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图③：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及其铭文“中国”。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
图④：湖北武汉博物馆藏五乳神兽镜。
湖北武汉博物馆供图
图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这件文物非常珍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供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它始终以国家形态存在发展。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是早期“中国”概念的明确体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则固定了后世“中国”龙的形象，西周青铜器何尊，留下了“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汉代五乳神兽镜，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最早的实物文物例证，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亦是如此，这些考古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持续传承与宏伟气度。
若不探究中国悠久的历史脉络，就无法明白古代中国，也无法明白现代中国，更无法明白未来中国。梳理历史根源，赋予传统新的活力；珍视国宝，增添时代的光彩。现在，让我们亲近那些承载着“中国”符号的文物，在跨越千年的思考中领悟“为何是中国”，增强文化自信。
——编 者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圭表
都城中的早期“中国”
何 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评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时说过，该遗址具备文明形成所需的全部要素和标志，没有其他遗址能与之相比。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关键地点，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以及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都极为重要。
要全面认识陶寺文化，必须关注陶寺遗址的一项关键考古收获——圭表这个天文测量工具。圭表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分别是“圭”和“表”。圭是水平放置在地上的测量工具，上面刻有刻度，专门用来测量日影的长度，有时也称作“圭尺”。表则是垂直插入地面的标杆，被称为“立表”。根据专家分析估计，陶寺遗迹中发掘的圭尺和立表，是已知的考古学上最古老的圭表装置实例，其年代大约在四千三百年到四千年前之间。
陶寺遗址中期王墓出土的立表，是一根通体绘有红色图案的木制长杆，经过复原，其整体高度达到225厘米，依据陶寺一尺相当于现今25厘米的换算标准，换算成陶寺的长度单位，总高度为9尺。古人操作立表时，会将其竖直置入地下1尺的位置，使其地面以上的部分长度为8尺。
出土的圭尺系木制，杆身涂有彩色漆，经复原后总长为一百八十七点五公分，相当于陶寺尺制的七点五尺。这件圭尺上留有四十二道刻痕，其中第十一道刻痕的长度对应陶寺尺制的壹点六尺。《周髀算经》提及，夏至时节标准日晷的影子为一尺六寸，不过该书并未阐释此数据的实际用途。《周礼》记载夏至时影长达到一尺五寸被视为“地中”，然而该数据源自河南洛阳地区的观测记录。陶寺地处晋南，方位上在洛阳之北，根据地理纬度差异，夏至日影长度会相对更久。由此分析，陶寺圭尺上的第11个标记，极有可能就是古代晋南一带所认定的“地中”参照点。
古人认为圭尺很有价值，因为它可以确定“地中”。“地中”这个想法来自古人简单的宇宙看法，是“中道”“正统”这类社会想法和政治思想的开始，经过夏商周三代一直加强和稳定，它的地理位置差不多固定在嵩山和伊洛地区附近。即便后代政权核心因多种缘由，暂时偏离“中原”，当权者仍会借助“借道黄河”、朝拜嵩山“天室”、修建“东都洛邑”等途径，与“中原”构建关联。
经过四十多年的考古工作与学术探讨，专家们普遍认定，陶寺遗址属于一个国家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所影响的范围，其政治组织已经达到国家形态。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考古学者苏秉琦提出，在陶寺文化时期，“华夏”的理念已经形成。这个“中国”可以分解为“中”和“国”两个部分，“中”代表中心地带的概念，“国”在考古学上主要指代都城。根据陶寺遗址多年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陶寺文化完整而清晰地展现了早期“中国”的理念——作为中心之地的都城，是中原的核心国家。
这位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担任教授之职，同时是陶寺考古队的第四位负责人，此报道由本报记者付明丽完成采访与整理工作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图腾里的“中国”气象
赵海涛
古代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建在黄河与洛水一带。在河南省的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以及隋唐洛阳城遗址等，这些重要的考古地点沿着洛水河岸，一个接一个地分布着。特别是在洛阳偃师这个地方的二里头遗址，它的历史年代大约在距今3800年到3500年之间，是那个时代规模最为宏大的都城遗址。经过六十多年的持续考古工作，这个遗址已经向世人展示了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宏伟面貌。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迅速融合了不同地域的文明特质，对于探究王朝国家的诞生、礼乐制度的形成等议题，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里，绿松石龙形器堪称顶级国宝。这件器物是在3号宫殿南院一座高等级贵族墓穴中发现的，目前保存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它的工艺水准和象征内涵，有力地证明了二里头时期的王权达到了极高程度。龙形器整体呈现长条波浪形弯曲，以中心脊线为对称轴，上面装饰着菱形纹饰，尾部向内盘绕。龙身由两千余块绿松石片构成，这些片状物大多长度不过几毫米，厚度不足一毫米，而且每片都依照图案塑造成上宽下窄的楔形，借助粘合剂拼合在一起，表面连接处平滑无缝，龙身形态逼真。
现在，就是动用立体造型和增材制造技术，我们在仿制这件文物时，也依然会碰到诸多困难。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耗费工时巨大、工艺极为精巧，不仅体现了二里头文化那个时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还普遍被学术界看作是华夏民族龙图腾最根本、最正统的源头之一。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并非考古发现中年代最久远的龙形器物，但它和后来中国龙的形象非常相似。早先的玉龙多呈C形，而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出现，意味着龙的形象开始固定为长身、带有菱形纹饰等特征。这种形态对后世龙形象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玉器和骨器上的龙纹装饰，很多都以此为蓝本。
二零一八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相关发现，相关发现指出：以二里头文化为象征的文明重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进程。二零二三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发布的研究成果强调，二里头遗址核心地带的网格状区域规划，是二里头发展为王朝国家的关键特征。伴随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能够继续追溯“文明初现”的阶段，并深入阐释“为何称之为中国”的深层原因。
这位学者是社会学科学院考古部门副研究员，同时担任二里头考古项目第四位负责人，此信息由记者张文豪进行采访并编辑完成。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
铭文上的“中国”之源
李晓毅
何尊是一件西周初期贵族“何”为追念先祖而铸造的青铜饮酒器具，于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被发现，目前保存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内。这件器物整体造型显得非常肃穆和威严，它的上部呈圆形，底部为方形，全身装饰有四道凸起的棱线，将器物表面划分成四个区域，由此营造出一种别致的立体节奏感。何尊顶部图案由芭蕉叶形和蛇形纹样构成，中部躯干和底部则分别雕刻了凸起的兽面纹和浅浮雕的兽面纹，这些纹饰分布得当，既有庄重感又富于变化，充分展示了西周初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程度。
1975年，考古人员发掘出何尊，器物底部铸有段文字，共计122个字。这些文字记述了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这一天的情况，当时人们为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仪式是在东宫大殿中举行的，周成王向名叫“何”的人下达了训示。训示内容里包含“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目前所知“中国”这一名称最早的书面证据。从字形分析，铭文里的“中”代表核心权力，形状像旗杆，象征城镇或部落的枢纽；“国”字写成“或”，包含“城墙”和“武器”，表示用武力守卫的都邑。周成王说“建都天下正中，亲自治理民众”，说明周人把定都世界中心作为建立政治体系的基础。
周朝时期“华夏”这一观念逐渐确立，“中国”这个词慢慢不再单纯指代地域，而是转变为代表文明归属的象征。
周人整合夏商周三族为“诸夏”，以礼乐制度为核心，建立起超越部族界限的文化整体。那个时期的“中国”包含了礼制和价值观等内容，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比如周朝初期实施分封制，把“中国”打造成礼乐文化的代表，邻近部族经由采纳周礼而归入“华夏”。这种文化融合作用类似巨大的磁石，持续增强着向心力和团结力。
何尊是一件在西周初期有确切纪年的青铜器，它的铸造年代和上面的文字记录，为划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不同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件青铜器上的文字“唯王五祀”，对于周公代理朝政的七年是否算作周成王的统治时间这一学术争论，给出了实际依据，改变了以往对西周历史年表的看法；器物上记录的周成王建立都城成周（西周国家的首都）的史实，与《尚书·周书》里的《洛诰》《召诰》以及《史记·周本纪》的记述相互吻合，不仅确认了西周初期的政治架构，还阐明了周朝的治理方针。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延续至今，“中国”二字深深刻于何尊底部，亦深植于所有炎黄子孙心中。何尊文字蕴含重要内涵，一方面它借助“中国”概念的双重特性，揭示了周朝“居中而治”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文明从“地理核心”转变为“文化归属”的演进历程。这个蕴含包容万象文化特质的“华夏”理念，让中华民族在岁月流逝里既能持续接纳各种文化，又能够维持向心力。
该负责人系陕西宝鸡市文物局负责人，职位为党组书记兼局长，此信息由记者张丹华进行采访并整理发布。
湖北武汉博物馆藏五乳神兽镜
千百年的“中国”愿景
任晓飞
“中华民族”这个称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湖北省武汉市博物馆，收藏有一面五乳神兽镜，其上铭文围绕主题纹饰铸造，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字样，这被认为是在已发现的实体文物中该称谓的最早证据。
这件五乳神兽镜，直径为18厘米，重量在500克左右。镜面是圆形的，中心有一个圆钮座。钮座周围分布着四只老虎，它们两两相对，神态十分凶猛。镜背上有五个圆座乳钉，将主纹饰区域分成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雕刻着不同的图案，包括双虎、双鹿、独角兽、双角兽以及神人戏龙等。整体设计非常规整，做工十分精良，展现了那个时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汉代铜镜多根据铭文种类进行区分，这件五乳神兽镜属于汉代“青盖镜”系列。镜背外缘环绕着21字篆书阳文，内容为：“青盖制作此镜，四夷归服，祝贺华夏民众富足，云雨适时五谷丰登。”其中“祝贺华夏民众富足”表达了对汉代境内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祥和的期盼。也有学者提出，此句应理解为“祝贺华夏民众休养”，侧重于休养生息的含义。
“华夏子民”这一称谓首见于《史记·货殖篇》。司马迁详述各地物产之后，指出“皆为华夏民众所爱慕”。这件铜镜上的文字，将辽阔的疆域观念与民众的福祉期盼融为一体，映现出西汉时期的社会心态。
铜镜在古代有多种功能，不仅用于梳妆打扮，还经常作为陪嫁品和赠送的礼品，也有作为陪葬品的情形。在浩如烟海的汉代铜镜文字中，最常见的便是类似“子孙绵长”的祈福之词，这体现了人们对家族兴旺和身体健康的高度关注。五乳神兽镜上的这段文字，既是美好愿望的寄托，也是探究汉代社会状况的宝贵依据。
铜镜上刻着的“多贺人民富庶”，流传至今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人民”。这个称谓历经千年演变，不仅体现了语言文字的延续，也彰显了文化归属的传承。透过这面古镜，可以体会到古往今来民众对国家太平、生活富足的一致愿望。
一件铜镜，记录着汉代的风云与抱负；一句“多贺中国人民富”，似乎依旧在我们耳边响起。步入博物馆，面对这些安静陈列的文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雄伟与辽阔，更是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生命力与向心力。
（作者为湖北武汉博物馆馆长，本报记者范昊天采访整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织锦护臂
交融间的“中国”文化
于志勇
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件汉代织锦护臂。这件护臂形状为圆角长方形，长度为18.5厘米，宽度为12.5厘米。它的表面完全由织锦制成，两个长边处各缝有3条白色绢带，每条绢带长度约为21厘米，宽度为1.5厘米（其中3条已经断裂）。护臂上织有八个篆体汉字，内容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领域重大成果之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如今安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展柜之中，默默诉说着一段历经两千年的传奇经历。
尼雅遗址位于丝绸之路南线的枢纽地带，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场所。一件“五星”织锦护臂出土于一处双人合葬墓中，与弓箭、短剑鞘等陪葬品共存。清理男性墓穴右侧的织物时，工作人员注意到部分色彩鲜艳的织锦埋藏在沙层里，显得十分突出。当缓缓展开，织锦先逐步展示出蓝、白、红、黄、绿等鲜亮色彩的花纹，接着又慢慢露出“国”“东方”“五星”等字样，最终呈现的全文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现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惊讶。
经权威人士研究考证，“五星”织锦护臂系采用五组纵向丝线和单组横向丝线织就的五层平纹经锦结构。此类织造工艺在汉代织锦中颇为精巧，极为少见。其图案设计十分独特，包含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吉祥动物和云纹、草纹等吉祥图案，并且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篆书文字巧妙地布置在图案之中。
天地交错，彰显匠心，亦记录岁月。查证可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乃古时星相说法。“五星”即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为古代星占学中特有的天空方位，“中国”，意为“中原”。古人以为，每逢五星齐聚，光芒闪耀东方，国家便会太平兴盛。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各民族相互融合、汇聚成统一体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建设、推进、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在远离中原的尼雅遗址，发现了“五星”织锦护臂，这一发现形象地证明了在两千多年前，各民族之间已经实现了深入的互动和融合。这件文物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和理论依据。
这位人士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一职，此报道由记者李亚楠负责采访与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