
7月4日，位于巴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发表声明，强调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亟需得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绝不能被忽视，阿拉伯民族合理的权益需求应迅速得到满足，伊斯兰世界广泛正义的呼声亦应受到关注。“两国方案”被视为解决中东地区混乱局面的唯一可行途径，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支持这一方案。
与会代表普遍认同，“两国方案”依然是当前解决巴以冲突的最佳途径，然而，他们对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的看法各异。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尔·法赫米强调，为了确保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行为。若巴勒斯坦不能成功建立独立国家，那么冲突将难以避免。他提到，有人声称“两国方案”难以实施，因为要将以色列非法定居者从约旦河西岸遣返至以色列颇为棘手，按照这种观点，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数百万人驱逐亦属不当，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信任巴勒斯坦能独立建国，他们的目的并非解决哈马斯问题，而是意图解决巴勒斯坦民族问题”。
在回应其他嘉宾的提问过程中，他也着重指出，以色列从未主动提出过任何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亦未提出与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而仅仅是将问题推给了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去处理。他进一步强调，若没有巴勒斯坦建国这一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恐怕难以持续保持乐观的期望。
唐志超强调，若要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能够长久维持，首要任务是解决巴勒斯坦的难题。他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巴以问题一直成为阻碍中东地区发展和和平的关键所在。他进一步指出，若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将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宁。而“两国方案”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他指出，当前以色列政府愈发倾向于采取军事冒险策略、追求地区霸权以及推行大以色列主义。若以色列持续沿此路径前行，将对“两国方案”的落实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构成极大的威胁。
约旦前外交部长哈提卜指出，自《奥斯陆协议》签订至今已有32载光阴，而全球见证了以色列在过去27年间的一举一动及其追求的目标。他指出，在巴以和平进程的高峰阶段，大约有65%至70%的以色列民众对和平持支持态度，然而，如今这一比例却在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和平进程在巴勒斯坦方面也有所减弱。在达成和平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均显露出能力与动力的不足。他指出，该和平协议虽已实施多年，却未能真正带来和平，未能根本解决关键问题——即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促使以色列接受“两国方案”。除非我们成功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否则本地区无法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
沙特阿拉伯前联合国常驻代表阿卜杜拉·穆阿利米强调，若巴勒斯坦建国这一条件不成立，中东地区的和平便难以实现。此外，若“两国方案”遭遇挫折，国际社会目前尚无更佳的替代方案。缺乏替代方案等同于缺乏其他选择，“两国方案”便成为了我们唯一的出路。他坚信，当前国际舆论以及美国国内民众的态度，正日益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种趋势无疑将对美国政府作出决策产生一定影响；若能促使美国民众认识到这一点，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对以色列的决策产生影响，这无疑将成为我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有效途径。对于中东的未来，他表达出了更加乐观的展望。
吴思科，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强调巴以冲突这一长期未解的核心问题，必须坚持寻求“两国方案”的解决方案。他提出，目前亟需推动加沙地区立即实现停火，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得以顺利抵达加沙，同时，在此前提下，应筹备召开更具权威性和广泛性的国际会议，以便将巴勒斯坦问题引回正确的解决路径。
中国在中东安全上“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唐志超在回应澎湃新闻关于中国如何协助中东国家在发展道路与和平建设之间寻求平衡的提问时指出，我国正致力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的自主增长，因为唯有经济繁荣，方能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二是实力的增强又将为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础。此外，我国亦着眼于自身能力范围，致力于增强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安全保障水平，推进该区域国家安全能力的构建，这同样是中国与区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又一关键领域。
在3日举办的“泛安全化与全球安全困境”主题论坛上，沙特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的主席、图尔基·费萨尔亲王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在中东事务中正展现出积极的贡献，助力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他提及，早在两年半前，中国便在北京成功促成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和解，这一举措展现出了中国极为重要的正面影响。因此，在巴以之间的冲突中，我们期待中国能够持续对对立的双方施加正面的促进作用。
在4日的会议小组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针对中国与中东地区安全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针对部分外国嘉宾对中国在中东地区作用所存在的误解和疑问，给予了明确答复。
穆阿利米强调，沙特方面渴望与我国紧密携手，共同致力于促进中东乃至全球的持续和谐发展。他强调，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亚洲、非洲、中东等区域的国家带来了兴盛，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沙特阿拉伯提出了“2030愿景”，其目标是提升该国社会与经济的成就和发展水平。在此背景下，中沙两国在经贸、政治和道德层面都应承担起全球和地区大国的责任，共同促进一个基于平等与公正原则的持久和平。
他强调，中国并未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干预中东地区的相关事务。然而，中东各国期待中国能够更充分地运用其影响力，促使以色列和美国认识到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重要性，进而推动该问题的妥善解决。
哈提卜同样指出，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关系相处融洽，中国亦展现了其在国际事务中有效调解的能力，并在促进中东地区的繁荣与和平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法赫米强调，在阿拉伯世界的视角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它需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才能致力于维护和平，并确保地区持续稳定。
吴思科指出，我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助力中东地区达成持久和平的理念高度一致，鉴于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矛盾纷繁复杂，《全球安全倡议》鲜明地抵制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还强调，我国在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上持续发挥着调解作用；在倡导和平对话、促进建立新机制等方面，我国亦不懈努力，例如提出了解决伊朗与伊拉克冲突的“四点建议”。他强调，《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的实施，本质上旨在提供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安全选择，它通过促进赋能措施来削弱冲突的根源，并主张以多边合作来替代集团间的对抗。
对于外国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填补地区‘真空’”的疑问，吴思科回应称，我国并不认同中东地区存在所谓的“真空”现象。我们尊重该地区人民自主作出的选择，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强行施加方案或推行其个人主张。在此前提下，我国与中东各国在多个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加强了合作。这种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双方共同为地区的稳定以及国际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唐志超亦指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众多人士纷纷询问：“我国何时派遣军队？我国何时提供武器？”这种疑问源于对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安全理念存在误解，以及对我国缺乏深入了解。我国领导人曾明确表态，我国在中东地区“不划定势力范围，不填补权力空白，亦不结党营私”。他强调，针对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全球安全倡议》为该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安全观念和理念。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经济层面促进了我国与中东各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共同进步与协作，而且还助力地区各国更加坚定地迈向发展和和平的道路。中国在促进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投入了巨大努力，诸如促进巴勒斯坦内部的和解进程、在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上发挥调解作用，实际上，我国在安全倡议领域并非仅仅是空谈，而是付诸了实际行动，做出了许多切实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