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DeepSeek 问世，社会又开始广泛讨论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个议题似乎被“搁置”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形态能否合理接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成果？这个议题能够拓展成以下两个命题：其一，马克思作为技术思想家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人工智能批判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作为技术思想家的马克思何以可能？
技术毫无疑问从未被排除在马克思哲学之外。然而，我们还需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技术思想，是否仅仅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经典范式？其二，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回应，是否仅仅局限在“技术异化”这一有限层面？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为新技术体系改变甚至取代了《自然辩证法》中的经典结论，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技术维度；同样，仅从“技术异化”来指证“人的异化”并将其作为“人的解放”的尖锐对立，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片面肢解，甚至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原意。
当代希腊裔哲学家阿克塞洛斯在《马克思：技术思想家》这本书里持有这样的观点：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对由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异化展开分析的技术学家，并且他还是一位力图消除异化以及对世界历史进行改造的技术学家。马克思的思想一直都包含着技术问题。在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以及《资本论》的“机器与大工业”等文本当中，能够找到诸多关于机器技术和生产技术方面的探讨。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在马克思的观念里，技术并不能被浅显地视为单纯的机器或者单纯的生产等那种“小写的技术”，它并非历史的“对象”，而是历史的“原则”。
马克思认为，技术性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生存论境遇。技术性固然是异化的一个源头，但也是消除异化、实现完全解放的必要途径，也就是“实践”。这种“大写的技术”的实践构成了“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并且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的世界历史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批判何以可能？
这个问题的结论具有隐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现代性批判以及技术批判，在这些批判当中，隐含着人工智能可以被批判的可能性。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一词问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 70 年，它早已不是“新兴”的概念了。其技术哲学、分析哲学、心灵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讨论都已经展开。其中有不少独具创见的思考和结论，像美国发明家库兹韦尔提出的“奇点理论”。当然，这些预言性的见解是属于现时代的。它们不可能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的作品里出现。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和技术批判在今天回答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时仍有启示。马克思将环境改变视为人的对象性自我实现，技术体系的发展及其人工智能成果，是人的自身本质的对象性生成过程。所以，人工智能在不断拓展人的自由边界，人类智能也需向人工智能呈现“敞开状态”。
马克思主义对人工智能进行批判，其突出表现为对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构造差异方面来看，能够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是数字主义批判。在《资本论》的开篇部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将价值解构为交换价值这一行为进行了批判，并且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计算性科学思维不断强化，这种数字主义与现代形而上学等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数字形式主义。二是关于加速主义的批判。在《资本论》的第二十四章里，马克思通过“七个日益”这样的表述，描绘出了资本加速集中以及加速运转所带来的逻辑后果。基于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会加速崩溃，并且世界文明革命也会加速来临的结论。另外，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对施托尔希的加速流通理论进行了批判。三是对技术封建主义和技术帝国主义的批判。在《资本论》第十三章中，马克思仔细考察了机器技术谱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技术的异化历程。这种“技术帝国”构建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比封建时代的规则更为严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如同“现代丛林法则”一般。如今流行的对“技术封建主义”和“技术帝国主义”的批判，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处于马克思的洞见范围之内。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具备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历史主动精神。马克斯·普朗克曾表示：“人类的科学无法解开最终的自然之谜，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我们正在设法解开的奥秘的一部分。”然而，马克思坚信，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恰恰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并且知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是作者。本文是作者在“东方青年学人沙龙”第 6 期研讨活动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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