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海报
2024年11月17日（周日），在上海衡山北郊宾馆扬子厅，上海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系主办第八届“上海大学世界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活动。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本次活动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屠汉章博士主持策划，主要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范定良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姚汉昌博士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赤文博士、复旦大学西方史学研究中心朱连弼副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蔡丹妮博士、中国科学院史一凡博士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按发言顺序）上海大学历史系吴浩教授应邀在开幕式上致辞。
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屠汉章博士简要介绍了研讨会主题的由来。她指出，一方面，除了学院内部的历史知识，还有民间流传的历史知识。近年来，我们也越来越关注历史研究的衰落。另一方面，除了知识分子生活的世界，历史学家还有日常生活的世界。生活是思想的源泉。因此，今天的研究者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就需要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涂博士致辞后，吴浩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致辞。吴教授表示，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希望进一步填补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短板。吴教授希望本次研讨会不仅能为上海等地的青年历史学家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也为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历史理论和历史史专业的发展提供思路。
历史学家的个性
上午交流活动的主题是“历史学家的人格”，重点探讨历史学家的经历、经历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历史写作和史学思维。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范定良作了题为《拥抱历史学家的主体性：迈向双重分裂的弥合》的报告，并就“日常世界中的历史学家与史学家”这一话题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首先，范老师以康德、兰克、里特等历史学家为例，阐述了这些历史学家如何将自我认同与学术著作分开。受到主观性、社会分析等理论的启发，她开始关注社交网络中历史学家的身份，将历史学家视为“日常世界中的人”，并研究这种身份如何融入学术实践。范老师个人倾向于采用卢曼的“生活世界”观，即“生活世界”是每个人主观观察的结果，“生活世界”是个人的。范老师还从卢曼将“人”视为某种“社会角色”的观点出发，关注人格与实践、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这种相互作用如何产生有自我意识的“人”。
范老师在回顾了现代主义科学话语中主客体的分裂与反思后，提出了研究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四个视角。第一，经验的感知和处理。对此，范老师以德国历史学家战争经历的共性和个性为例进行了阐述。 19世纪末至1920、1930年代出生的三代德国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世界大战。他们对战争的记忆，对纳粹政权的态度，甚至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都不同。第二，情绪反应和规范。范老师注意到，19世纪的历史学家用非常淫荡的语言来描述档案。这本质上是他们对历史研究成果的希望与日常档案研究的痛苦之间的斗争。此外，从历史学家的认识中还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涉及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学术生产的结构性因素。第三，沟通的动作和能量。例如，德罗伊森在写作时，就从一位名叫贝洛的“隐形助手”那里受益匪浅。又如，年鉴学派势力范围的扩大，得益于布罗代尔与美国基金会的密切关系。四是表演的呈现与创作。范老师以科泽莱克躺着拍照的姿势，以及比勒菲尔德学派一贯的服装偏好和极具攻击性的讨论风格为例，认为学术知识和学术身份也体现在表演行为中。创建。
最后，范老师指出，探索历史学家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形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学家及其历史生产，也有助于塑造对历史学科的信任。如果我们从主体性出发，以开放而谨慎的态度探讨思想与社会、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或许就能揭示出历史知识确实是由内容与形式、质量与表现构成的。的。但从更深层次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表演最终的寿命也是有限的。
与关注历史学家的“情感”不同，上海师范大学姚汉昌教授非常重视“理性”和“经验”的作用，并做了题为“思辨史学中的理性与经验”的报告。
姚老师首先介绍，“思辨史学”是历史学家在缺乏文字参考资料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总结人类本能规律来描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方法。从这个概念出发，姚老师提出，思辨历史的最大特点是思辨历史学家预设人性的本质是一致的。姚老师还提出，思辨历史讲究历史发展的“类型”顺序，比如亚当·斯密的“渔猎、游牧、农耕、商业”四段论。
接下来，姚老师以大卫·休谟的思辨历史为例，阐释了思辨历史的思想前提：休谟认为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他得出历史认识的对象也有客观规律，因此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休谟认为人性是恒定的？姚老师借用科林伍德的观点认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认为历史关注的对象是“短暂的”而不是“永恒的”；如果18世纪的历史学家想要把历史变成一门科学，他们就必须把人性变成像客观物质一样“永恒”的东西。直到后启蒙时代，历史学家才开始反思人性不变的思想，思考人性与自然世界的区别。
最后，姚老师还阐明了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思辨历史”的现实意义。姚老师说，今天我们批评西方世界史研究以西方为中心，但在18世纪推测史学并没有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史学对世界史研究的结果更加平等和公正。普遍的。另外，推测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姚老师将其视为世俗全球史的先驱，为今天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金赤文老师的报告《历史书写是一种行动吗？——海登·怀特与克罗齐的《分道扬镳》从“历史的有用性”问题出发，最终回到分析克罗齐与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
克罗齐将古希腊、古罗马的实践历史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过去获得一些关于政治、军事实践的实际建议；第二类是指历史学者从过去的事件中提取某些美德作为道德教训。金老师分析说，这两类“功利”成立的逻辑前提在于相信人性和美德的永恒性，以及历史的循环运动。然而，上述两种“历史有用性”观点在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期间受到了质疑。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等思想家、历史学家都在其著作中表达了评估形势的观点。他们认为，环境的变化会破坏过去教训的有效性，使事情很难完全重演。这种观点逐渐演绎出“历史主义”的思想。在历史主义中，历史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它将个体编织到全人类的不朽链条中，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实践历史观，即通过历史形成习俗。然而，随着客观主义史学的发展和目的论历史的破产，这种通过历史建立过去与现在联系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了，或者说被压制了。这构成了克罗齐和海登·怀特理论的思想背景。
克罗齐和海登·怀特一致认为，对过去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学家从当下生活中产生的兴趣和意识。克罗齐由此提出“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历史”的论断。海登·怀特则从历史语言和修辞学出发，分析隐藏在历史文本中的历史学家在审美、认识论和伦理层面的主观观念。事实上，海登·怀特的历史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提出的，当时西方历史学科越来越远离生活，它是对“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重新回答。
但克罗齐与怀特也存在分歧，前者成为后者“元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在怀特看来，克罗齐最终讽刺地将历史限制在展示实际发生的事情上。历史只能清晰地表达过去，却无法帮助人们“对‘现在’做出任何具体的陈述”。特定历史性质的判断。”怀特指责克罗齐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中蕴含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坚持认为历史写作永远不能被去道德化。
怀特的观点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伦理选择是历史解释和历史有用性实现的内在目的。历史写作是历史学家在特定情境下主动运用意识修正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生成客观世界新意义以与现实相协调的过程。其次，历史语言本身也无法逃脱伦理选择。怀特将历史话语视为言语行为，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寻求改变世界，改变一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方式，或者世界上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方式。事实上，上述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怀特自己对历史相对论的回答。他呼吁历史研究者在寻找史实时要注意某种历史结论的意图。
日常生活和全球历史
下午第一个交流活动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与全球历史”。两位主讲人将饮食、微历史等生活现象与全球历史联系起来，赋予全球历史更丰富的层次和更生动的阐释。
复旦大学朱连碧副教授在题为《权力、经验与感知：从全球历史角度反思食品民族主义研究》的报告中，介绍了食品民族主义（Gastro-nationalism）和国民食品（national food）等概念。讨论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民族主义与全球历史等研究课题之间的关系。
首先，朱老师介绍了食物民族主义的研究历史。在国内，马蓉教授团队在回顾国外社会学民族主义研究时，将“Gastro-nationalism”一词译为“烹饪民族主义”，与该术语的原始含义和适用范围不太相符。在国外，日本学者一条宫子提出，饮食民族主义涉及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带有“日常民族主义”的色彩。研究人员不能仅从政治领域探讨饮食民族主义。她提出了一个关于食品和民族主义的三层研究框架，即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全球层面。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朱老师认为“美食民族主义”包括原料、烹饪、饮食等问题，以及“国民饮食”的构建等问题。使用“食品民族主义”一词可以更好地涵盖各种观点。
在提供了“粮食民族主义”的概念框架后，朱老师提出，生成一个概念还不够，还需要将“粮食民族主义”的研究与传统民族主义研究、全球历史视角下的民族主义研究联系起来。 。朱老师提出，移民与“民族饮食”的关系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重要线索。她指出，在移民的文化生活中，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关注食物“超越国界”、在多个全球空间相互作用、并最终被赋予“国籍”的过程。
将朱老师构思的“权力”、“体验”、“情感”三个概念融为一体，可以更好地研究特定的食物如何激发人们的民族归属感，甚至影响民族的自我定义：研究“权力”，即，开展“自上而下”的研究，可以吸纳官方档案、立法资料、媒体资料等，探索国家、地区、地方力量，融合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研究方法。对“经验”和“情感”的研究更多地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利用日常生活的记录来探索社区、集体乃至个体自我意识的历史。
最后，朱老师指出，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研究粮食民族主义，可以呈现更加多元化和竞争性的视角，更加生动地探讨全球历史上的粮食案例，用分析方法从差异中总结出共性。
杭州师范大学蔡丹妮老师以《全球微观史的兴起》为题，从全球视角聚焦“本土”观念与实践。她指出，全球史与微观历史的结合很重要，因为这种研究方向不仅关注宏观结构趋势，而且逐步定位具体事件、商品、文本或技术，关注个人或群体。而正是“人”所表现出的“能动性”（agency）成为全球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因素。关于微观历史的全球转向趋势，中文中有“微观全球史”、“全球微观历史”等术语。她的标题采用了后者，主要来源于两篇英文专刊介绍的概念（“全球微观历史”），而这两篇介绍也是蔡老师报告的重点。
第一篇文章《全球微观历史：值得关注的案例》（罗曼·伯特兰和纪尧姆·卡拉法特撰写）来自《年鉴》特刊。 《历史》，201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本文总结了全球微观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表现：关注深远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互动所带来的场景和场所，书写跨国生活，分析跨国案件或法庭诉讼。三者中，蔡老师重点讲了第一点，即“A Multi-Site Approach to Social Contexts”。这就需要历史学家进入不同的空间，比如人流或货物流动的起点或终点、中转站、司法和外交机构等，思考需要将哪些类型的史料与这个具体结合起来。理解它的地方。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它是一部“多维”历史，将社会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它要求历史学家追踪所有跨境流动参与者的旅行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追踪并不是要预设一个同质的世界，而是要考虑到语境的碎片化和多样性。
对“碎片化”和“多样性”的强调进一步体现在第二篇文章《引言：本地与全球的全球微观历史》（《早期现代史杂志》，2023）中。作者玛克辛·伯格是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历史与文化中心主任。她目前的研究项目之一是全球微观历史。本文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界对本土研究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基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将世界视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可能会导致对本土经验的忽视，而本土社会的现代演化也有不同的路径。因此，讨论全球化也必须考虑地方性和具体性。地理、历史、语言环境将本土与全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土”问题，蔡老师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沉爱迪教授对法国天主教圣婴堂的调查。沉教授在《请为中国孩子捐一分钱：法国天主教圣婴会在中国（1843-1951）》一文中提出，圣婴会的活动改变了一些最无权无势的成员的生活。社会。与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相融合，从而打破宏大叙事的局限性，将全球化历史与地区历史、家庭历史、日常经验相融合。圣婴会在筹款过程中，着力渲染戏剧性的救援场景，这与圣婴会在中国的工作现实几乎相去甚远。因此，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组织，并没有发展出统一的全球现代性，而是凸显了文化差异。第二个例子是林玉琴教授对家居行业社团的讨论。在《美丽帝国的蝴蝶品牌》一书中，林教授认为陈蝶仙拥有非常前卫的全球经营理念，能够灵活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陈蝶仙在《如何建设中国工业》的文章中认为，照搬外国技术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改进是正当的。 “民间工业主义”和“修修补补”这两个核心概念为理解“本土”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在结语中，蔡老师回到了上文提到的第一个引言，指出多点路径同时分析并不意味着将历史研究对象标准化为参照物来揭示连贯性或交互性，而是有必要质疑绝对同一性的前提并强调特定情境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微观史学的“全球转向”也有助于历史学家反思全球历史的叙事。
日常和非凡的历史写作
下午的第二个报告中，华东师范大学史一凡老师做了题为“从日常抵抗到政权韧性：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视角转变”的演讲，上海大学屠汉章老师分享了” 事件史研究中个体记忆的反思。
史老师首先从理论角度总结了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存在的两种“碎片化”倾向：一是“内卷性碎片化”，即研究者提炼案例，但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情况；二是“解构性碎片化” ，这意味着研究者在解构某些宏大叙事的同时，却无法把握整体的宏观历史图景。在面对这两种“碎片化”的基础上，史老师提出，研究目标不仅要反映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还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新的、全面的理解。 。
随后，史老师介绍了现有的两种解释国家与普通民众生活关系的理论：“极权模式”强调以强制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而“抵抗模式”则认为，在基层社会，中央政策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取消，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石老师认为，前者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紧张，而后者则往往有浪漫化的倾向，导致人们低估“政权的韧性”。因此，石老师综合理论和历史数据，认为“参与式极权主义”的概念更能解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提出对国家与人民生活关系的全面阐释后，石先生将目光转向了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石老师指出，当前对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亚文化活动的研究往往受到强烈目的论的影响，很容易从“抵抗模式”解读青年人参与“亚文化”活动的心态。石老师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1970年代的合唱团、读书俱乐部等活动后认为，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形成颠覆性的亚文化。最后石老师总结说，冷战时期年轻人的业余生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层面、集体层面和制度层面。
屠老师的报告《事件史研究中的个体记忆》，用鸦片战争的一个传说来探讨非同寻常的事件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中掀起波澜。
屠老师指出，目前关于事件记忆史的研究路径有两条：一是采取更长期的考察方法，描绘某事物在后世的记忆转化轨迹，探究“记忆”与“记忆”的过程和原因。忘记”。另一种则通过介绍经历者的个人记忆，呈现出更加立体、多面的历史图景。她希望结合这两种方法进行研究。
随后，她介绍了鸦片战争期间被活捉的“三公主”的传说，分析了各种记忆材料中的想象与现实。涂老师指出，日本学者增田涉最先关注英国“三公主”在余姚被抓的传闻。他发现德川末期的许多日本文人都谈论这件离奇的事件，并且夸大其词。近期，这一事件引起了中日两国部分研究人员的关注。
“三公主”传说的真相是，安妮·诺贝尔是一位普通的英国妇女，她所乘坐的“风筝号”原本是一艘被英国军队征用为运输船的商船。当船途经杭州湾南岸返回舟山时触礁沉没。船员被当地人活活困住。抓获“风筝”号船员后，当地官员对这些人的身份和来历特别好奇，试图从他们口中了解英国的相关信息。在审讯过程中，安妮·诺贝尔被认为是女王的妹妹。从此，这个传说就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再通过与日本从事贸易的江南商人的口中传到了日本。
涂老师认为，英国商人的妻子是皇后妹妹这个传说之所以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反映了晚清江浙地区和日本学者对海外世界的浓厚兴趣。德川时代末期。有趣的是后人对中英谈判过程的戏剧性想象。三公主的故事给了她们无限的想象，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承担了另一种可能性。
圆桌讨论
在七位学者的报告后，研讨会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以方便与会人员进一步交流和讨论。
讨论中，范定良副教授详细讲解了“情感”在历史学家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过去，“情感”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学术界和公众都要求历史学家克制情感的表达。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也必须遵循一系列情感“规则”。正是因为外界要求历史学家克制自己的情感，而历史学家作为“人”必须具有某种情感，这两点冲突导致范老师越来越关注历史学家作为“人”的情感属性。
针对金池文老师的提问，姚汉昌老师进一步阐释了思辨历史中“理性”与“经验”的关系。姚老师认为，历史学家推测“理性”被视为构建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历史被视为“理性”，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也是有规则可循的。这些历史学家以“经验”为方法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人们的行为逻辑，并运用它来解释古人的行为，以弥补文字记录的缺陷。
为了解答其他学者的疑惑，金赤文老师探讨了为什么海登·怀特的研究道路是对克罗齐名言“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诠释。克罗齐论证的逻辑在于，他相信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会无意识地带着当下生活的兴趣和问题来研究过去，从而将所有历史都打上“当代史”的烙印。同样，海登·怀特认为，每个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都有自己的审美认知偏好和伦理诉求，而这些偏好和诉求都离不开当下的文化语境。
范丁亮老师和蔡丹妮老师讨论了微观历史研究中案例的代表性。范老师认为，选择某个课题进行研究，是因为他留下了资料，而不是因为这个课题能够真正代表普罗大众。这本身就是“特权”的体现，背离了研究“无名”的目标。蔡老师回应称，由于史料的限制，历史研究者并不总是能完全掌控微观历史研究案例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者只能不断丰富和深化“解读”策略，尽力从有限的数据中挖掘出能够连接伟大时代和全球性的关键节点，分析个案背后的结构趋势。揭示，从而赋予全球微观历史研究新的意义。
此外，学者们还就历史学家情感的研究材料、“记忆”概念的界定、大众历史认知的多样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结论
本次工作坊活动以“历史学家与日常世界中的历史学家”为主题，围绕“历史学家的人格”、“日常生活与全球历史”、“历史的日常与非日常书写”三大方面展开。从史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从高级历史哲学来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绪，不仅丰富并扩大了历史理论和历史历史的研究范围，而且扩大了历史的研究范围，但也为各种学校的年轻历史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机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好的平台。
单帆 /完成tu hanzhang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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